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重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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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充满孔洞的结构，这样便总能抵达并居住在页面上。永远都不要往里塞多余的东西，不要涂绘，不要配家具，不要装饰。打开门、窗。拔起围墙，扔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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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宿我公寓时，达科塔会拿我擦地时用的小桶来练声。她会把整个头塞进去，唱一些尖厉无比的音，像一把没有调好弦的小提琴、一只垂死的鸟、一扇老门。有时，我在外面过了几夜后回到家里，会看见达科塔躺在客厅的地面上—在放松腰背，她这么解释—蓝色的桶放在一旁：

为什么你总把我的桶从浴室里拿出来？

这样你的邻居就听不见我的声音了。

谁？

这样他们就能听见我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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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写东西很快；他的键盘很吵。他为电影写作，他的人物有声音也有身体。而我的人物不存在。他每写完一页都会重复下他们的独白。让它们更戏剧化。我想模仿我的那些鬼；像他们说话那样写作，完全不吵，讲述着我们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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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鸟的话很少。他那时是哲学系的学生。住在新不伦瑞克，那是一个可怕的新泽西小镇。他每星期三来住，因为星期四大学里有课。我喜欢在他来时住在家里。他会用一只汗毛稀少的长胳膊搂着我。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爱。绝不可能做。这是一个我们默认的保护友谊的协定。每星期四他都会很早醒来，去街角的超市买面包和可口可乐。我们会分享早餐，一句话也不说。

一天我鼓起勇气问他上的是什么课。关于空虚的，他嚼着一块面包对我说。就这个，没别的了？空虚？那对我来说着实像个笑话，我嘲笑了他一下，他却对我说：那是逻辑分析哲学的尖端。那个月的课上会讲物质构成的悖论，举的例子是一只猫，现在有尾巴，现在没有尾巴。

那是同一只猫吗？在进行了一串我已经对之失去兴趣的解释后，他问我。

我表示了赞同，之后又说，更确切地说不是，或者，事实上我不知道；或者那是一只尾巴很小的猫。大鸟没有笑。他从来不笑。或许他也会笑，但只在不可笑的时候才笑。他比我聪明，比我严肃。他很高，胳膊很长而且汗毛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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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公寓渐渐被植物填满了。它们是安静的存在，不时提醒我这世界需要关爱，甚至柔情。几乎没什么花。但有叶子：一些是绿色的，更多的是黄色的。我看到房间里有几片干枯的落叶，很自责；我会把它们捡起来，并给每一盆都浇上水。但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又会忘记。认为了无生气的生命具有某种转喻价值是最不值得被推崇的想法。如果一个人觉得一株花盆里的植物的状态反映了他自己的灵魂状态，或者更糟糕地，反映了他爱的某人的灵魂状态，那他注定会陷入永恒的失落和妄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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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怀特说的。他没有我家的钥匙。但是他去过两次。每一次，他都在几口酒下肚之后和我讲同一个故事。那时他房子外有一棵树，他总是在树上看到自己死去的妻子。他看不到她，但是他知道她就在那儿。就像一个噩梦中的恐惧，就像睡在楼上房间里的我的女儿和丈夫。每晚回到家时，他都会和她，和那棵树，和那棵树上的她告别。他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在经过那棵树时想着她，用指腹抚摸一下它。那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再一次告别，每一次告别。

一天晚上，他忘了这么做。他进了他的公寓，刷了牙，上了床。那时他发现自己忘记了妻子。罪恶感让他痛苦不堪，于是他走上了街。没穿鞋。他抱了抱那棵树，一直哭到街上的落雪浸湿了他的袜子、双脚和膝盖。回到家后，他没有脱袜子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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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书是讲什么的，妈妈？中中问我。

是一本关于鬼魂的书。

会让人害怕吗？

不会，但会让人有点儿难过。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死了？

没有，他们没死。

所以他们不太鬼魂。

嗯，他们不是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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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不同版本。我喜欢的是怀特某天和我讲的一个，那天我们在出版社工作到很晚，接着还得再等一小时的地铁。我们待在站台上，仔细感受不断逼近的列车在事物内部催生的震颤，他对我说，就是在那一站，有一天，诗人埃兹拉?庞德看见了他的朋友亨利?戈迪尔-布泽斯卡 ，后者几个月前死在了讷维尔圣瓦斯特的一条战壕里。列车到来时，庞德已经靠在一根站台柱子上等了许久。车厢门打开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朋友的面庞。几秒之内，车厢就被其他面孔填满，他朋友的脸被人群淹没了。庞德怔住了，一时间动弹不得，随后，他的膝盖先软了下来，接着是整个身体。他让身体全部重量都倚在石柱上，背靠着它慢慢滑下去，直到股沟感受到来自地面的实在的轻抚。他拿出一个小本，开始做笔记。当天晚上，在城南的一个小餐馆里，他完成了一首三百多行的诗。第二天，他重读了一遍，觉得太长了。他每天都会回到那个车站，回到同一根柱子，来修剪、斩断、砍伐诗句。它应该和他死去朋友的现身时间一样短，一样震撼人心。一个月的工作之后，两行诗幸存下来：

人群中那些面孔涌现；

潮湿、乌黑树枝上的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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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达科塔是在一个酒吧里的公共厕所里认识的。我走向梳妆台洗手时她正用一块海绵化妆。我从来不在公共厕所洗手，但是那个拿着海绵，端详着达科塔未来面孔的女人让我不安。于是我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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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出版社的办公室在埃奇库姆大道555号，不过我一星期中的一半都是在城市各处的图书馆中度过的，我得寻找也许值得译介或重版的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怀特坚信，在波拉尼奥五年多前的成功之后，美国市场上接下来将会有一次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作为他兴奋心情列车上的旅客—雇工—每星期一我都会把满满一包书带给他，并利用在办公室的时间写出一份详细报告来介绍它们。伊内斯?阿雷东多、何塞芬娜?维森斯、小卡洛斯?迪亚兹?杜佛，没有一个能赢得他的信服。

你以前不是波拉尼奥的朋友吗？怀特在他的办公室吼叫着问道（我在他隔壁的写字间工作，所以没必要吼叫，但这让他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编辑）。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接着问：你没有他的信或者什么采访或者咱们能出版的东西吗？他继续吼道。没有，怀特，我从来都没认识过他。那真遗憾。米妮你听见了吗？咱们太荣幸了，能和唯一一个不是波拉尼奥朋友的拉丁美洲人一起工作。那人是谁啊，主编？米妮问道，她一向什么都不知道。他是那个活着的朋友最多的已经死了的智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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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座所有人都会散步的城市，我很少散步。我会从公寓去出版社，从出版社去某个图书馆。当然，还会去离我家几个街区的墓地。一天，我的姐姐劳拉从费城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她一直狂热地想改变我，而且不管那改变对我是好是坏。她只说了一句：95街西115号。那时劳拉和她的妻子埃内亚住在费城。现在还住在那里。她们是很活跃、很能自洽的人。埃内亚是阿根廷人，在普林斯顿教书。劳拉和埃内亚参加了很多的团体和组织；她们是学院派；是左派、素食主义者。今年要去登乞力马扎罗山。

我套上我的灰色长袜和大口袋红色外套，出了公寓。我脖子上裹了一条男士丝巾，一刻不停地走到劳拉给我的地址。

坐标存在，却属于一栋想象中的房屋。它没有门、窗和楼梯，只有一扇砖墙，有人在上面画了一个窗框、一瓶花的轮廓、一只在栏杆上打瞌睡的猫、一个望向街道的女人。那是劳拉开的一个精明的玩笑，我晚些时候才明白。一个视觉错觉，比喻我在那座城市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仅有的活动范围就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楼上的厕所和中中跟宝宝女儿的房间之间，我不清楚劳拉知道了这个会说什么。但是劳拉不知道，我也不会和她说。

在回公寓的路上，我在一个教堂边的摊贩那里用一美元买了一部1900到1950年的北美诗集，又用十美元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那时我喜欢搬着家具在路上走。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那会儿我这么做时，会觉得自己是个有目的的人。回到公寓后，我把书架搁在了客厅唯一一面无窗的墙的正中央，又把新书放到了第一层上。我会不时打开书，选一首诗，抄在纸上。出门去出版社时，我会带着那张小纸片，好把诗句背下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祖科夫斯基、狄金森还有奥尔森。我那时有一个理论，也不知是不是我的，但它对我来说很有用。如果能为街道和地铁站台这样的公共空间赋予一些价值，在它们之中印上一些痕迹，它们便会逐渐变得宜居起来。如果每次从某条大街走过时我都背一段《帕特森》，那最终那条街听起来就会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116街地铁站的入口是埃兹拉?庞德的：

在深处缓缓漂浮的不同光线里，

不！那儿什么都没有！最终，

没有什么是你自己的。

但这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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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正在塌陷。这个公寓正在塌陷。有太多的事情，有太多的声音。一天，三只猫就这样出现了。还有一个或是几个鬼魂也出现了。我看不见那些鬼魂，也看不太清那三只猫，但在我的白影重重的世界里，他们是我每天撞见次数最多的障碍—就像书桌，我从前阅读的地方，或像半开半合的门。

当然，我的眼睛并不是一下子就失明了的，租客们也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但是从这些事物——失明、猫、鬼魂，以及之后不速之客的偶然到访、不是我自己主动获取的家具和数十本书的出现，当然还有苍蝇和蟑螂，尤其是那天我看见的那棵种在花盆里的树——开始到来的那天起，我就知道，结局已经开始了。不是我的结局，而是一种我与之结合得极为紧密的东西的结局，我们缠得这样紧，它终究会随我一同消亡。

个人的悲剧，比如命中注定的逐渐失明，落在我们头上，正如瀑布落在它下方的水潭里。我想大概这就是白内障委婉说法 的来源吧。失明跟惩罚和瀑布一样，都是从上方落下的，它并没有目的或确定的意义；它会被顺从地接受，就像困在盆中的水，这汪水永远自给自足，直到最终被自己患病的实体所取代。我的失明是黑白的，我的面前，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疾病就是这样：一个人被自己——被自己的鬼魂所取代。但同时，失明所表现的症状能让病患像观看汹涌瀑布的绚烂坠落一样观看自身——离得很远，不会弄湿衣服，会受到惊吓却不会被经验所碰触，只不过，这或许是我这样的个体病例的特殊情况。自我到达费城开始，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的身体越来越胖，我的脸在我眼前的镜中消失，事物的影子柏拉图式地取代着事物本身——也开始在那另一个家伙身上，在我的鬼魂身上，在那个被困在瀑布持续的水流下的可怜家伙身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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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译本出版了。立刻有了书评。它们最先出现在一些无足轻重的网页上，这些网站专门介绍第三世界的作家、译本和各类少数派作家（包括少数民族、少数种族、性少数群体等等）。随后，大学的期刊上也出了些文章，证明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西班牙之家中，诗人祖科夫斯基所著关于伟大的墨西哥诗人希尔韦托?欧文的手稿被发现”一事的真实性。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打开了一份“欧文档案”；欧文在三四十年代为波哥大《时代报》所写的文章也出现了，一位教授搜集整理了这些文字并把它们放在了博鲁阿 编的一册书里出版了，紧接着，哈佛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些资料。终于，怀特翘首期盼的日子到来了，但它却让我恐惧不已：一位《纽约书评》的编辑想采访我和怀特，他希望写一篇文章，完整详尽地介绍希尔韦托?欧文。我们约他在这之后的那个星期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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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小说里都缺少某个东西或某个人。那篇小说里没有任何人。一个人都没有，除了我有时会在地铁里看到的那个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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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第二天打给了我。他邀请我去为欧文喝一杯，并帮他把树砍了。他终于决定那么做了。我们本该把插线板连到他公寓里去，再用一把插在那个插线板上的电锯来干活儿。我们有两双皮手套。有雨靴。有一瓶威士忌。有无限的冷静。

但是电锯坏了，所以我们叫了比萨，坐在了他楼前的楼梯上。怀特和我说了说他的妻子，说了说刚失去她的那几年有多痛苦，说他不可能处理掉她的衣服、她的书、她的浴室用品。怀特是一个无法被安慰的人。他决定建这个出版社是因为那是她之前的一个构想。

你为什么给了我这份出版社的工作？在喝了一大口酒之后我问他。

因为我发现，面试那天，你和她抽的烟一样。那是天天都能再闻到她的方法。那个，欧文，咱们来聊聊欧文和祖科夫斯基吧。

他刺伤了我，几个小时之后，我发觉怀特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也没有信任过欧文。我们当时出版欧文，是因为怀特相信祖科夫斯基翻译了他的作品。而他选了我，是因为我闻起来像他妻子的烟。我是一种气味，一阵余波，一缕残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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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每天都会在116街的地铁站称体重。我越来越轻，正逐渐在讨厌的公务员制服里消失，我给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写信，告诉她我正在长胖，我已经差不多是一个男人了，希望她嫁给我，让她不要不乖。我在骗人：125磅，126磅。我所爱的克莱门蒂娜，甜美的迪奥妮西亚，我的信这样开始。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不相信自己所写的任何东西，但我挺喜欢在纽约做一个愤懑的诗人的。我的生活愚蠢极了，但我喜欢。我跟人和事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几乎形而上的距离，但我喜欢。我觉得自己是鬼魂，我喜欢这一点超过其他任何事情。我不知道自己属于美国佬口中的那类有自证预言 天赋的人。我不知道随着时间流逝自己终将真正地变成鬼魂。那时我二十多岁，还能奢侈地描述自己干瘦的身体，还能裹着灰色的丝质浴袍在窗前自慰—那浴袍的灰色就像我在哈莱姆的青春，在那些名字有文学味道的街区里，所有的青春都如此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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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部碎片式的小说。一部水平的小说，被垂直地叙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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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城市的人会发电子邀请函。在某个星期中的一天，我就收到了一封，它来自一个我不认识的机构，邀请我去一场为定居布鲁克林的墨西哥艺术家们举办的晚宴。从收到它的第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如果去了的话会置身于怎样的一场噩梦中。我那时就认为那类晚宴就是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野蛮仪式之一。区别就在于，现在已没有一位鲁文?达里奥 来写那拯救众人的、辱骂活动负责人的报道了。

我邀请大鸟陪我去参加那次宴会。咱们去逗逗那些克里奥尔信托自由儿 ！他说—一开始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因为兴奋还是单纯地想讽刺一下。大鸟跟我解释，和我们一样，信托自由儿们也是被雇佣的，只不过雇他们的是他们的父母。在纽约，他们过得很波西米亚，但是在墨西哥，他们可是有穿制服的用人的。他们会注射可卡因，可是他们是素食主义者。他们穿得像青少年—比如带“布鲁克林”或“小心空隙”字样的T恤衫—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脱发而她们已经有了鱼尾纹。

我们在苏荷区的一条街上租了身复古行头——我也不知道是二十年代的还是五十年代的还是两个时代的拙劣的混搭—挽着手臂到达了那个充满中产阶级怨怒与仇恨的地方。他们给我们端上了龙舌兰酒和糖豆：“绿色的还是橘色的？”一个穿超短裤的美女问，她戴着“法妮”的名牌，粘了弗里达?卡洛的小胡子。我们都选了绿色的，之后就迷失在我们的信托自由儿同胞中了。

我想和大鸟聊聊。他是我在那座城市里认识的唯一道德水准较高的人，只有他可以告诉我，该继续骗怀特还是该对他承认那一切都是我虚构出来的。但是那一晚，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达到高水准。他很快就开始勾搭发糖豆的法妮：他戴了一副平光镜，镜架很粗，镜片很宽，走起来自信得很。他看上去像一个伦敦摇滚明星—瘦高、冷漠。我继续喝着鸡翅风味的龙舌兰 ，在那个地方（一栋带阁楼的屋子）的每幅画和每个设施前孤单地、细心地停留，直到一个有些谢顶的人走到我身旁，他如果没有那么奋力地扮年轻，装有趣，扮可爱，还有可能帅一些。

那个母亲是我画的。

那个抑郁的戴小帽子的女孩是谁？

我前女友。

不好意思。

没什么pedi ……你有名片吗？

（他说的就是pedi ）

没有。

这位小姐没有名片！

（他是一个说话自带感叹号的人。）

我给你我的……如果你让我给你画幅肖像的话。

（他是一个说话自带感叹号和省略号的人。）

谢谢。

你叫什么？他问我。

欧文。

那不是个男人的名字吗？

也许吧。

我不知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脚……

我的什么？

谢顶男人请我去他自己的阁楼。我是艺术家，他说，我在布鲁克林这儿住—仿佛说起艺术家和布鲁克林，就像建立起一个可以自我支撑的世界一样。我们打了一辆车，当然是他付的钱。我在走前和大鸟道了别，我很难过，像是被打败了，被侮辱了，不过我也感觉到，从某个方面讲，我在报仇，因为他不愿听我讲话。我上了车，脱了鞋，把赤裸的脚放到了谢顶男人的裤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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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在年轻时总背负着一种社会能力不足感——我从来都不是桌上最可爱的或者最有口才的；从来都不是读者最多的或者最好的作家；从来都不是最幸运的或者最能干的；绝对不是最帅气的也不是女人缘最好的。同时，我仍抱有些许隐秘的希望，更确切地说，些许隐秘的信念，相信有朝一日，我会变成我自己；变成我多年努力经营的自己的形象。但当我重读那会儿写下的笔记和诗作、记起我和我那一代的年轻人所进行过的对话、记起我们那时勇敢地捍卫的思想时，我才发觉自己越来越胆小了。我在酣睡、打盹儿中过了太多年。我也说不清从前想象中那个线性的、上升的过程是从何时开始反转的，它最终变成了一种冷酷的回旋飞镖，折返归来，打倒了你的牙齿、狂热和勇气。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1983—

1983年生于墨西哥的一个外交官家庭。2011年出版小说《没有重量的人》，2014年这部小说为她赢得《洛杉矶时报》评选的“阿特·赛登鲍姆新人首作奖”。同年入选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评选的5名35岁以下年轻作家。2015年出版的《我牙齿的故事》入选2017年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她的作品已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出版。

《没有重量的人》是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的一部片段式小说，带有一部分自传色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身在美国的女作家，她和丈夫、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努力在家庭责任和写作之间保持平衡。小说前半部分写到了她结婚前的生活、婚后和家人的相处过程。女主人公想要出版一位不知名的墨西哥诗人希尔韦托•欧文的书，为了说服主编相信欧文的地位和意义，她甚至伪造了另一位著名诗人翻译的欧文诗歌译稿。有一天，“我”偶然在欧文住过的楼上见到了一个种着植物的花盆，忽然发现这个花盆和欧文曾在信件中描绘的他看见的花盆一样，于是“我”把它带回了家。自此，“我”仿佛和半个世纪前的诗人欧文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