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套装全2册）

　　1.太公 孔子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冯评］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冯评］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下狠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姜太公封于齐国，齐国有个人叫华士，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义的行为。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姜太公派人去请他，但是请三次，华士都不肯出山，于是姜太公命人杀了他。周公问姜太公：“华士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可以杀了他呢？”姜太公说：“像华士这种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还指望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我尚且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不可教训而必须抛弃的人。请了他他三次还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这样的人还要当作榜样表彰，使他成为全国百姓效法的对象，那我吕望该给谁当国君呢？”
　　［冯评］
　　正因为有姜太公这样的国君，齐国因此没有懒惰懈怠的人，并始终没有沦为弱小的国家。韩非在其《韩非子·五蠹》中的观点，就是以姜太公的话为本的。
　　少正卯是鲁国和孔子同时代的一位学者。孔子讲学，一般课堂都是座无虚席的，但有好几次他的学生被少正卯的讲学所吸引，结果孔子的学堂里学生稀稀拉拉的没几个。后来孔子担任鲁国掌管司法治安的大司寇，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之前将其正法。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进言道: “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有不太对的地方啊？”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比起盗窃还要厉害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反常而固执刚愎，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蛊惑人心，第四种是记取怪异之说而征引宏博，第五种是顺助别人的错误而加以辩白润饰。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竟然同时具备以上五种恶行，他是小人中的奸雄，所以不可不杀。”
　　［冯评］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如果小人有才能，又肯受君子指挥任用，则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没有必要对他们一概加以摒弃。可是少正卯能够煽动蛊惑孔子的弟子，几乎要压过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仅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雄辩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杀人的树立了提出了警告。
　　那个华士徒有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看上去好像很有用，但实际上不可用。奸佞邪恶的小人，贤明的君主就应杀了他。而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诛杀他们的必要性。唐朝的萧瑶痴迷于佛教，唐太宗命令他出家为僧。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朱阳县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看诗中的意思，是在推崇道教，这种思想不切合时代的要求。应当按照他们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吧！”这种行为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契合。如果痴迷佛、道的人都让他们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学习那些攻击异端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评］
　　子产谓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蜀国宰相诸葛亮不轻易发布赦令赦免罪犯。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心怀公正、仁德，不该随意施舍小恩小惠。所以汉代的匡衡和吴汉治国就不希望国君发布赦令。先帝刘备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郑康成交往，经常受益于他们的教诲，并因此学到了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从没听他们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表、刘琮父子，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后来费祎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政策，结果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冯评］
　　子产对郑国国卿游吉说：“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法律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们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水流看上去懦弱，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很困难。”后来游吉治理郑国，不忍用严厉的方法而多宽容，于是郑国盗匪猖獗，他非常后悔。孔子说：“国家政律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散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而政律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这时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将宽容和来严厉相互适时调和，国家就能和谐。”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看见犯人被执行死刑，就于心不忍地流着泪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了。《论语》有“宽赦小过错”说法，《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只有将二者调和得宜，才能使得政事和谐。
　　3.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冯评］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在更始帝刘玄手下担任大司马时，有一回自己的家奴犯法，军市令祭遵下令杀了他。刘秀大怒，命令手下抓捕祭遵。主簿陈副规劝道：“大人您一直希望军中士兵行动整齐，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推广军令的表现啊！您怎么能将他治罪呢？”刘秀听了转怒为喜，不但赦免了祭遵，还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并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以后要多防备祭遵啊！我自己的家奴犯了法，尚且被他所杀，可见他一定是个不徇私情的人。”
　　［冯评］赏罚分明，政令才能实行；政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到尊重。刘秀正因为如此才能平定四方的战乱而一统天下。
　　4.使马圉
　　【原文】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冯评］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如果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孔子出游，骑的马儿不小心挣脱了缰绳乱跑，结果踏坏了的庄稼。庄稼汉很生气，扣留了孔子的马儿。子贡前去向庄稼汉求讨马儿，不料好话说尽也没用。孔子说：“你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最隆重的太牢，请飞鸟聆听最美妙的《九韶》乐曲一样，只不过是对牛弹琴。”于是让马夫前去求讨。马夫对庄稼汉说：“你并不是在遥远的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从来没到过遥远的西方，咱们都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难免磕磕碰碰，我哪能保证我的马儿不碰坏你的庄稼呢？”庄稼汉一听怒气顿消，就把马儿还给了马夫。
　　［冯评译文］
　　人和物一样以类相聚并相互沟通。在粗人面掉书袋讲什么诗云子曰，这就是书呆子误国的原因。马夫的话虽然有道理，但这番话如果是从子贡口中说出来，农夫恐怕仍然不会理会他。什么原因呢？因为子贡和农夫两人的外表和学识相差太多，子贡说这话的时候神态口气一定很别扭。但是孔子为什么不先派马夫去，而任由子贡前去求讨呢？因为假如一开始就让马夫去，子贡心中一定不服。现在先让子贡去碰了钉子，然后就能让马夫有表现的机会了。圣人能了解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用。后世之人常用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人，用资格深浅来限制他人，又期望他人无所不能，这样的话天底下的事情怎么可能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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