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译丛:沉默的囚徒

节选一

文森提，我的文森提，我的心肝，我的孩子：

我们这儿什么都很难了。最近这几个月，楼里的邻居死了很多。贝尔给人治病只能收到区区几个兹罗提 ，而且大多数人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施罗姆有时候能帮我们一点，可他自己的情况也很艰难。德国人已经不跟我们搭话了，他们现在把我们当牲畜一样。街上到处是饿死的人，但大家都视而不见。昨天，我看见窗外有个女人，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怀里抱着死去的孩子，就这么溜达了好几个小时。她紧紧抱着孩子，一直在哭嚎，把孩子给来往的人看，给成百上千的路人看，但没人看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一个人看她死去的孩子，好像他压根就不存在。幸亏你离这儿很远，亲爱的文森提。幸亏你姐姐跑去了俄国。

挂念着你的母亲

这封信1941年9月6日从华沙的犹太隔离区寄出，10月13日早上到了文森特手上。他送女儿们去学校，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邮递员。他上楼回家读信。罗西塔在慢悠悠地熨衣服，胡安·何塞在他的小天地里玩耍。读完信后，他双眼怔怔地盯着前方，目光仿佛透过小小公寓的四壁，投向深不可测的虚空。罗西塔立刻觉察到他不对劲，一边熨着儿子的小睡衣，一边小心翼翼地问他，母亲在信里讲了什么：

“跟我说说，她信里讲了什么？”

“你问她讲了什么？”文森特呆呆地看着罗西塔，一言不发，然后不假思索地把信递给了她。罗西塔凄然一笑，语气婉转地小声责备他道：

“你明明知道我不懂波兰语啊……”

文森特注视着妻子，被她的善意或者说悲悯打动。他向她道了歉，接着转述了母亲信里的内容。他慢慢地说着，仿佛在谈明天的天气，或者不如说是在谈前一天的天气，因为他嘴里的事无关紧要，但又让人无可奈何。他轻描淡写地说，华沙的情况越发困难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母亲很高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很高兴他姐姐去了俄国；他轻描淡写地说，母亲和哥哥还活着。他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些。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做到轻描淡写：把一个个的词连起来，组成句子，说给妻子听，这让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文森特始终艰难地、语气单调地讲着那个号叫的女人，讲着她怀里死去的孩子。罗西塔放下手上正在熨的衣服，走到丈夫身边。文森特依然坐在那里，任信封从手里滑落到地板上。罗西塔站在他旁边，揽住了他的头，让它紧紧贴着自己的肚子。

节选二

亲爱的文森提：

我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也许你给我写了信，但邮政如今不能像以前那样运转了。什么都不能像以前那样运转了。我还是希望你能收到这封信。施罗姆说他会想办法把它带出去寄给你。我们差不多把什么都卖了，家具、书、衣服，可是东西都不钱了。剩下的那点东西，还有我的最后一只戒指，就是我和你爸爸认识时他送我的那只，也一文不值了。唯一值钱的是食物。和所有人一样，我们非常饿，这是个可怕的感觉。我从来没想到会饿到这个份上。昨天，贝尔看见街上有两个男人在殴打一个孩子，就为了几个土豆。那孩子还不到十岁，他们就把他扔在人行道上了，把他打得半死不活。

德国兵夜里经常闯到人们家里。他们杀起人来不需要任何理由，说是奉命行事。有些人醉醺醺的，手上拎着斧子。不过，冬天来了，大多数德国兵的眼神变得跟我们一样忧郁。

文森提，请你给我们寄点什么吧！我不知道能不能到我们手上，不过你还是寄吧！知道你给我们寄了东西，这简直跟收到你寄的东西一样好。希望罗西塔和孩子们都好，商店生意兴隆。

爱你的妈妈

当初开的蓝花楹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空染成温柔的紫蓝色的时节，文森特又收到了母亲的信。他一直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信用了好几个月才从华沙寄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信的内容让他痛苦、焦虑、极度不安，他当天就回了信。他说罗西塔和孩子们都很好，商店也诸事顺遂。怀着从未体验过的巨大的负罪感，他往信封里塞了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从邮局出来，文森特就回了家。他没有跟罗西塔说话，也没告诉她又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他怎么能够，又怎么敢向妻子转述母亲那些绝望的话呢？

这天晚上，文森特没出去赌钱。他一言不发地跟罗西塔和孩子们一起吃完晚饭，早早就上了床。他想睡觉，别无他求。他只要睡觉和遗忘。他想睡过去，没有言语，没有思想，没有画面。他想要一场无梦的睡眠。他睡着了，却又做了那个自从莫舍·费尔德舍尔医生来访后常做的梦。在床上醒来，被不可逾越的墙包围着，墙越逼越近，让他窒息……情节一模一样，除了一个细节：他用来透气、呼吸、切破自己的皮肤并杀死自己的那把刀，不像以前那样神奇地出现在手上，而是由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母亲递给他的。

他又一次惊醒，气喘吁吁。罗西塔在身边，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文森特仍然惊恐不已，过了一会儿才认出她来。

“没事吧？”

文森特没有回答。罗西塔伸手要去拉床头的灯，但文森特制止了她。

“不，不要……别管我，一会儿就好了。”

他抓住妻子的手，紧贴在自己脸上。罗西塔没有再开灯，她把脑袋放到枕头上，脸转向丈夫。文森特也躺了下来，继续把妻子的手压在自己脸颊下面，面对着她。两人面对面躺着，罗西塔的一只手压在文森特的脸下面。他们像两个受惊的孩子，在黑暗中睁着双眼。文森特想着母亲的信。他想着她说的那些话，仿佛听到了她安详的、唱歌一般的声音，还有点沙哑，声音是那样清晰。自从离开了华沙，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听到她的声音。

罗西塔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满心担忧。文森特看上去那么遥远、无助，疲惫不堪。罗西塔试着对他露出微笑，想安抚他—可她的表情更像是苦笑。文森特对这个微笑没有任何反应：他几乎都没觉察到。在这一刻，他的目光穿透了妻子的双眼，越过他们的睡床、房间、公寓，越过城市和海洋，投向了遥远的地方：这一刻，他的目光在华沙白雪覆盖的街道上飘荡，停不下来。

突然间，文森特的思绪离开了母亲和故土，回到了这间卧室。他看着妻子，像她凝视他一样定定地看着她，深深地、茫然地看着她。罗西塔捕捉到他眼神的突然变化，忍不住开口道：

“告诉我……”

罗西塔并不知道想让丈夫告诉她什么，也不知道他能告诉她些什么，但还是温柔地请求他告诉她。文森特仍然静静地看着她，看了许久。他很想跟她说点什么，告诉她自己的感受，告诉她母亲的信激起了他什么反应，或者，至少告诉她点别的，比如就说一些自己的感觉，就说一点信里的事，或者哪怕跟她撒个谎，编个无关痛痒的谎话，好让她安心。他也想随便跟她说点什么，就为了表示他听见她的话了，表示他在意她—可是他什么也没说。收到母亲前一封信后，他就有了这样的感觉：自己非但不想再说话，更是再也没有说话的能力了。他想开口说话，可是被囚禁在沉默里，无法开口。他再也不会说话了。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这是来自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文森特没有透露一个字给妻子和孩子们，也从未跟其他任何人提起过。

圣地亚戈·阿米戈雷纳（Santiago H.Amigorena）法国作家、导演、编剧与制片人，曾拍摄《九月的几天》《另一种沉默》《红色的孩子》三部电影，著有《初恋》《第一次失败》《寡言的童年》《失语的青春》等。

1928年，文森特抛弃母亲，从波兰逃亡到阿根廷，成家立业，生活富足而惬意，对欧洲大陆的动荡和母亲的频繁来信置若罔闻，直到1940年纳粹在波兰建起隔离区，母亲的来信中断，他才开始担心。

在等待的煎熬中，文森特突然找回了对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然而也是在抛弃母亲和族裔的愧疚中，他把自己囚禁在内心无形的隔离区内，从日渐沉默到彻底失语，行尸走肉般地度过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