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典型治理——基于联系点制度运作的分析》：
在麦川县，大家都知道有5个新农村。第1个是唐家村，是前县委书记龚××的联系点；龚书记走后，继任的谢书记建了第2个新农村——立新村；第3个新农村华阴村属于央企共建，由××集团在当地投资开发而成；第4个新农村茶山村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联系点。“十二五”期间，麦川县被定为贫困县，全县共选出了36个贫困村，该县桂柳乡新寨村不仅属于这36个贫困村之一，而且是主持此次麦川县扶贫开发工作的李副省长的联系点，由此新寨村成为全县重点打造的第5个新农村。
新寨村共有1720人，原计划斥资2.5亿元将其整村拆迁，将村民集中安置在临近乡镇 的一个自然村居住，借此带动整个城镇化的建设，并由此将其打造成一个全国性的亮点。由于遭到村民的激烈反对，在集全县干部之力，做了近半年思想工作仍然遭到20多户“钉子户”的阻挠之后，领导们不得不修订方案，转而集中建设新寨村的下樟自然村。下樟村一共146户，587人，为其制订的扶贫方案投资高达8 800多万元，其中包括农民自筹资金2 200万元。也就是说，要按照这个方案，下樟村的农民人均需要筹款3.7万多元。而要成为贫困村，其标准是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 300元。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则农民需要投入近16年的全部收入，才能完成这个方案。
笔者到达该村时，放眼望去，全村就是一个大工地。有建房子的，有修路的，有装修的，有架桥的，还有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 数不清有多少支施工队，道路上各种运输车辆更是往来不绝。全村的旧房子基本上都已集中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三层小楼。这种崭新的气象，以及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非常壮观。此外，该县两名新任的县委常委都是“空降”而来，且其中一位是李副省长的前秘书，专门负责联系点的项目协调等工作。该村还专门修建了一个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间放置了一个大沙盘用于模拟规划，内间供4名从乡镇政府抽调来的专职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使用，他们负责协调处理新寨村建设的一切具体事务，并对每个项目实施跟踪负责。据称，该村建成后将远超此前用千万元资金打造一个新农村的历史，不仅是全县投入最多的新农村，也是全市范围内标准最高的新农村。届时，至少全省范围内的各级领导都会来参观、学习、调研，相关媒体也会不断跟进报道，从而将该村彻底打造成一个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这样的新农村，与此前的村庄面貌形成巨大的反差，能让所有来现场参观的人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刺激。问题是，联系点的原初制度目标是什么？以巨额国家资源打造出来的联系点，究竟有何存在的意义？对此，一些学者及相关媒体将其简单指斥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基层领导干部则普遍认为联系点很重要，甚至将其当作实现基层治理纲举目张的中心工作来抓，“如果不‘做点’，就会分不清主次”；中层干部则认为“没有联系点，你让那些单位怎么去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没有实力你也没有办法服务群众，所以要选那些有项目，能引进项目的单位和领导去联系”；当地村民尤其是村干部更是希望政府能派一些实力单位到基层，实际解决村庄内的各种困难。如此复杂的“罗生门” ，表明联系点制度已经深度嵌入了地方政府运作，成了一种常态化的运作方式。并且，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联系点制度已经不再仅仅限于一种常规性的作风建设机制，它至少在形式上唤醒了传统时期办点的逻辑，并且与新时期的制度设计，如项目制等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一种新的运作逻辑。那么，以这样一种相对制度性的身份重生的联系点，究竟蕴含着怎样的运作机制？其所着力建设的样板、打造的典型又体现了怎样的国家治理逻辑？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又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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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典型治理—— 基于联系点制度运作的分析》基于麦川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多点民族志”和“扩展个案法”，分析联系点制度、项目制、科层体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典型治理—— 基于联系点制度运作的分析》指出，联系点制度作为群众路线的制度性再生产，在实践中产生了意外后果。通过资源吸附，联系点被打造成一个个典型。当典型治理成为常态化治理机制时，将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引发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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