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才武，男，1966年生，湖北崇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文化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文化改革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2009，201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专家（2010-2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终审专家（2005-2016），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市文史馆员。
近10年来，先后主持和协助主持（执笔）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项目、湖北省重点文化规划项目和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委托的大型文化政策研究课题100余项。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2009，2013），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课题1项（2015）。提交的60多项政策研究报告被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采用，编撰出版各类著作32部，发表有关艺术经济、文化管理、文化产业、文化规划方面的论文100多篇。
20世纪前50年，古老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留下了众多待解的历史谜题。傅才武所*的《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试图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模式与现代国家建构之关系入手，从一个侧面为人们认识近代中国这一重大历史巨变背后的深刻原因提供一种独特的观察方式。
近代中国的社会化文化动员系统，对内体现为政治精英集团的意识形态模式，对外则表现为国家文化管理职能体系即国家文化体制。隐含在文化体制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则是理解文化、意识形态与政党、民族主义和公共文化领域之间关系的核心概念。
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子系统本身是一种相互关联和协同的系统结构，近代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及意识形态结构三者之间存在高度一体化的功能融合机制。
绪论 国家文化体制：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 文化体制的概念
（一）文化、制度与体制的区分与界定
（二）制度和体制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表达
（三）文化体制、文化领导体制与文化领导权
二 国家文化体制与社会基础结构的基本关系
（一）文化体制与意识形态模式之关系
（二）国家文化体制的架构要受到意识形态领导模式的影响
（三）国家文化体制的架构要受到技术基础的制约
三 本书的基本框架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
（二）本书的基本构架
（三）本书所采用的几个基本概念和范畴
第一章 1911-1927年民初政府对文化体制的探索
一 民初政府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管理模式的承袭与创新
（一）民国以前官府对社会文化娱乐的管控方式
（二）民初政府对晚清政府的承袭与开新：以文物管理体制为例
（三）新型文化管理机构的创设：西方的模板
二 民初政府对文化管理体制的探索
（一）民初关于文化制度和文化法规的建设
（二）民初文化行业的政府监管与行业自治
（三）民初的文化财政与税收政策
（四）文化领域公有制的探索与试验：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例
三 民初政府探索现代文化管理体制的价值评估
（一）管理体制的探索形成了日后国家文化体制的最初路径
（二）对文化审查制度缺乏理论批判和公共讨论机制，文化行业的主体性难以建立，成为滋生文化专制主义的土壤
第二章 1927-1937年国内战争与文化体制的意识形态化
一 国民党政府对文化控制的强化
（一）文化监管体制的建立
（二）制定文化政策法规的探索
（三）文化政策的执行
（四）文化财政政策及税收管理
（五）对其他文化形式的管理
二 中共苏区文化体制的形成
（一）文化模式的探索与确立
（二）新闻宣传与意识形态管理的探索
（三）戏剧事业的起源与发展
（四）苏区文化向国统区的延伸
三 国共两党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竞争
（一）政党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对苏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建
（三）国民党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与策略
（四）简要结论
第三章 1937-1945年国共合作与文化体制的演变
一 1937-1938年武汉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文化社团制度的定型
（一）在民族抗战救亡旗帜下全国文化艺术界的自我整合
（二）第三厅的成立及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
（三）文化社团的民族与国家观念表达：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运行
二 国民党文化政策的演变
（一）抗战爆发后全民文化动员体制的确立
（二）1938年以后文化政策的转变
（三）1941年以后文化专制体制的完成
三 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变迁
（一）从苏区工农民主文化主张到抗日文化主张的转变
（二）文化统一战线策略
（三）组建独立的中共文化宣传系统
（四）文化政策的效果评价
四 两种文艺路线的竞争
（一）报刊领域的打压与反制
（二）对第三厅控制权的争夺
（三）国共双方在戏剧领域的博弈
（四）思想文化领域的论争
第四章 1946-1949年国内战争与战时文化体制
一 1946-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控制
（一）文化体制全面转入战时动员体制
（二）战时文化管制体系的形成
二 1946-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体制与文化政策
（一）中共解放区的文化体制
（二）以农村基层社会动员为主旨的文艺政策
（三）中共在国统区的文化渗透和文化领导权建设
三 国共两党文化和意识形态政策的效率比较
第五章 1949年前后文化行业的国家化与“制度意外”
一 伴随军事胜利对国统区文化机构的接收
（一）对新闻机构的接收
（二）对文化机构的接收
（三）接收过程中的军事化管理体制的复制与拓展
二 从地方体制向国家体制的演进
（一）“五五戏改”与艺术行业国家化路径的确立
（二）对文化领域的公有制改造
（三）国家文化行业管理部门的设立
三 国家文化体制设计的经验来源与“制度意外”
（一）苏俄模式的示范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想象图景与“制度意外”
第六章 国家文化体制的历史来源与模式建构
一 近代文化体制的社会基础：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与政党政治的关系
（一）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
（二）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动员方式
（三）公共文化领域作为概念范畴的适用性分析
二 文化体制的思想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理念向公共文化领域的拓展与覆盖
（一）国家向公共文化领域的拓展：民族国家理念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掌握
（二）公共领域对国家的响应：文化生产的国家化
（三）简要结论：公共文化领域的国家化
三 文化体制的“路径锁定”：文化领导权模式的结构化和制度化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领导权的认识过程
（二）文化动员模式：两种方式与两种策略
（三）文化领导体制的探索与定型
四 简要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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