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创造》季刊的性质
《创造》季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它与创造社究竟是什么关系？此前学界似乎形成两大共识：一、《创造》季刊是创造社的同人刊物，二、《创造》季刊是创造社的机关刊物。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有来自仓造社成员自述的依据，但都是不可靠的。
《创造》季刊是同人刊物吗？
首先，《创造》季刊并不符合“同人刊物”的重要特性。
究竞什么是“同人刊物”呢？这一概念应该源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同人报”或“同人报刊”。对此，权威工具书是这样界定的：
同人报由编辑部成员合作经营并共同主持编辑业务的报刊。主办者自愿结合，以他们的共同主张为所办报刊的宗旨。
同人报的主办者常以“同人”（或“同仁”）自称。报刊的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均由其成员担任。对报刊的活动方向和重大材料的刊登，须经过全体成员或主要成员讨论决定。但同人报的同人只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体，当同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任何成员都可以宣告退出。因此，同人报和机关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报刊。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兴办刊物，倡言革命，其中不少带有同人报刊的性质。五四运动中，同人报刊更风行一时。著名的《新青年》杂志，自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曾一度改组为同人刊物。
按照这样的界定，《创造》季刊在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上是不符合的：它既不是同人“合作经营”的刊物，也不是“报刊的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均由其成员担任”。《创造》季刊完全由泰东图书局独家经营。创造社同人只是编辑者，不是出版（发行）人，更谈不上“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均由其成员担任”了。
其次，《创造》季刊的办刊初衷是“同人”的，结果是向外“开放”的。
从1918年夏到1921年春，在还没有创造社这个团体之前，郭沫若、张资平、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陶晶孙等人一直在酝酿办一个纯文学杂志，后来定名为《创造》。他们的初衷是想“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于是有这样的结论：“创造社实际上是一种同人团体，《创造季刊》以下各种刊物，实在是同人杂志。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说了。”而事实却是，《创造》季刊的办刊初衷是“同人”的，结果是逐步向外“开放”的。从《创造》季刊创刊号的稿件来看，确实汇集了创造社“同人”的作品，但到了第二期编辑者就改变了初衷。负责编稿的郭沫若在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开篇就说：
我们是最厌恶团体之组织的：因为一个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
自创造第一期出版后，有多少朋友写信来要求加入，问及入社的程序等等；我们能得多少朋友为我们表同情，这是我们所由衷感悦的了。
但是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
20世纪50—60年代，张光年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主编，并参与不少重要文件、报告的讨论、起草，深受周扬的赏识。1969年2月他的《我和周扬的关系》，虽是他在成为“文艺黑线人物”时被迫撰写的“检讨书”，但也提供了了解五六十年代文艺界重要事件的一些线索：包括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1958年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设想，和60年代初“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方针的提出。对张光年的这份“检讨书”，本文就相关背景作了注释，在注释中作了建立在不同时间、不同处境下同一和不同的人的对话关系的尝试。《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为报刊写作，是晚清至五四时期散文最显著而重要的特点。以报刊为媒介载体的散文，其新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外在地影响着散文的体式、语言和风格。同时，媒体的价值取向又规定或部分规定了散文的主题设置。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媒体与散文现代性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以报刊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是晚清至“五四”的主流媒体为中国现代性建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媒体散文是联结报人志怀、报刊功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词。《时务报》等媒体，生成了其时以“维新”、“新民”为宗旨的论说体散文。五四新文化时期，散文的主题由“新民”置换成“立人”，散文语言由文白合体转化为现代白话，散文体式由论议体的一枝独秀变为杂文与美文的双流并呈。五四时期的许多散文作家，既是现代散文理论又是现代散文创作自觉的主体。理论与创作的有机互动，实现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史料与考证
材料与注释：张光年谈周扬
关于王瑶的两封信
《创造》季刊的正本清源
文学史研究
不确定性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
——1985—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
伍光建对《简爱》的通俗化改写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尝试
——论《东吴学术》“年谱研究”的意义
思潮与流派
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海外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学输出
“新现实主义”和文艺界的“华东系统”
——1950一1951年间的《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
商界小说的权力欲望叙事
作家作品研究
室内“硬写”的改造：丁玲《一天》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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