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和他的作品

　　第十九章
　　从北伐后到抗战前，全国文艺性的刊物突然增加了很多。因为“供求”的需要，老舍就“大力增产”。“量”一多，“质”的方面难免就差了。他说：“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可是还有些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有功夫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
　　由零售精品到批发“行货”，老舍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碍于情面、应酬朋友和增加收入；往往在“半情愿”和“半被迫”的情况下，写了很多“敷衍差事”的文章。他说：“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和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王平陵兄跟我要一篇东西，我随写随放弃，一共写了三万多字而始终没能成篇。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块都给他寄去了。”
　　老舍是写长篇小说出身，后来改写短篇，也是为了应付各杂志编辑。他说：“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多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的更多：‘既然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么说吧，赶一篇，要快！’话说的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的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这些话倒不是老舍自谦，有几篇文章的确是短小而不精干，一看就知道是“赶”出来的文章。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叫《赶集》，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候，他的作品“量多而质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无法安排。老舍到济南后，生活固然很安定，但先决条件是要教书。而教书是既费精力又耗时间的事情——尤其他是个“新入行”的教授。
　　老舍教书很认真，永远是把授课的材料准备充足，讲义编好，然后到教室对学生朗读，再逐段讲解。无论是在“齐鲁”或青岛的山东大学，时常见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图书馆阅读、编讲义。有一次同学问他：“最近写什么小说？”他回答：“没有时间啊！”同学又问：“你每天才教一小时，不是很空吗？”他说：“可是，我得预备讲义呀！这么一来，一整天就完了。”
　　教书是为“稻粱谋”，单靠写作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他说：“设若我要是不教书，或者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功夫都花费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他在给王云波的信里也说：“狗急跳墙，没办法，只能以短篇杂文来应付。”
　　教书和写作在时间上起了冲突，以至生活秩序大乱。老舍着了急：“创作这个准备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字——‘饭’。常常听见人家喊：没有伟大的作品啊！每次听见这个呼声，我就想到这样呼喊的人的心中，写家大概是只喝点露水的什么小生物吧？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么高的才力，这一世恐怕没有写出伟大作品的希望了。但是我相信，给我时间与饭，我确能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一试。”
　　若是“教授”和“作家”之间，由老舍自由选择的话，他曾肯定地说：“我最不愿意当教授，当教授是最没出息的。我每天要预备些演讲材料，要上学校去，这时间花得太多了。不当教授，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方面去，当教授就破坏了一切计划，写长篇小说不行，写短篇小说，不能找到好材而只好马虎了事，这样有什么好贡献出来？我昨天写了十多页，今天统统送到纸篓里了。此处各杂志上写的散文也是在百忙之中草草应付的。”关于应付杂志编辑，他曾坦白地说过：“朋友们索稿十万火急，短篇小说就非写不可；不是因为容易写。而是因为可以少写些字，早些交卷。”后来他甚至于把教书的讲义寄去发表，像《老牛破车》《怎样读小说》和《AB与C》就是这么来的。
　　老舍对“粉笔”生涯越来越厌倦。在一九三三年春天，他得了腰病，仍然要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到一九三四年，他许了个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书，专心写文章，这个是不容易实现的。自己的负担太重，而写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虽然知道创作的要紧。假如这能实现，我愿意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错，那里也有朋友。”
　　他为了这个心愿：一九三四年暑假辞掉“齐鲁”的教职，八月中到了南方；在上海、杭州、南京玩了一阵子，同游的有他的好友白涤洲和齐铁恨。在上海，老舍看见了文坛的盛况，但经过“深入调查”，卖文还是无法糊口，终于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请，重操粉笔生涯。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时局越来越紧张了，老舍再辞青岛大学的教职，才正式成为职业作家。可是生活情况则大不如前了。
　　在青岛大学，老舍仍然不能教书和写作兼顾，有一次王统照和臧克家找他聊天，大家谈到写作计划，老舍说他曾想写一部二百万字的长篇，但因为时间无法安排，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在他摆脱一切教职之后，依然为各杂志编辑逼稿所困，无法写自己理想的文章。这情形一直延续到抗战之后，他实在忍无可忍，才决心拒绝各杂志的索稿，在《宇宙风》上登了个声明，题目叫《磕头了》。他说：
　　朋友们索要稿子，给我很大的痛苦。我的心愿意“有求必应”，我的脑子可是必须“力求节约”。头昏与头晕，在这五年来，时常的使我不得不放下笔。我不甘心放下笔。可是脑子既抛锚，手里紧握着笔又有什么用呢？这本身就是苦痛，我是高兴写文章的人。再加上朋友们的力索供稿，我的苦痛便加了倍数。
　　在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子的东西。所以，去年我决定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这篇小说须有一百万字，预计需两年写成。但是，去年只写了三十万字，因为头晕与头昏时时跟我裹乱。今年，更好了。一入春便头晕，半年中倒停笔了两个多月。照这样下去，今年至多大概只能写三十万字；而百万字非三年多写不成了！
　　朋友们，帮帮我的忙吧，别再向我索要小文！我一天，在头不晕的时候，只能写几百字或千余字。一篇小文便须占去一两天的工夫，假若“有求必应”，那个长篇便永无交卷之期矣。我并不敢说那个长篇将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不过我既已写了三四十万字，实在不情愿半途而废。几位医生都嘱告过我，须停止工作，休息半年或八个月，以免病痛越拖越深。可是，我不能遵命，因为停止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怎样活下去呢？我知道这样拖着病，三天打鱼二天晒网的写长篇，必定写不好，但是，我也知道，假如放弃了它，我必会因失望与闷苦而想自杀。尽管写的不好，能写完总比半途而废强呀！朋友们，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那个要不得的长篇吧！一个要不得的长篇，在我看，总比东一下子西一下子的乱写短文更有点意思哟！在这里，我向肯帮忙我的朋友磕头致谢！
　　这段话说出了他的困扰，道出了他的辛酸。我想很多中国作家都有同样苦痛。
　　教书和写作很难“交叉作业”，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提到：“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面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若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老舍在那段时期也有同样的感受。
　　……

胡金铨，电影导演。1932年生于北京，1949年移居香港。初入电影界曾担任美术助理及演员，1965年在邵氏电影公司自编自导了处女作《大地儿女》，创作该片剧本时从老舍作品《火葬》《四世同堂》中汲取了灵感。电影代表作有：《侠女》《大醉侠》《龙门客栈》《迎春阁之风波》《忠烈图》《山中传奇》等。其中《侠女》获得第28届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由此将华语武侠电影推广到全世界，也令胡金铨成为一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瞩目的华人导演。1997年因心脏手术失败在台湾逝世，生前口述自传为《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并留下《胡金铨谈电影》《胡金铨随笔》等文集。

 

老舍和胡金铨都是老北京人，都爱好书画曲艺、民俗文化。作为同乡，胡金铨喜欢读老舍的小说，创作电影时也曾受其影响。1973年到1975年，胡金铨在《明报月刊》上发表了研究老舍的系列文章，而后集结成书，即为《老舍和他的作品》。

本书是胡金铨对老舍生平、作品和文艺活动的梳理，从老舍的出生起笔，详述其求学、写作、异国辗转、回国教书及至抗战时主持“文协”的经历。胡金铨认为老舍具有北京小市民的特点——“安于现状，不做过激的事情”，他称之为“北京（骨泉）人”。这种个性影响了老舍的为人处世，也在其笔下人物的身上得到展现。书中所引资料包括老舍的自述、友人的回忆和其他发表于世界各地报刊上的文章等等，由胡金铨走访英美大学图书馆调查整理而成。

擅拍武侠电影的胡金铨，银幕内外都处于行走的旅途中，老舍在其笔下也有了漂泊者的形象。以故乡北京为连接点，“走”成为这两位大师人生轨迹的关键词，其间的艺术影响和气韵传承可以借本书一窥。

注：（骨泉），读“sónɡ”，异体字，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