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三部曲：红星闪闪

第三部 1986  刘宜强说

我被关到绿岛新生训导处的时候，离我刚到中国台湾也不过就是几年的时间，至于我是怎么到的台湾，你知道那时中国大陆战场情况比较明朗了，我的撤退是随着家庭的。不过这里，你知道我是跟我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当红军，我母亲及弟妹被杀，我逃脱以后）就再没见过，后来我被别人收养，就是说我跟了养父母一家撤到的台湾。这个过程我以后会跟你讲。我先讲的是我的身份，那就是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是一名政治犯，你知道吧？那时的台湾对于政治是高度戒备的，关于那时的局势，现在许多资料都已公开了，我相信你也知道的吧。但我跟你讲这个，是说我的政治犯身份，这个是要先讲的；如果不讲，你不会明白，为什么我对于书啊，知识啊，文化啊，还有政治啊，会有那种近乎直觉的敏感。这实在是一代人活生生的经历，但我并不以为谈论它们是多余的，相反，我觉得正是它们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至少是部分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那时，我被抓到绿岛时，已经经过了审讯，不过在改造时审讯并没有停止，可以说一边改造，一边审讯。这样会让犯人更加集中注意力，以达到改造的目的。我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比较集中地谈及我父亲，当然那种谈论是以一种回答审讯的方式，跟今天你来采访我要写我父亲的书，我来回答你的状况，显然是有重大差别的。但我又以为两者之间似乎又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我之所以有这种类比的感觉，就是因为我那时在回答审讯时也是按实际情况说的。就是说我一直在审讯中组织我父亲的印象，因为你知道我跟我父亲是很多年都没有联系的。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啊，对我父亲这个人，我那时也是印象不深的。但直到今天，也许我还是这个印象，但你明白，我在审讯中是把我能记住的我父亲的印象都跟别人讲了。我想正因为有那样的审讯，或许才使我在审讯的回忆组织中，才更加清晰地接近了我父亲。

当然，在今天，在你这个写书的人面前，也许我这样讲，是有些不合适的，但我确实就是这样想的。我跟你说，当时之所以把我抓起来，就是因为我给在香港的一个熟人写信，因为那时我基本上判断会有很长时间回不到大陆去，那时的局势很紧张。我的这位姓张的亲戚在香港，我知道通过他，也许可以找到那个叫李能红的人。李能红是谁？她是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有办法得知我父亲刘行远具体的地址和状况。我想也许这位香港的张先生可以找到李能红，而这个张先生是我养父母家的亲戚，所以这里面就多了几道弯。不过，事情并非出在张先生或是我养父母那家人身上，而实在是因为，在那段全面戒严时期，岛内的生活是非正常的。这些信涉及我要人打听我父亲刘行远，我自然是提到了我父亲过去的事情，你知道他是个红军，对吧？所以尽管我写得很隐讳，但为了找他，我必须提到一些他的情况，因此这些书信被相关人员给审查出来后，我就被盯上了。

那时你是没有办法躲掉的，我的养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过硬的知识分子，跟傅斯年他们都认识；即使这样，这些审查机关的人仍然没有听取那些说情人的话，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不仅仅是因为我在寻找一个当了红军的父亲，并且他们认为在我所写的行文中，看出了我对马列主义的倾向性——我想这也许是我先前跟你讲，我对写书，有先天的敏感的原因之一吧。其实，你自己也应该明白，世界就是这样，哪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只要一旦极端了，人们的思想就会不一样，眼光就会不一样。直至今日，我都不能接受什么叫书信行文中有一种马列主义的倾向，即使仅仅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觉得这有什么指标可以衡量吗？

当然，他们是把那些信件作为内容拆解开来的，甚至分析了语气、语态和断句方式，他们认为，即使是你对父亲的思念、担心、期盼，乃至对他的粗糙的形容，也会成为一种带有观点的描述。他们在我的面前审我时问过我，你的某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写，你的另一句话为什么要那样写。我想事情岔到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方向上了，好像我父亲当红军不是他们要盯的，他们要盯的是为什么是我的父亲当了红军，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在找父亲，不是在期盼父亲，而是在找那个根子，那个赤色的根子。他们很容易就把概念调过来了，好像一个老子当了红军，当了共产党，那从这些找他的信中，反而得到了这个儿子对他老子的支撑，就仿佛事情倒转过来了，他们就是这样看待的，说你就是要寻找赤色。也就是这样，他们才抓的我。

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刚被关进绿岛监狱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父亲以及我父亲所做的事，本来是没有太多的理解的，也可以讲，即使是了解，恐怕也谈不上。当然，大的线索是清楚的，那就是父亲是因为早年在老家起义当红军，而遭到追捕，当然他本人是跑掉了，可他的家人，就是我母亲、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爷爷，却都是经了大难的，这个是基本的情况。后面他们反复审讯我，问的就是这个情况，但他们审讯这个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把这个铁板钉钉的事实核实清楚，自然核实只是一方面，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掌握这个情况。

我感觉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包括要改造我，这个我就必须要注意了。我也在心里想，我果真是对我父亲以及他所做的事，有什么感觉吗？请原谅光这样轻描淡写地谈我那时的感受，因为我实在是莫名其妙被抓进去的，我很难讲清我要找我父亲干什么，但这是当局抓我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有投靠大陆、投共的嫌疑。尽管我可以说我寻找父亲是跟天下所有的儿子一样，只是为了找到我父亲，我跟你讲了，我跟你谈，也是谈我父亲，但你也很清楚，我也不认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是了解我父亲的。在我和父亲之间，也许客观地讲，并没有什么沟通，更何况，出事的时候，我才九岁，后边我能逃掉可能也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多聪明，尽管后来我的朋友们都说，我能从那个杀我家人的现场逃出来，确实是个奇迹。

至于那次杀我家人的情况，审讯时也是反复问的，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关进了绿岛监狱，我觉得当局也并不认为我亲生父亲是个红军，是关押我的理由，而是因为我在写信找他，并且我为什么要找他以及我在信中谈到他时，我说过了，他们分析、在意并在判断我的语气和内心状态（天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有那种赤化的倾向。

他们抓的人很多，各人情况不一样，可能有些人未必像我这样有一个早年当红军起义闹革命的父亲，但他们，你想想，或许仅仅因为他们有红色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就被抓起来了。我在绿岛上后来跟他们生活了很多年，最早时我还以为他们比我要更冤，但后来我发现，情况都差不多，反正那种罪名几乎都是莫须有的，无非是当局在高压的政治态势下必须要做出的一个举动而已。我为什么要讲我那时刚进绿岛监狱的情况呢？因为你在问我问题时，我也发现了，你并不是单纯地要让我这个儿子怎么加快回忆出我父亲的什么内容，你好像确实是个认真写书的人，因为你想知道我怎么会在绿岛时在自己的内心里真正去考虑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吧，我想我之所以在进绿岛监狱以后才算跟父亲有了接触——是记忆里的接触，更是精神上的接触——这自然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被绿岛监狱的那些狱警们非常详细地审问，并且那些所谓的教官是十分苛刻而又系统地对我们的思想开展批判。他们是要我们认识到红色思想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思想，并且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批判所谓的我们有可能的赤化倾向。

这在当时是让我们集中学习，可以讲，如果不是学习，我们反而是不了解红色思想，至少不可能全面地了解。因为你知道，在那时的台湾，你根本不可能在外边很轻易地接触到有关红色思想的书籍，再加之，在那样的家庭处境下，我的思想意识和我的学术知识，其实都是很系统化的。我养父是台大的，我跟你讲他跟傅斯年很熟，我养母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我养父母对我都很好，关于我养父母家庭的情况，我后边会细细跟你讲。当然，我这么详细地讲，是跟你讲我那时刚到监狱所面临的思想改造的情况，只有讲这个，你才明白，我为什么说在那样的情势下，反而让我对我父亲那样的革命经历和思想有了个新的认识。这不是虚话，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我们的看法了，我始终不认为我们能够对父母辈的选择，尤其是政治选择做什么评判，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就像我和我的养父母，在一生中，我想，我们都不可能做到深入地交流我们的政治观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20世纪50年代的入狱，其实也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养父母。当然我说的是他们的那种对于政治的近乎天真、真诚的自然态度，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很多。但是，这是让人无能为力的，因为台湾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先跟你讲我到绿岛监狱初始的情况。那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岛，刚上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你被孤立起来的感觉。跟你讲，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戴镣铐，甚至监房都用不着上锁，你知道那是一座孤岛，况且四周就是太平洋，你没有任何办法离开那个地方，尽管后来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但始终没有人能够成功。如果单纯从地理上说，绿岛确实合适做天然的监狱，因为在这广阔的太平洋上，这个岛本身就是个完全悬浮的地方，岛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你看到那岛上满眼绿色，但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岛，你才发现那些植物，如小树和灌木，其实都是经历了无数年的风吹雨打顽强生存下来的，不是你熟悉的台湾岛上的那些物种。其实你可以想象，因为海风很大很剧烈，并且经常带来海水的腥湿，盐分很高，如果要种那些可以给犯人们吃的淡水作物，只要一起海风，一有大的风浪，这些东西就会完蛋。所以岛上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一开始，他们气势汹汹，很严厉，但很快你就发现，那只是做做样子，因为即使让你放开手脚，你在岛上也无所作为，更不用说逃跑了，因为你想生存下去都很难。因为我们是政治犯，所以他们并不担心我们会有什么特别的危险行为，比如逃跑、越狱、刺杀教官这样的行动。他们就是要在这种地方改造你，消磨你，使你屈服，这个最早我就看出来了。

一开始我不是很明白，像我这样被莫名其妙抓进来的人，有什么可以改造的。但随着我的服刑时间的加长，我才发现，你不仅是你自己，你也是一个庞大的有可能有问题的人群的一部分。因为在他们的教育理念下，你会发现，红色思想确实存在，红色思想也很系统，即使他们是为了批判你，批判红色思想，而引入了红色思想的著作和论点，但毕竟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接触并且是全方位地接触了这种红色思想。因而，你可以很平静地看待这些思想内容了。我之所以跟你先讲这个，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既不想神化我父亲，也不想让你以为我那时很幼稚地仅仅是出于对父亲的思念，才去理解我父亲的。确实，我是进了绿岛监狱后，才开始对我父亲有了点思考的。

陈家桥，1972年生，安徽六安人。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已发表作品七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小说集四部。系当代七零后代表作家之一。获安徽社科文艺出版奖，莽原文学奖，广州文艺奖等多种。现任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对我们来说是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生活。   

   老红军刘行远是一名普通战士，从早年红军武装起义阶段，到抗日战争阶段，到解放战争阶段，再到西南剿匪阶段，他心系家国河岳，做出了努力与奉献：由于参加革命,他付出了妻儿惨遭屠杀的代价；在情况复杂的局势之中，他机智果敢，锄杀汉奸……同时，他认真地对待“活着”这一重大人生命题，细心呵护着人性中的光芒。他既沉重庄严，又那么真实可爱。动荡与苦难中，硬汉刘行远身上那些旁逸斜出的个性更为让人侧目……

没有什么历史比一个人在战争时代的记忆更为生动。      

小说采用口述史的形式，描绘了刘行远九死一生的传奇战争经历，力图还原一名普通红军战士的一生。用文学的手法为我们记录下了一位跨越时代的百岁老人的思想流转与情感波澜。

   《时代三部曲：红星闪闪》是一部具有宏大的历史时空、感人至深的力量与真实质感的革命题材长篇历史小说。

第一部 1929  刘行远说  

第二部 1942  汪孝之说  

第三部 1986  刘宜强说  

第四部 1949  李能红说  

第五部 1951  刘宣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