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听讲座（第18辑）

　　国事关怀
　　多元世界中的中国国际关系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掌声）
　　首先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学生会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座，北大是我从小的梦想，但可惜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尤其的荣幸。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多元世界中的中国国际关系》，这个题目涵盖面非常大，我简单整理了一个提纲，希望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将我的观点和理论充分表述出来。
　　一、关于国际关系通常的观点和理论
　　现在在市场上可以看到《货币战争》这本书，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应该都读过，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即世界是否被某个由黑客组成的神秘团体操纵着。我读完这本书后，脑海中就有这样一种印象：世界是由某个很小的、封闭的、很神秘的、犹太人的、具有犹太教性质的独特团体所控制，而世界上的所有国际关系和重要的国际冲突都可以从单纯的货币因素来理解。人类有很多情结，例如哈利·波特情结，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秘密的社团，他们制作并输出程序，他们看得见我们，但我们却看不见他们，他们就像黑客帝国组织一样，决定着我们芸芸众生的命运。国际关系是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放一边，先看一看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观点和阐释。
　　在国际政治中有一种很有名的理论，叫现实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滋生出很多的分支和派系，非常复杂。在这里，我不想对这个问题做任何学术方面的讨论，我只想着重介绍其中的一种理论，即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个理论以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为代表，他和其他现实主义理沦家都有一个相同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国家是有主体行为内涵的载体，和人一样，国家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天生就处在一种权力的扩张中。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现代社会和过去并没有不同，中国的崛起和以前美国的崛起也没有不同。他认为，美国是修正主义国家。但是注意！我们过去认为，凡是背离社会主义运动的都叫修正主义。但这里的修正主义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任何国家、任何大国都有修改国际现状、扩张自己权力的意图，这种意图以损害别人权力为代价。所以米尔斯·海默以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的视角看来，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只不过是一种划分而已，中国将来一定会扩张，中国一定会雄心勃勃地成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因为中国和其他的大国是一样的，中国耍生存，就必将走上这样的道路。
　　以上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对比。这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世界是由银行家、小团体掌握着，一种认为世界是由某个国家、某个大国主宰着，世界是大国的游戏场和战场。所以，它们实际上都认为世界是由现实的利益所主宰，这个现实的利益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中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而在《货币战争》中是一小群我们看不见的非民族国家的团体，并在全球结成网络，但我们却看不见他们。这是前两种理论。那么，这两种理论是否准确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呢？我们需要继续梳理不同的观点。
　　我想在座各位对下面这个理论可能比较熟悉，即文明冲突理论。这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在他的文明冲突视角中，银行家不占有任何地位，他的整本书既没有谈到货币也没有谈到银行家。取而代之的是，他把国家冲突放在更大的国际视野中来理解——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夺利益，而是文明与文明在争夺利益；不是国家在谋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文明在谋取利益最大化。按照主流观点，世界上有几大宗教，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虽小，只有600万信徒，而且由单一的民族组成，但这个宗教很重要。在亚洲，有佛教，有我们一般所说的儒家思想（亨廷顿将之定义为儒教），还有神道教，这是基于日本在世界文化中的作用而考虑的，最后还有印度教。每个宗教内部都不是同质的，不是均一体，基督教就可以分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在这三教之下，还可以继续划分；伊斯兰教呢，可以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佛教也是，大乘、小乘、藏传喇嘛佛教。亨廷顿认为，世界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由文明引起的，这些文明有亲缘关系，它们要么很接近，要么因为历史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冲突，他认为文明的冲突是最根本的冲突，其重要性超过了国家利益的冲突。因为这个理论，亨廷顿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是，在“911”之后，亨廷顿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并开始反思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宣教家，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实证的科学工作者，他做了大量的研究，进而证明在冷战之后无数的冲突都和文明有关系，这个结论非常具有说服力。在巴尔干半岛，克罗地亚人、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仅仅因为宗教的不同而导致了长期的相互仇杀；在今天的土耳其北部，我们看到，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亨廷顿得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他认为，将来对基督教文明构成挑战的是两种文明，是哪两种文明呢？伊斯兰教和儒教。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和冲突，伊斯兰教认为自己受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联合压迫，以色列的建国、巴以的冲突等都让他们感觉到，美国在袒护这些国家，而他们则是被压迫的一方。我们看到，本·拉登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不仅是恐怖分子的活动，也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文明冲突。那么儒教呢？我们招谁惹谁了，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儒教将对基督教构成威胁呢？亨廷顿是这么论证的：首先，儒教国家具有庞大的人口，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都是单一的种族、单一的文明，而且他们有一种文明的优越感，尽管这种优越感在今天是否存在值得怀疑，但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非常有优越感的民族。其次，儒教具有将自己的道德信念转化成巨大生产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今天已经得到印证。我们首先在日本的经济奇迹中看到这种能力，然后是“亚洲四小龙”，之后是中国的崛起。
　　这是亨廷顿的观点。在我看来，他掩盖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世界的冲突难道仅仅是文明的冲突吗？国与国之间难道仅仅因为文明的相同就会形成亲缘关系么？照这样推理，中国和日本的国家关系应该是最好，大陆和台湾也早统一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亨廷顿早在1990年就写了一本书，叫《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他在这本书里明显区分了“我们”和“他们”。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我们”是民主国家，“他们”是非民主国家。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在布什总统那里得到了重申，“我们的”、“赞成我们的”、“我们这边的”是民主的，而“那边”可能包含不同的政体，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民主的。这样一种在我们看来很过时的国际关系划分方法，其实并没有过时，在很多时候，民主和非民主成为凝聚内部共识和树立外部敌人的最佳和最廉价手段。所以，在判断亚洲的一些政治线索和政治结盟时，我们会感觉到，要遏制中国，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一个办法就是打意识形态这张牌。“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所以美国和印度必然走在一起”，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观点。所以，文明的冲突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尽管中国人已经很现实，很实用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国际社会存在着这样的观点。
　　对以上四种视角（因为第一种还不能称之为理论，它只是一本畅销书中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总结归类，前两种尽管不同，但不同中有相同，它们都认为物质性的某种因素、某种力量在影响着世界；后两种显然不是这样，它们认为冲突的根源是观念性因素。
　　第五种观点叫新制度主义理论，由美国斯坦福学派的约翰·梅耶（John Mayer）等一批学者提出。这种观点也是从理念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关系，但得出的观点却和前面几种理论完全不同。根据这种观点，世界出现了一种大同的趋向，它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小岛理论”。什么叫“小岛理论”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浩瀚的南太平洋发现了一个新的小岛，这个小岛有原始的民族、原生态的文化，有它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小岛在被发现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约翰·梅耶推测，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联合国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小岛，并与岛上的酋长或首领进行联系。之后的情况可想而知，他们很快将测算自己的经济、核算自己的GDP，他们会计算他们的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他们会计算我们所有国家都在计算的东西。之后很快他们就会建立一系列国家部门，这时人类社会相同的逻辑开始发生作用，一些部门开始建立，进而制定各种法律，公民权、人权、价值观念等都会在其中体现出来，一样也不会少，最后，小岛制定了自己的宪法，成立一个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并被联合国接纳。然后小岛会与各种国际组织发生关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他们贷款，联合国劳工组织会来监督他们的劳工权益。这时小岛上的居民会说，我们有local文化，我们就有童工，你们不要干涉。外部组织就会开始争论：你有local culture，但我们有WOdd culture，我们的世界文化不允许有童工的存在。受到这种影响，小岛内部也会有争执：如果按照理性判断，这种制度到底对不对？但是注意，这个理性的概念也是从西方、从国际上引来的。所以最后的情况很可能是：文化学者很欣赏这个小岛，希望能保留小岛的原生态文化，虽然在这种文化中，女生不能上学，甚至会有祭人的礼仪；但在外部力量的牵引下，小岛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大的变化，并逐渐走向国际化。在这里有一个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世界文化和全球共识。约翰·梅耶认为，世界出现了所谓的异质同晶现象。这个概念来自社会学，所谓异质就是指不同，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所谓同晶就是指，起初国家之间是不同的，但会越来越一样，比如大家都在谈民主、公民权、法制国家、环境保护、气候问题等。那么，这种理念是如何导致世界相似的？这个学派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理念都产生于西方，没有东西产生于非西方，这听起来有点文化霸权主义。他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理念通过联合国等一套国际系统（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达到了标准化、系统化、科学化和量化，最后这些国际组织通过由上而下的形式将这些理念在全世界扩散开来。即使在民族国家，这种扩散也是必然的，无论他们接受与否。虽然我们也在探讨区域文化，但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备个国家都在不断地签署国际公约，比如，国际劳动组织有八个核心条约，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签署了。很多国家为了适应这些公约，不得不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很多国家也都承认要与世界接轨，即使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是，很少有国家公开提出反对某个国际公约，或者说反对这一套理论体系，比如人权、公民权，某个国家实际上可能做不到，但他们可以先理念接轨，也可以写入宪法，但不会有国家权，这样的国家虽然也有，但这是例外，按照约翰·梅耶的观点，例外决定了规则，正因为有例外所以才要一套规则加以约束。
　　听完这五种观点，大家觉得哪种比较有道理？或者都没有道理？在《中国崛起策》序言中，我引用了唐永胜教授的一段话：“中国要在21世纪有大作为，不仅要在国际竞争角逐的一般技巧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还应及时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安全，谋求社会全面发展。”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很深刻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有哪些异同，国际发展的大趋势究竟在哪里？我们对陆权、空权和海权的讨论，事实上都离不开对未来国际大趋势的把握，如果在这方面出现了错误，就可能导致战略判断的失误，所以我认为，认识未来的大趋势并加以探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当然，这不是通过一场报告就可以完成的，但是我希望这场报告可以激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为中国的未来出谋划策。
　　二、全球化：一个综合的概念
　　未来的大趋势有很多，我今天要谈的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概念和外延非常广泛，一般所说的全球化是指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化，但事实上全球化有很多方面，比如思想文化观念的全球化，认为世界在趋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致力于意识形态的输出；宗教的全球化，基督教有所谓弥赛亚的使命观，要在全球推广他们的宗教，伊斯兰教也有这样的探讨；政治制度的全球化；此外还有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无论生活在北京还是生活在约翰内斯堡、温哥华、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会感觉到，世界各地是越来越像，大家谈论的话题、交往的方式、流行的时尚、使用的internet等等都出现了全球化。一般认为，全球化开始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时西方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石油危机，这迫使西方对自身的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整个体系进行重新思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则被看作是全球化开始的重要标志，从此以后，美元开始和黄金脱钩，美元可以加大自己的发行量，国际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己的最大货币机会。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资本是被管制的，它尽管也有投资，但整体而言，它只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流动。但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开始跨越国界进行投资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产业分工的链条，我们将之称为经济全球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制度、文化的全球化都是由经济全球化所带动和决定的。
　　中国的经济奇迹：全球化进程中塑造的“杰作”
　　有关中国经济奇迹的讨论和解释有很多，我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观点，认为谁能完整解释中国发生经济奇迹的原因，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因素可以考虑，比如文化、自身的优势等，但是在这里，我要把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结合起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全球化进程中塑造的一个“杰作”。由于中国抓住了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分工的机会，抓住了制造业资本在全球流动的机会，因此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资本的主要流向国，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成功跃升为制造业的龙头，这是中国发生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北大听讲座(第18辑)》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十八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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