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从经济改革来说，我们就面临着坚决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规划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二，党政领导机关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等方面认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前政府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更大范围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第四，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反全球化的潮流在个别群体中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落实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其重大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在于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
　　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正未有穷期。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才能克服发展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开辟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书摘2
　　20 世纪末期，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东南沿海的大片地区在世纪之交首先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出现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巨大的“增长极”。
　　首先出现这种局面的是浙江。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是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1980 年，浙江的全部工业总产值只有201 亿元。其中，民营工商业尤其落后，全省民营中小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700 万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0.035%。1981 ～ 1985 年是浙江民营中小企业起飞发展的时期。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是从千家万户的家庭作坊和“前店后厂”的小企业开始，形成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企业集群（clusters）和特色产品，在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上销售。1985 年已经有26.4 万户农民个体企业和农民联户企业。
　　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支持下，浙江省5 年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80 年的429.72 元增加到1985 年的839.56 元，年均增长14.33%，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980 年的219.21 元增加到1985 年的548.6 元。
　　1985 年以后，浙江的民营中小企业继续迅猛发展。2000 年，城乡民营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到全省工业增加值的49.0%。从1981年到2000 年的20 年中，浙江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从1980 年的67.7% 降低到2000 年的37.2%，下降了30.5 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也从1980 年的14.9% 提高到2000 年的48.7%，共提高了33.8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5 个百分点。
　　到20 世纪末，浙江省的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年人均收入都仅次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居于全国其他省级单位的首位。
　　广东是中国一个老的改革实验地区，以外向型的乡镇企业见长，早就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不过在20 世纪末期，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法治环境的改善滞后，它在对内对外经济上的表现都较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所逊色。广东有些地区已经在改善投资环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急起直追。如果能在与香港特区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优势互补，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江苏的经济发展经历过一些曲折。20 世纪80 年代，“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较之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曾经一马当先，显示出很大的竞争优势。然而到了90 年代初期，这些由基层政府控制的社区所有制企业虽然规模有了发展，却日益表现出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缺点，出现
　　了效率下降、增长乏力的趋势。过去，中国国民经济每一次出现衰退，江苏总是最先走出逆境，增长速度大大领先于全国各省。但在21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出现转机时，江苏的表现甚至差于国内许多地区，并被浙江所超过。因此，“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需要进行制度改革成为各界
　　人士的共识。但是，“放小”很快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掌权的人用很低的价格把企业“半卖半送”或“明卖暗送”给自己人。二是在改制成股份合作制的时候，不但不对原有的职工社员就劳保欠账作出补偿，还强迫他们交钱入股，否则扫地出门。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引起了职工的强
　　烈反应。针对这种偏差，国家经贸委发出通知要求“刹住这股风”，于是，有些地方停止了“放小”。停止“放小”的地方，经济更加恶化，以致这些地方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掀起了向温州、台州学习的热潮，借鉴了后者的企业制度，进行了产权重组，绝大部分都改制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1） 从那以后，苏南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GDP 增长、工业生产回升，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特别是它的外向型经济，情况很好。
　　苏南的外向型经济原来不及广东强大。1994 年中国和新加坡合资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引进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全套“软件”（即规章制度），并向江苏的各个开发区移植，使江苏省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加之苏南地区邻近中国最大的商贸、金融中心——上海，使境外投资大量涌入。
　　总之，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私营经济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和提高，成为支持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沿海地区具有极大活力经济的带动下，中西部和其他地区也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到20 世纪末，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最大的经济部门，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摘3
　　在中央政府的强力领导和各部门的政策支持下，对外开放基地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统计，1980 ～ 1990 年，深圳等四个特区10 年累计完成基建投资超过300 亿元。
　　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高速增长区。大开放引进了大外贸，推动大外贸带来了大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如深圳市，转眼之间就从一个偏远的渔村成长为现代化的都市。最早建立的四个特区，1985 年工业总产值只有55 亿元，到1990 年就达495 亿元，5 年增长8 倍多，平均每年以50% 高速增长。
　　中国营建对外开放基地的核心任务，在于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获得国外企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世界市场的营销渠道。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在“七五”期间（1986 ～ 1990），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00 亿美元，投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三资企业”2000 多家。对外开放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强劲发展。1993 年外商投资企业全年出口额252.4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5%。（1） 沿海12 个省、区、市1990 年的外贸出口额近400 亿美元，约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2/3。
　　在经济特区的带领下，全国范围内的引进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1992 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纷纷来华投资，投资地域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发展，来华投资的国外大企业、知名的跨国公司明显增多，投资领域拓宽，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投资项目比重上升，投资合作的方式趋于多样化。1979 ～ 1993 年期间，中国吸收外资协议总金额为314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78 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协议金额858 亿美元，实际使用718 亿美元，全国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7.4 万家，协议外资金额为2219 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为61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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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比较》辑刊、《洪范评论》主编。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规划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乐平基金会发起理事，阿拉善生态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1984—1992 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 年、2005 年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4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IAM）授予他“杰出成就奖”。2005 年获“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2011 年国际经济学会授予他荣誉会长称号，以表彰他对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

本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自序 / 1
第 1 章“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开始 / 1
1.1 “两个凡是”，还是探寻新路？ / 2
1.2 “睁眼看世界”的启示 / 9
1.3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转折 / 19
1.4 对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初步探索 / 29
第 2 章初试“市场社会主义” / 34
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由来 / 35
2.2 市场社会主义的本土资源 / 45
2.3 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大规模试验 / 52
2.4 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后续影响 / 57
第 3 章增量改革引领民营经济发展 / 63
3.1 个体经营，还是“一大二公”：中国农村面临的选择 / 64
3.2 包产到户的最终胜出 / 71
3.3 增量改革使民营经济破土而出 / 82
3.4 增量改革的成就和不足 / 92
第 4 章20 世纪 80 年代对全面改革的探索 / 99
4.1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 / 100
4.2 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和对总体改革设计的探索 / 104
4.3 1986 年：配套改革计划及其流产 / 108
4.4 80 年代末的大辩论、经济动荡和改革退潮 / 112
第 5 章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 / 124
5.1 1989 ～ 1992 年的改革目标大辩论 / 125
5.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 131
5.3 “50 条”《决定》的改革总体规划 / 133
5.4 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改革的进展 / 141
第 6 章对外开放为改革和发展增添了动力 / 155
6.1 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 / 156
6.2 80 年代：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 163
6.3 1994 年的外汇改革和出口导向政策的全面实施 / 172
6.4 走向全面开放 / 175
第 7 章世纪之交：市场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崛起 / 182
7.1 争议“基本经济制度” / 183
7.2 中共十五大的重大决策：“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 192
7.3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 200
7.4 瞩目的成绩和未竟之业 / 203
第 8 章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 215
8.1 企业承包制：独具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之路 / 216
8.2 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与实施 / 227
8.3 世纪之交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浪潮 / 233
8.4 国资委建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 / 241
第 9 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步履维艰 / 255
9.1 苏式经济增长模式的引进 / 256
9.2 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增长模式转型 / 266
9.3 “十五”期间粗放增长方式的回潮 / 272
9.4 增长模式转型失利带来的恶果 / 280
第 10 章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隐现 / 291
10.1 刺激政策、货币超发和两种形态的“通货膨胀” / 293
10.2 投资热潮推动的货币超发和信用扩张 / 301
10.3 货币超发的后果：资产泡沫生成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积累 / 308
10.4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审视和改善宏观经济状况的艰巨任务 / 320
第 11 章腐败行为的蔓延 / 325
11.1 90 年代铲除寻租制度基础的努力 / 326
11.2 世纪之初政府管控增强对扼制腐败的负面影响 / 335
11.3 腐败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扩散 / 341
11.4 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威胁 / 346
第 12 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开辟光明未来 / 352
12.1 两种不同的估计和两种对立的方针 / 353
12.2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 / 359
12.3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种种阻力和障碍 / 366
12.4 推动全面改革落地生根 / 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