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54：古代远东战船

中国古代战船的技术演进

在古代中国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时期是从汉代到明代初期，足足有1600多年。在此期间，不仅在战船的建造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水师的组建和水战的技战术方面也有质的提升。古代中国的这一部分将以1363年的鄱阳湖水战作为终结，在这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上战役中，朱元璋麾下的舰队赢得了最终胜利，他也在5年后成了大明的第一位皇帝。

此外，本文还将记述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中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是因为元朝海军曾经远征安南和爪哇，元军还曾利用战船运输军队并不断对敌人发动水上进攻。

由于篇幅有限，一些常见的题材就不重复讲了。例如，对抛石机和燃烧弹等武器，将仅限于介绍它们为适应水战所做的改进，而不包含它们在其他作战环境中的应用。本文的重点将放在战船本身以及它们在战争中的使用这两个方向上。

根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商代就已经有了水上活动，周朝初期就已经有了舰队和水战，但舟师和战船的制度不详。到了春秋时期，在史料上才有了较多的关于舟师和水战的记载，战船兵器的发展史也只能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

中国古代战船只有水面舰艇这一种形式，并且从春秋起直到清朝后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止，都是木船。其发展特点是：从单一船种发展到二十多个船种；从乘坐几人的小舟发展到能载三千多人的航海大船；从使用人力的桨橹和桨轮推进发展到风帆动力；活动水域从江河湖泊发展到近海、中海以及远洋；从冷兵器为主发展到火器为主等等。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战船并没有走上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而是与民用船只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因此，有必要对整个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脉络加以概述。

中国的第一艘船

中国造船的历史十分悠久，但一直笼罩在一片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和历史迷雾中。一些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将最早的造船工艺的灵感归功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伏羲。据说，伏羲除了在占卜和哲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外，还教会了中国先民如何制造“筏子”。很多国家的造船技术都是以独木舟为起点的，但中国并非如此，种种证据表明，中国造船技术的起点就是筏子。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竹林非常繁茂，筏子通常由竹子制成，但是，在黄河流域，由动物皮革制成的筏子更常见，充气膨胀后，这些皮筏子也能漂浮在水面上。

直到近代，类似的、由绵羊皮和山羊皮制成的皮筏仍被用于在黄河上运载乘客和轻型货物。进行短距离游泳的人有时为了节省体力，也要带上类似的皮制浮漂。有趣的是，还有一些较大的黄河皮筏是利用牦牛或公牛皮制成的。通常先将皮革卷成筒状，再塞满羊毛或烟叶（以逃避缴税！）并充上空气。在皮筏子的上方，将木制支架用绳索与皮筏本身的框架（同样为木制）绑在一起，再将大量皮筒一起捆在下方。一个小型的“单人”皮筏由一个约7平方英尺（0.65平方米）的木制框架组成，由9到12个皮筒支撑。大皮筏则长30—40英尺（9—12米），最多可使用200个皮筒。

舢板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第一艘全木制船舶时，就会碰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词——“舢板”。按字面理解，“舢”就是“三个”，“板”就是“木板”，其实就是一类小型木船的统称。这种小船就是日后中国各种复杂的大型木船的基本形态。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舢板最初是用三块原木或者木板制成的。如果深入研究舢板的构造，很明显，它们就是从筏子演进来的。为增加船体的强度，古代的“舰船设计师”后来把筏子的前端搭了起来，做成了船头，后续还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包括在船尾引入横梁。从古代的石雕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早期的舢板是什么样的。值得注意的是，石雕还可以证明，从14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用于水战的舢板。这些“战斗舢板”的形状非常独特，我们看到船上的战士手持长剑和盾牌，其中一人还携带着弓箭；船尾还有一名划桨手，负责驱动整艘船。

不朽的“中式帆船”

在西方著作中，描述中国甚至整个东亚船只最常用的一个词是“junk”，指的是“中国式平底帆船”。为什么用这个单词来指代中式帆船呢？可能是源于西方人对“舰”或者“船”中文读音的英文转译，而且很可能源于对四川方言读音的转译。不管如何，从1555年开始，英文便这么用这一单词。令人尴尬的是，至少在英语中，“junk”的主要含义是“垃圾”，含有贬义。因此用这个单词来指代中式帆船在某种程度上还暗含着认为亚洲船只的技术要低于西方的意味——即便明代航海家曾经远航并抵达过非洲，都没能消除甚至削弱这种偏见。实际上，中国船只在许多方面要远远领先于欧洲，比如中式帆船很早就采用了水密舱、平衡舵，以及竹条加强过的帆幕（也就是将竹条呈横向安置在帆幕上，并令其互相平行），这些新技术在很久之后才能在西方船舶上面见到。

如果某人决定建造一艘中式帆船，那么至少在起步阶段是不会遇到任何难题的。因为很久以前，中式帆船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先民们早已经因地制宜，完成了不同船型的基本设计。对后人而言，进行一些微小的修改以满足特定需求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更改基本设计。而且，虽然中式帆船根据造船地点的不同，在船型和尺寸上有所变化，但建造的流程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本文将要介绍的各种中国风帆战船也是如此。

建造中式帆船，最初的操作主要是将平木板（作为船底）并排摆在地上，中间再摆上一条龙骨，再用锻铁制作的双头铆钉将它们固定在一起。木板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后，根据船体的长度和所需结构的强度，按照适当的间隔，将横向隔板（其实就是舱壁）或肋条放置在底板上的适当位置，每个都以相同的方式固定。由于当时还没有科学工具，造船工匠只能使用木匠的墨斗和绳子，凭借经验，精心将船体的侧板和腰梁切割成合适的形状。切割完成后，将侧板放到合适的位置，再使船向一侧倾斜，将其钉在隔板上。侧板钉完之后，下一道工序是上甲板梁。甲板梁通常由硬木制成，放在所有舱壁的上方，它们的两端可以塞入最顶层的木甲板中。接下来，还要在已经造好的船体内安装木制框架。这些框架由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部件组成，再用粗钉子连接起来。按照中国的传统，船首和船尾的建造方式大致相同。当船体完成时，就开始安装甲板。最后，还要进行一道至关重要的工序——填补船体缝隙。通常使用石灰和木油的混合物作为填缝剂。这种填缝剂在大约48小时内会硬化变白，可以加固船体并起到防水的效果。

在宋元时期，承担海运业务的商船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柬埔寨吴哥窟甚至有一幅浅浮雕上出现了中式帆船的形象，据考古研究，这幅浮雕很有可能雕刻于1185年。蒙古人的海军四处征讨的时候，也用类似船只充当了军舰。日本现存的、反映元朝东征的画作中也出现了中式帆船。这表明，蒙古人在1274年和1281年远征日本的行动中使用过它们。1275年至1292年间居住在中国的马可·波罗，记录了更多关于中式帆船的细节。尽管中式帆船上有很多新奇的设备，但马可·波罗最感兴趣的还是建有小木屋的甲板、一个运转良好的方向舵以及四根桅杆。当他看到中国的大型帆船还设有防水隔舱的时候，就更感到兴奋了。这些都是在当时的欧洲船只上见不到的。马可·波罗写道：“有了防水隔舱，即便这艘船发生意外，比如撞到暗礁上，或是被寻找食物的鲸鱼撞击，甚至它的某些部分淹没在水中……水还是不能从一个隔舱流到另一个隔舱，从而确保了船的安全。”

中国还有一种名为“沙船”的帆船，也是可以航海的。马可·波罗写道：“因为它们的底部平坦而宽阔，因此可以在浅滩上航行，还可以在沙洲附近停泊。实际上，它们总是在布满沙洲的小港湾和避风港中出没，却从未搁浅过。”

船桨、风帆、方向舵和锚

许多类型的中国古代船只（囊括军用和民用）都有一个重要特征——使用一种被称为“橹”的船桨。古代朝鲜和日本船只也是如此。“橹”与传统的西方船桨完全不同，它并不需要直接伸入水中划水，而是按照一种类似螺旋桨的原理进行操作。“橹”的下部类似“桨叶”，通常由阔叶硬木制成，桨叶又固定在一根手柄或者说“桨杆”上，再用一条绳子将橹固定在船上：绳子的一端系在桨杆上，另一端系在甲板上的环形螺栓上。此外，通常还要在靠近橹平衡点的地方设一个支点。在这支点处再系上一条绳子，这样既减轻了操作桨叶的负担，又能在移动时确保其处于正确的角度。通过拉拽这条绳子可以控制桨叶进入“顺桨”状态。与西方的普遍做法相反，中国船只从不以增加船桨数量的方式来增强动力，而是派更多的人手去操纵橹。

一些在海上行驶的中式帆船以风力作为主要动力。中式帆船装备的特有风帆被称为“平衡式梯形斜帆”，其中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帆幕位于桅杆之前。虽然船帆的具体设计取决于特定区域的传统和环境，但基本结构在各地都是一样的。其最大特征是将竹条平衡横向安置在帆幕上，以横向加强。竹制横条的两端固定在从横析向下悬吊的帆幕缘索上，构成一个升降自如的帆架结构。帆幕织物用绳索编结在帆架的周边和每根竹条上，使帆幕极为平整，收到最佳的受风效果。平衡式梯形斜帆的一些特性在战争中具有优势。比如，由于有横向的加强材料，而且每根横条的间隔不大，因此对帆幕的强度要求不高，竹叶和其他植物叶子都可以编织成帆幕，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船帆一定要用强度比较高的织物来做；这种帆架结构还可以防止帆幕被撕裂，而且即使帆幕上有一些破洞，也仍旧可以收到良好的受风效果；士兵还可以利用竹条爬上桅杆，躲在桅杆瞭望台中并将炸弹扔到敌军战船的甲板上。

1100年左右，一名观察者记录下中式帆船对风力的使用情况：

他们的桅杆呈梯形，非常稳固，船帆在桅杆旁边高高扬起。帆的一边靠近桅杆，就好像屋门一样装在铰链上。帆是由席子制成的，在海上，它们不仅可以利用来自船尾的风，还可以利用由陆地吹向海面的风……但如果风从船的正前方吹来，他们就暂且抛锚停泊。

中式帆船配有艉柱船舵用于转向。尽管有些船舵的体积非常大，但其平衡性都很好。中式帆船的船锚看起来非常简陋，通常仅由一块石头穿过一块木头制成，但非常有效。

指文烽火工作室：由众多历史、战史作家组成，从事古今历史、中外战争的研究、写作与翻译工作，致力于通过严谨的考证、精美的图片、优美的文字、独到的视角为读者理清历史的脉络。目前已经出版军事历史类图书四十余本，其中包括《战争事典》《战场决胜者》《透过镜头看历史》《信史》四款MOOK系列丛书，以及《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倭寇战争全史》《明帝国边防史》《拿破仑战记》《秘密战三千年》《帝国强军：欧洲八大古战精锐》《帝国强军：中国八大古战精锐》等专题性图书。

刘萌：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信息管理双学士学位，对航空史和兵器战术史有浓厚的兴趣，译有《现代空中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服、徽标、武器图解百科: 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奥匈及其他协约国与同盟国》等专著，并发表过多篇军事历史类文章。

汪枫：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冷战史，爱好北欧史、近代史，曾在国内历史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译有《武士王朝：瑞典军事强权兴衰史（1611—1721年）》。    

北原小春：杭州人，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轻兵器爱好者，在《海陆空天惯性世界》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出版《单兵装备008：冷战中的美国步枪》。

何炜：90后，广东人，䇹政学者，现就读于苏州大学。致力于广州湾历史、近代海军史的研究和普及，曾在《舰载武器》《文史天地》《文史博览》《赤坎文史》《湛江晚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王骏恺：2014年入读中*财经大学商法专业，2016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当交换生，军事史爱好者，主攻方向为15—19世纪世界史。在CCTV央视易橙担任军事编辑。

本书讲述了古代远东地区的战船发展历程、武器装备及代表性水战；梳理了加特林机枪的各种型号及参与的主要战争；介绍了清末法国租借地广州湾的武装力量的组成、行动及主要装备；回顾了芬兰将领曼纳海姆的早年经历及他在俄国、芬兰的两段军事生涯；讲述了14世纪统一北欧地区的卡尔马联盟的建立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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