管子选讲

开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复兴的大门

——《管子选讲》自序

许久了，人们谈论春秋“诸子百家”，总是儒、墨、道、法、兵、阴阳，忘了还有“管”家，忘了以“经济家”为代表的齐国“稷下学派”曾经那么举足轻重、那么独领风骚、那么称一时之盛。

按照出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管子实际上是“春秋第一子”，老子、孔子、墨子、孙子、韩子皆生在其后；如果把以管仲为代表的思想理论体系称为“管家”，那么管家其实也是“春秋第一家”，齐国正是凭借管家思想才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因此《管子》一书，也就是“中华经济学第一书”，上海财经大学已故的胡寄窗教授称其为“一本伟大经济巨著”，认为《管子》全书以“经济”为论证主题“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我们说其第一，并非是把它评价为中华传统经济学的“创始”，而是指《管子》论述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文献上“最完备”、在战略上“最理论联系实际”、在国家经济策略上“最集大成”。

孙中山先生解释“政治”为处理众人之事，中国文化中“经济学”本来就是“政治的”，本不需要在“经济学”前加“政治”这个限定语。之所以还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是顺应近代以来借鉴西方的文化概念早已经形成的表达习惯。有些文化语汇一旦形成，就成了约定成俗的观念，不暂时将错就错似乎就无法沟通。要想彻底地扭转偏见和误解，只能依靠长时间的历史验证。

华夏文明的传统经济学核心理念创始于《易经》，《乾卦·文言》中说：“利者，义之和也。”指明了取利的原则和财富的伦理来源。这一理念源头是如此重要，不但体现了华夏文明“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且清晰地阐明了“利”的贯通性质：物理上的利，实际是伦理上和气的体现。利，因和气而成为“益”，因争夺而成为“害”。一种所得到底是“利益”还是“利害”，不是由资本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事人心念和行为的伦理性质。例如，同样一笔钱，因为捐赠而成为“善款”，因为贪腐而成为“赃款”；作为生产和分配决定因素的资本，一方面可以因为拥有者的自私与残酷，成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另一方面也可以因为拥有者的关怀与善意，成为“匡扶正义、兼济天下”的善财之源。

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学者把这种“贯通各学科”的现象称为“跨学科”，实际上是未能彻本知源的提法，因为社会科学学问的实质本无学科界限。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大谈“人本经济学”，同样是不能明心见性的未到之语，人有善恶好坏诸种不同的表现，试问经济学到底要“本”哪一个“人”？最根本的说法在中华传统经典里，例如曾子在《大学》里表达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最彻底的说法应当是“德本经济学”。

说到经济的“德本”，超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界限。西方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首要问题，只在财富的“物”象上做文章，始终未能深入到财富的“本”地。而中国传统经典往往以达到“学究天人之际”境界的语言，一语道破“财富的来源”。例如，《易经·坤卦·文言》中指出“厚德载物”，明言德行积累不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承载（获得）一切“物”质财富。再如《道德经》中指出“道生一二三乃至万物”，清晰地指明作为万物中的一物的财富，在根本上是由“道”生发出来的。可是由于世间人大多数不明“道”，所以还是对“财富的来源”不明所以。这样，老子在《道德经》的结尾就直截了当地把答案和盘托出：“即以为人己愈有，即以与人己愈多！”那就是说，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己拥有的就越多；给出去的越多，自己收回来的也就越多！

人类社会在伦理上界定“为他人”是公、是善、是德，界定“给出去”是公、是善、是德，这正是对“德本财末”观念异曲同工的解释。《黄帝内经·灵枢·本神》中说“天之在我者，德也”，说明“我”要想发财，就必须积“德”；我要想积德，就必须遵守“天”的规矩。“天”就是自然，自然的规矩就是“天道”，就是“天理”。天理化为人间的规矩，就是人伦，人伦的具体内容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管子恰恰明确地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在齐国倡导中华伦理经济学，最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把齐国送上霸主地位，影响后世几百年。以至于孔子都感慨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至于孔子以圣人境界，因管子未能倡行王道、复兴周室而“小之”，导致后世既无实践经验也无圣人境界的儒生居然也长期轻看管子及其学说，实在是自命清高、因噎废食、求全责备、流弊

深远的憾事！

以现代分科的角度看，管子经济学是伦理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统一，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统一，是政府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的统一。在中华文化中，“经”指恒常之道，是最权威、最彻底、最合适的“理性”；“济”的本义是过河，引申为周济、帮助、与乐和拔苦。综合起来，“经济”的本义是指“以最智慧、最无害、最有益的方式让天下人民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全方位满足”。绝不仅仅是西方起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那个研究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这种文化翻译的历史误会，据某些学者考证，肇始于一个叫神田孝平的日本人，他在1892年前后把economics这个词汇翻译成汉字的“经济学”，导致当时没有文化自信的国民以为自家没有经济学，这一错就是一百多年。其实管子经济学恰恰是包括但不限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是强调与时竞而不与人争的经济学；是圆觉的智慧而不是局限分科的经济学。

以今天的学术视角来看，《管子》的根本理念都是“跨学科”的论述，既是伦理的经济学，也是政治的经济学，更是行为的经济学。例如，管子论述德、义、礼这些伦理内容都是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内容为依托的：德有六兴（另一说，叫六典），分别是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穷；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纤、啬、省用，以备饥馑；礼有八经，分别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在这样的理论体系内，涵容着解行相应、知行合一的智慧，绝不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所批评的那种远离真实的“黑板经济学”。

之所以很确切地说《管子》中所述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因为管子时刻把国家的治理与发展经济统一起来。例如《管子》开篇就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那么怎么能达到天下大治呢？管子认为只要热爱人民，利益大众就能做到：“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天下治矣。”利益大众，治理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富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

钟永圣，经济学博士。大连儒学会创会副会长，辽宁省首届写书人奖获得者和辽宁省委讲师团讲师。《中国青年》杂志“传承”专栏作者和封面人物（2014年第18期），大连市“学习论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论语通解》主讲人。近三年来，应财政部、保监会等国家部委和党政机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邀请，公益讲座逾80场。主要著作有：《中国经典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学智慧》《中华经典十二部浅说》《论语通解（一）》等。

本书是作者系列讲座的结集。作者首先以亲和力的语言，向读者传授了学习传统经典重要的三个方法——“以经解经”、“体慧”，以及“至诚诵读”。作者重实践的“体慧”而非仅止在知识的了解，重至诚的感悟而不拘泥于学术的辩驳，在他的充满智慧的讲解下《管子》不再是玄之又玄的“天书”，是一部人人都能看得懂，获得切实的启迪和智慧，从而改变自身命运的读物。

第一讲

抛开“管子”其人其书，单从文字上看，管子就是“管理自己”——开篇题解就引人深思；作者通过引用在学习过程中令其特别震撼的几句经典，揭示了天地运行的规律，健康的真正秘密以及生理和天理之间的贯通关系；阐明中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构建原则，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管子”题解：管理你自己…………………………………………… 2

回顾：两年前讲座的纲要……………………………………… 3

人不幸福的原因………………………………………………… 5

转变境遇的方法………………………………………………… 8

“天之在我者，德也”………………………………………… 11

引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经济”和“管理”……………………… 13

我们有自己的纪年……………………………………………… 14

中华文化的构建原则…………………………………………… 14

“经济”之道：十二“经”普“济”全身…………………… 16

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18

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境界分类…………………………………… 25

制度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原因…………………………………… 28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