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全三卷）

绪言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内容提要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论题是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的发展，第一章《古代的古代模式》讨论古典和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对他们遥远过去的态度。这一章考量了肯定古代模式的作者的文本，这些作者指称了在底比斯和雅典的埃及殖民地，给出了埃及人征服阿尔戈斯地区（Argolid）与腓尼基人建立底比斯的细节。我还讨论了多位19和20世纪“渊源批评家”的声称，他们认为古代模式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编造出来的，而我援引了图像证据和许多更早的引文来证明这一模式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存在了。

第一章尤其分析了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这一剧作描写达那俄斯及其女儿们抵达阿尔戈斯的情景。根据一系列词源，我认为，有相当证据表明该剧的特殊词汇受到埃及的影响，埃斯库罗斯与极其远古的传统有接触。其中，我声称该剧的主题是基于一对双关语：hikes(ios)（乞援人）和Hyksos（希克索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埃及殖民者作为乞援人到达可以视为对希腊民族骄傲的抚慰。在柏拉图的对话《蒂迈欧篇》中有类似的抚平打击的尝试：柏拉图大体承认埃及和希腊之间古老的“发生”关系， 尤其是雅典和赛斯（Sais）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尼罗河三角洲西北边缘的主要城市。但是，他认为雅典居前，这非常不让人信服。

与其他一些希腊人一样，埃斯库罗斯和柏拉图似乎对殖民传说感到恼怒，因为这些故事把古希腊文化置于比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文化低等的位置，对这两种人，此时的多数希腊人好像都有严重的矛盾情绪。他们蔑视、害怕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同时又非常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有悠久的历史与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教和哲学。

如此众多的希腊人克服了他们的反感情绪，将“与民族偏见如此不通融的［殖民］传说”传递下来，这一事实给18世纪历史学家威廉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基于这一事实，认为“它们（指殖民传说）的基本事实似乎不容置疑”。在米特福德之前，没有人质疑过古代模式，所以没有必要去为它辩护。这类“民族偏见”的动机可以解释修昔底德为何没有提及这些传说，他当然知道它们的存在。

接着，第一章讨论了一些特定的希腊和埃及神灵、仪式之间的对等，以及埃及形式更早、埃及宗教是原初的等普遍认识。只有这样—意欲回归古代的恰当的形式—才能解释为什么，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整个希腊、地中海东部地区，后来是整个罗马世界，埃及神灵开始被以埃及名字、埃及仪式进行膜拜。只是在公元2世纪埃及宗教崩溃后，其他东方教派，尤其是基督教，才开始取代它。

第二章，《从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埃及智慧与希腊传播》，考量早期基督教神父对埃及的态度。在埃及宗教的希腊和异教传人新柏拉图主义及其犹太基督教对应物诺斯替教（Gnosticism）被粉碎后，基督教思想家把埃及宗教变成一种哲学，从而将它驯化了。这一过程与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os）这一人物相统一， 他是埃及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神话即历史论的或理性化的版本。若干与透特相关的文本在埃及宗教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写成，被认为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在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是否比摩西和圣经道德哲学更早这一问题上，早期基督教神父意见纷纭。圣奥古斯丁坚定地认为摩西和《圣经》有优先权和优越性，他的意见很有分量，流传后世。但早期基督教神父遵照古典传统，一致相信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虽然埃及人的一些哲学或许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那里学来的。因此，在整个中世纪，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被视为非《圣经》的或“异教的”哲学和文化的创始人。

这一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仍然持续着。15世纪时希腊研究的复兴造就了对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热爱以及对希腊人的认同，但没有人对希腊人曾经是埃及人的学生这一事实提出过质疑，他们对埃及人同样有兴趣，如果不是更有热情、更有兴趣的话。他们崇拜希腊人，因为希腊人保存、传播了埃及古老智慧的一小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和牛顿等人的实验技能得以发展，是为了找回失去的埃及或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知识。在整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有若干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文本可以找得到拉丁文译本；1460年，发现了更多的文本，运到了科西莫迪美第奇（Cosimo di Medici）在佛罗伦萨的宫廷，由那里最杰出的学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把它们翻译出来。这些译本和其中的概念成为菲奇诺发起的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而新柏拉图主义运动又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核心。

虽然哥白尼的数学源自伊斯兰科学，他的日心说是在培育他的赫耳墨斯神智学新的思想环境中得自埃及神圣太阳概念的复兴。他的支持者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6世纪末时在这一点上的立场更为鲜明，甚至超出了菲奇诺的可敬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赫耳墨斯神智学。他对宗教战争和基督教的不宽容感到惊骇，倡导回归埃及的原始或自然宗教，因此他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在火刑柱上烧死了。

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三章， 《17、18世纪埃及的胜利》。布鲁诺的影响延至他的身后。他似乎与神秘不定的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的创建者们有一些联系，玫瑰十字会匿名的宣言在17世纪早期吸引了人们，会员们也把埃及视为宗教与哲学的源泉。通常认为，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文本于1614年被伟大学者伊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推翻了，他令自己满意地证明，这些文本并非来自极其遥远的古代，而是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文献。19世纪以来，这一观点被视为公理，甚至“反叛”学者如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也这么认为。但是，本章里，我试图证明我为何倾向于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提出的观点，即最早的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无论它们的真实日期在何时，认为卡索邦破坏了这些文本可信度的想法是错误的。赫耳墨斯神智学即便到了17世纪后半期也是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在那之后也保持了相当影响力。当然，在17世纪末，上层阶级对魔术的信仰衰退，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的确失去了吸引力。

虽然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对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不那么有吸引力，但人们对埃及的兴趣和崇拜并未消减。一般来说，18世纪是古典主义时代，渴求秩序和稳定，所以比起希腊来，人们更喜欢罗马；与此同时，为了与欧洲过去的封建主义和迷信的基督教相决裂，人们对其他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很有兴趣。在这一世纪中，最有影响的是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二者都被视为拥有发达的代表概念而非声音的书写系统，二者都有内涵深刻、历史悠久的哲学。但它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似乎是如下一点：它们的统治出于理性，没有迷信，统治者是一群按照道德标准选拔出来，经过严格指引和训练的人。

至迟从柏拉图以埃及祭司为模型塑造了他的城邦卫士那时起，埃及祭司确实对保守的思想家有吸引力。在18世纪，这一思想路线被共济会成员（Freemasons）继承了； 但即使在中世纪，共济会成员对埃及尤其感兴趣，因为他们遵从古代传统，相信埃及是几何学或共济会（Masonry）的家园。18世纪初年，思辨共济会（Speculative Masonry）形成后，共济会依靠玫瑰十字会和布鲁诺建立了“双重哲学”。这包括为群众准备的迷信的、有限的宗教，但对先知先觉的人们来说，是回归埃及自然纯洁的原初宗教。所有其他宗教都从后者的废墟中创建。这样，共济会成员—这包括启蒙运动中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把他们的宗教视为埃及的，他们的符号是埃及象形文字，他们的居所是埃及神庙，他们自己是埃及祭司。的确，共济会成员对埃及的崇拜在埃及失去学界的光彩后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坚持这一崇拜，不过带有一定程度的自贬，这在“真正的”历史被视为从希腊人开始的世界中，是个异数。

极端的共济会制度达到顶峰并对基督教秩序造成最严重的威胁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此期间，思想上的挑战伴随着政治和军事威胁，这表现在伟大的法国学者、反教权主义革命者夏尔弗朗索瓦迪皮伊（Charles Franois Dupuis）的作品中。迪皮伊的论点是，埃及神话—他遵从希罗多德的观点，把它视为与希腊神话相同—基本上由关于星座运动的寓言组成，而基督教不过是误解了这一光荣传统的片段的集合。

……

绪言以下部分包含相当数量的技术讨论，对理解本卷书不是必需的。因此，我建议主要对历史编纂感兴趣的读者跳过这些部分，直接阅读第一章。

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1937—2013）

著名左翼学者，汉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生于伦敦，其父J. D. 贝尔纳系英国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其外祖父A. H. 加德纳爵士系著名埃及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66年获得东方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1959—196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2—1963）和哈佛大学（1964）学习。生前系康奈尔大学政治学与近东研究荣休教授（2001年退休），1972年加入康奈尔大学之前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2009年被任命为马其顿共和国参议员。贝尔纳掌握古今多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汉语、日语、越南语、阿拉伯语、齐切瓦语以及古代埃及和近东的数种语言等。《黑色雅典娜》（三卷，1987，1991，2006）为其代表作，引发激烈争议，被译为东西方十余种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另有《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1976，1985年中译本）、《黑色雅典娜回信》（2001）、《一生的地理》（2012）等著作行世。

译者简介

《卷一：编造古希腊  1785—1985》  郝田虎、程英 译

郝田虎，1974年生，山东枣庄人，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比较文学等。除专著《<缪斯的花园>：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外，译作（包括合译作品）有《敦煌交响》《花甲忆记》《中国十八省府》、《莎士比亚与书》和《司徒雷登与中国》等。

程英，1976年生，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单独或合作发表中英文论文约15篇；合译作品有《情智力——提高情智的7个步骤》；参编硕士生英语教材。曾获北京大学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等多个奖项。

《卷二：考古学和书面证据》 李静滢 译

李静滢，1975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获英语系博士学位，现为华南理工大学英语系副教授。近年来翻译出版人文社科类作品逾三百万字，主要译作包括《不再痴迷》《爱默生卡莱尔通信集》《编辑的艺术》《迷失》《沙郡年记》《巴门尼德残篇解读》《沉默》《约翰▪凯奇评传》等。

《卷三：语言学证据》 冯金朋 译

冯金朋，男，1978年出生于河南许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文明研究院讲师； 201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史、西方政治史、中西古史比较等。出版学术著作《公民社会的起源——希腊城邦制度》《雅典政制》等。

《黑色雅典娜》卷一集中讨论了1785—1850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做出反应，北欧文明向其他大陆的拓展得到巩固。贝尔纳在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学科范围中――戏剧、诗歌、神话、神学论争、秘传宗教、哲学、传记、语言、历史叙述以及“现代学术”的出现——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系，这是前*未有的壮举。

《黑色雅典娜》卷二的研究对象是希腊文明起源的两种历史模式，这两种模式针锋相对。这一卷既上溯了埃及与黎凡特在青铜时代（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1100年）接触交流的考古和文献证据，也包括埃及与爱琴海地区在该时代接触交流的考古和文献证据。这些证据得到了后来的希腊神话、传说、宗教膜拜和语言的补充。据此，贝尔纳则提出了修正的古代模式，以展示埃及文明在希腊文化和民族认同形成期间对爱琴海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比通常认为的更广泛、更有影响力。

《黑色雅典娜》卷三探讨了与古希腊雅利安模式说法相矛盾的语言学证据。贝尔纳揭示了近40%的希腊词汇是如何合理地从两种非亚语言——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演变而来的。这些词源的运用并未仅仅局限于商业贸易事务，还扩大至政治、宗教以及哲学等方面。在作者看来，希腊操印欧语的族群在文化上被操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族群统治的假设，得到了这些证据极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