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军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年头。1935年6月，何应钦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北平除了西南卢沟桥尚在国军手里，最近的日军已经驻扎在了丰台。我们知道，丰台现在已经是市区了。想想吧，1935年的时候，这里驻扎的是日军，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许多日本浪人涌进北平。他们开办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铺，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鸦片馆。鸦片馆将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这里暂且不提。

　　  且说在这一年的春天，帽儿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了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她告诉人们，她叫周樱，是协和医院的护士，到这是来租房的。她还告诉人们，她父母本来是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半个月前，接到了北平协和医院的聘书。父母在金陵大学将近二十年了，想换换环境，于是就来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时候，父母染上风寒，双双不治而亡。她本来应该回到熟悉的南京，但就是因为太熟悉那里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个角落里都留有父母的足迹和气味。她说这话时，明亮的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滚动了。谢太太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朝着个姑娘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她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女人，听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惨的事情。她让姑娘住在她家的两间空房里，一个月应该收两块大洋的租金，但她只向这个姑娘要两个月一块大洋的租金，并且送给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并不知道北平的房租，当她第二天知道后，坚决要求按照市价来付房租。姑娘还说，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并不缺钱。谢太太说，也不缺钱，两个月一块大洋只是象征性的，本来就不应该要她的钱。“人都有落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大家帮助，我怎么能再要你的钱呢？”一个坚持要给，一个坚决不收那么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说：“谢谢你，我感谢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太太的大儿子谢天正坐在一边看书，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编辑、记者，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抬头对她俩说：“你们两个别争了，这样吧，大家都各让一步，一个月一块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会儿，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谢太太自然不愿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谢太太确实不缺钱。她丈夫是北平的一个警察局长，名字叫谢让，他有两个儿子。因为谢家有好几辈都是单传，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喜极而泣，给儿子起名谢天。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再次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鸿运高照，他激动地跑到祖坟好好地哭了一场，并给第二个儿子取名谢地。合在一起就是谢天谢地。谢地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谢让成熟、稳重，他不放心的是儿子谢地，谢地正处于青春期，精力好得嗷嗷叫，动不动就给他惹事。而在北平，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谢让正在为北平城里的日本浪人发愁。《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北平就没有安静过，隔三岔五，青年学生就要到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或者举行游行，一是抵制日货，二是呼吁政府抗日。谢让当然和这些青年学生是心心相印的，从东北到华北，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占领着中国的土地。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迟早要蚕食掉整个中国。他甚至巴不得老天爷发怒，来场地震，把那个小小的岛国震到大海里，这样整个世界就都清静了。和青年学生不一样的是，他是警察局长，坚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卖国的，都会保护自己的国家。国之不存，家之焉在？问题是，中国太弱，国人要“忍辱负重”。蒋委员长说，和平不到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相信委员长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警察局长，消息自然是灵通的。比如他就听说过，委员长正在秘密装备、训练四十个德械师，准备将来收复东北，还在华东修建永久战备工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中日一战做准备。这个时间当然拖得愈久愈好。这帮学生总会坏事。他一再告诫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儿子，不要跟着别人瞎跑，上街不是爱国，是误国，读好书是你们学生最大的爱国举动。儿子自然听不进他的话，虽然没有当场反驳，但那眉头皱得很难看。

      警察局长陷入两难之中。政府要求他压制学生的抗日热情，以免被日本人抓到口实，日本人也在向他施压，要求惩办抗日积极分子。北平驻有日本的特务机关，和警察局长打交道的是一个叫樱井兆太郎的课长。一个小小的课长，威风比北平市长还大。他的消息比警察局更灵，过几天就会送来一个名单，让警察局长去抓人。谢让问他们，这些人犯什么法了？这个家伙就像背书一样指着一个个人名告诉他，某日某时在某某地方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做了什么破坏“中日亲善”的事情。谢让只得让自己的手下穿上便装，偷偷地找到名单上的那些人，动静闹得大的，不抓不足以向日本人交代的，他让警察给他们几块大洋，让他们赶紧离开北平避避风头。日本人再来问时，他双手一摊，说找不到了。那个樱井课长倒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次就不同了，他谢让必须得去找樱井课长交涉了。

　　  事情是这样的：北平有个破落的八旗子弟，家里没什么财物，却染上抽大烟的恶习。毒瘾犯了，就摇摇晃晃地上街找鸦片馆。他平常是不敢上日本人开的鸦片馆的，但这次不同，毒瘾来势凶猛，鼻涕眼泪一大把，他用袖子去擦，涂了一脸。这样的人，放在其他鸦片馆，看门的就不会让他进去。但日本人却不这样想，任何人进他们的鸦片馆他们都不拦，你敢进来，就只有乖乖掏钱的份儿。他们从来不相信，身上没钱的人敢上他们的馆子。这个人进去抽饱了大烟，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润，精神也来了。日本人过来问他要钱，他耍起无赖，头抬得直直地说：“钱。”日本人一巴掌拍在他仰得直直的脑袋上，吼他：“你再说一句没钱？”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他用袖子擦一下，脸上鼻涕和鲜血混在一起，像戏里的小丑。他重新把头抬得直直的，瞪着日本人，声音响亮地说：“没钱就是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破落的八旗子弟北平还有不少，啥本事也没有，就会吃喝玩乐耍无赖。在中国人那里，倒也没什么事，多说挨顿揍，但也不会往死里揍，因为揍死人是要吃官司的，犯不着为这些混混去吃官司。他们就这样在北平混吃混喝，一年又一年。他没想到，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日本人不怕吃中国的官司。他话音刚落，木棍拳头都上来了。人被打倒在地，哭叫着求饶时已经晚了，日本人存心要打死他。他确实被打死了。以前人死掉了，如果偷偷地处理掉，只要没人追究，警察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日本人得罪不起。一点芝麻样的小事，这些日本人都能弄成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他们大做文章，就是要让军队开枪放炮，欺负到中国人的头上来啦！中国人只能忍辱负重啊！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日本人何止是欺负到头上了，是到头上拉屎来了：他们把打死的那个中国人扔到了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这么干了！

　　  警察局长带着五个手下去了鸦片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他有理，他可以把这些日本浪人捉拿归案。但他都忘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不和他讲理的。他本来带了手枪，但他想了想，还是把枪取下来放在了警察局。那五个警察也是徒手的。他都这样了，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他面子吧。谁知到了鸦片馆，他刚一开口，就被日本浪人挥舞着木棍和武士刀赶了出去。谢让和五个手下狼狈地站在大街上，眼前无数金星闪烁，鸦片馆的大门像头张着嘴巴的怪兽朝他嘿嘿地笑着。在那一刻，他都有端挺机枪把北平城的日本人全部扫掉的想法了。想归想，

　　  最终还得直面惨淡的现实：如果要把凶手捉拿归案，非得动枪不可——可谁又敢

对日本人动枪呢？

张七七，女，1977年10月生于南京，曾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现代快报》编辑、记者，《发现》周刊主笔。出版有长篇小说《看上去很坏》《民国往事》《北方有佳人》。

      七七事变，日军攻打北平城，二十九军某团残部在团长高昌的率领下撤退，中途汇合以谢让为首的北平警察，又收编了占山为王的胡克利等土匪。国难当头，这几伙有不同信仰和秉性的人组成了“热血团”，坚持敌后抗战。在与日军周旋中，高昌和谢让发觉队伍里有日本人的眼线，奸细告密使热血团付出了血的代价，幸好危难之时总有八路军伸出援手。护士周樱、女土匪朱燕子、军官朱豪生等都曾经是被怀疑的目标，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日本间谍？

      历经九死一生，热血团最终参加八路军，与鬼子血战到底。

      故事曲折生动。战争与爱情、忠诚与背叛，面对血与火的考验，爱与恨、情与泪，民族大义与乱世儿女情，艰难选择。作品细腻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