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药师 发现新药的人 中信出版社

妇女的福音——避孕药的研发

避孕药让妇女不用依靠配偶就能避孕，而且跟性生活本身并没有关系。虽然避孕药并不是史上第一种避孕工具——早在6世纪就有医学著作建议女性将猫的睾丸装在试管里戴在腰部，这样就能避孕——避孕药无疑是第一种真正有效的药物。

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琳妮·卢西亚诺（Lynne Luciano）对妇女问题很感兴趣，她指出避孕药改变了社会对性的基本看法。“1970年之前，在心理学著作里，性冷淡一直是妇女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如今，学术著作中基本上不会再提及性冷淡，取而代之的是勃起功能障碍和早泄。”

但并不是每一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洛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坚信口服避孕药与天主教的信仰是兼容的。但教皇并不这么认为，在1968年教皇通谕《人类生命》一文中明令禁止避孕药，并重申天主教的传统教义。天主教的反对并没有让洛克终止自己的研究，他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然后才是天主教徒， 后来他索性不再去教堂。尽管教皇明文禁止避孕药，但全球几百万名妇女依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服用避孕药，宁愿犯罪也要吞下那粒白色药片。

避孕药并非出自大型制药公司的实验室。故事的开端是瑞士奶农希望加快奶牛的怀孕频率，于是发现了奶牛卵巢的构造奥秘。然后，兽医学教授在期刊中记载了奶农的发现，促使科学家发现黄体酮可以作为抑制排卵的药物。接着，一位个性乖张的化学家出于纯粹的兴趣发现了批量生产黄体酮的方法。后来，两位70 多岁的女权主义者选了一位臭名昭著的生物学家来帮她们实现发明口服避孕药的梦想。接着，一位虔诚的理想主义天主教妇科医生同意开展史上第一次口服避孕药人体测试。然后，生物学家和妇科医生共同想办法绕开了联邦和州法律，在波多黎各开展大规模试验，而且刻意忽略了药物明显的副作用。他们最终说服一家制药公司生产避孕药，其实该公司原本担心天主教的抵制，但在意外发现妇女服用其他用途的黄体酮药物居然是为了避孕时，最终点头同意生产避孕药。

从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就能看出研发新药的困难之处。想象一下如何复制这个过程：“我们能像研发避孕药那样研发出治疗秃顶的药物吗？”研发的成功需要才华、勇气、坚韧和运气，但仅仅有这些可能还不够。在这个故事中，大型制药公司显然扮演了阻碍者的角色，平卡斯和桑格接触过的每一家制药公司都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只有当独立研发团队拿着足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临床测试记录再次找上门时，一家制药公司才最终改变主意。

药物研发历程总是充满了不公平，也毫无理性可言，但仍然大大改善了几千万名妇女的生活。这就是药物研发的本质。

下面我们来回顾历经各行业专业人士的努力、让避孕药得以成功研制的过程：

桑格出生于纽约一个工人阶级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在1879 年，“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就意味着家庭成员非常多。桑格的母亲生了11 个孩子，经历了7 次流产，在50 岁时去世，桑格认为母亲早逝的原因就是如此多的孕产经历。在母亲的棺材前，她指着自己的父亲哭喊道：“都是你害的，她生了太多孩子！”

桑格是曼哈顿下东区的一名护士，这份工作更加剧了她对毫无节制的怀孕的痛恨。桑格照顾的病人大多是贫穷的女性移民， 她们怀孕了但又无法自己养活孩子，只能去黑诊所花5 美元做流产手术，手术失败后才不得不去医院。桑格非常希望能有一种便宜、便捷、可靠的方式来帮助妇女避孕，但自从1842 年发明女性用子宫帽，1869 年发明避孕套后，在避孕领域并没有出现任何新措施。1914 年，桑格发明了一个新词“节育”，并给妇女发放宣传册和子宫帽，她的这一举动违反了联邦法。

1873年通过的反淫秽康斯托克法禁止在美国传播避孕信息，还有30个州明令禁止给人们分发避孕用具。“一战”期间，盟军中只有美国没有给士兵分发避孕套，毫无意外，美国士兵患上性病的比例最高。

桑格由于邮寄子宫帽触犯了康斯托克法而在1915年被起诉，在1916年由于在纽约开设全美第一家节育诊所而再次被捕，但桑格仍然不放弃。1921年，她成立了美国节育联盟，成为计划生育的先驱。接下来的30年里，她不遗余力地提升公众的节育意识，并向妇女分发子宫帽。当时桑格非常渴望能有一种避孕药给妇女服用，就像服用阿司匹林那样简单。

但桑格不是科学家，她不知道生育的原理，不知道如何研发新药，甚至不知道制药行业是如何运作的。尽管并不清楚发明避孕药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她多次找到制药公司，希望他们能够研发避孕药，但每次都被制药公司拒绝，因为康斯托克法的存在，也因为制药公司担心避孕药会被天主教抵制。一位制药公司高管还反问她：“妇女难道愿意每天吃一片药就为了避孕吗？”

尽管对于避孕药的热情依旧，但到了1951年，已经70多岁的桑格不得不放弃。她拜访了很多家制药公司，有些甚至是反复拜访，但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采纳她的建议，她依然不清楚生产避孕药在科学上是否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她决定改变策略，说服一位科学家自行研发避孕药，不依靠任何制药公司。

如果桑格稍微有点儿药物研发常识的话，就会知道在20 世纪50 年代，要让科学家在大学里研发新药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后，药物研发的费用非常高，即使是资金最为雄厚的大学实验室也不可能负担得起。但桑格并不知道这一点，她开始搜寻潜在的合作对象，这位科学家必须在女性生殖研究领域有所建树，他还必须身处绝境、愿意放手一搏，去听取一位70 多岁的女权运动者的建议，研发这种充满争议，甚至可能违法的药物。桑格终于找到了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的人，他就是格利戈里·平卡斯。

尽管桑格没有能力去评估平卡斯的学术水平，但他之前在体外受精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让桑格相信他具备研发避孕药的能力。桑格邀请平卡斯参加了计划生育联合会负责人举办的晚宴，晚宴结束时，桑格帮平卡斯获得了一笔资金，让他得以继续开展动物繁殖研究，同时也问他是否愿意研发口服避孕药。平卡斯向她保证，他可以研发避孕药，但是需要大笔资金。

美国商人金·吉列（King Gillette）常被认为是一次性安全剃刀的发明者，但实际上他只是有这个想法，然后说服了冶金学家威廉·埃默里·尼克森（William Emery Nickerson）把他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当时人们不知道如何将钢片磨得锋利，在吉列的资金资助下，尼克森解决了这个工程难题。桑格与平卡斯的合作关系就和吉列与尼克森类似，桑格只是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但不知道如何实现。于是她找到了平卡斯，并且给他提供资金帮助。资金来源于桑格的好友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Katharine Dexter McCormick）。

麦考密克的人生就如同小说般跌宕起伏。她出生于一个芝加哥贵族家庭，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Mayflower）。她在大学学习生物专业，并成为第一个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女性。她嫁给了万国收割机公司的继承人斯坦利·麦考密克（Stanley McCormick），但很快她的人生就开始急转直下。她的丈夫20多岁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很快就疯了。

麦考密克认为精神分裂症会遗传，因此发誓终生不要孩子。麦考密克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年轻、聪明、美丽，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发疯的丈夫，但没有孩子。她需要某些东西来填补空虚的心灵，因此将目光转向了当时最流行的社会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

麦考密克全身心投入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成为妇女选民联盟的副主席，为妇女期刊提供资金资助，组织各类活动，最终促使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条修正案，妇女正式获得选举权。1917年，当麦考密克在为妇女权利积极奔走时，她在波士顿倾听了另一位女性的一场讲座，这位女性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两人一开始认识，桑格就对麦考密克产生了巨大影响，桑格第一次告诉麦考密克关于口服避孕药的梦想时，这位女继承人对此深信不疑。

麦考密克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她相信生物化学的力量。宪法第19条修正案获批后，桑格对避孕药的热情再一次给麦考密克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意义和目标。麦考密克经常偷偷将子宫帽走私进美国，助桑格的诊所一臂之力。尽管麦考密克拥有巨额财富，却无法资助避孕药的研究。她的丈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她与丈夫的原生家庭因为财产问题陷入了诉讼战中， 麦考密克不得不将慈善活动的方向转向公公婆婆认可的领域，比如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当她的丈夫于1947 年去世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根据丈夫的遗嘱，她对丈夫3 500 万美元的财产拥有全部控制权（相当于今天的3.5 亿美元），她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富豪。已经72 岁高龄的麦考密克终于能够把钱花在自己想花的地方——口服避孕药的研究。

桑格最初建议麦考密克同时资助全球多个研究机构的研究， 但麦考密克担心资金太分散不利于研究。她想要的是一定能生产出避孕药的实际方法，而不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毕竟， 她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口服避孕药的诞生。

1953 年6 月8 日，桑格带麦考密克去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也就是平卡斯工作的地方。平卡斯带两位七旬老人参观了自己的实验室，参观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实验室很简陋。但麦考密克还是被桑格的热情以及平卡斯的信心打动了。“我相信你就是那个能帮我们实现梦想的人”，麦考密克立刻给平卡斯开了一张40 000 美元的支票（相当于今天的35 万美元），超过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总预算的1%。平卡斯的实验室原本已经入不敷出，但收到那笔钱后却比很多顶级生物实验室还要有钱。

这位丑闻缠身、不被主流学术界接纳的犹太人就这样与两位老年妇女结成了联盟，其中一位非常富有，另一位家境平平，但两位妇女显然都不具备判断能力，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能研发出口服避孕药。但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做的事情充满了争议，不被公众理解。这个久经沙场的怪异组合已经意识到他们即将踏上另一个战场。

平卡斯向桑格解释道，他们的目标是研发出口服黄体酮。自从欧文·斯考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关于奶牛繁殖的论文后，科学家展开的研究已经证明将黄体酮注射入雌性动物体内能够抑制其排卵。但口服黄体酮没有任何效果，因为身体无法从消化道系统中获取激素。尽管理论上有可能将注射药物转化成口服药物，但动物口服和人类口服的吸收过程是不同的。想要知道口服避孕药究竟有没有效果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人体试验。

在20世纪60年代，除非制药公司已经确定口服版本的药物是有效的，否则根本不会去生产那种药物，因为将药物从注射版本转化为口服版本需要花费大笔资金。我在施贵宝工作时，一种叫氨曲南的注射版抗生素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施贵宝又研发出该药的口服版本，但口服版本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就需要进行大量临床试验，耗时耗力耗钱，而且试验的结果很可能并不尽如人意。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开展临床试验之前就知道该药的效果呢？办法是有的，我自己吃了这种未经测试的口服版本药。

唐纳德•R.基尔希（Donald R. Kirsch）

博士，有35年药物研发经验，拥有24项与药物有关的专利，撰写了50篇论文，一直是著名期刊的评论员，曾在惠氏（Wyeth）、氨基氰（Cyanamid）、施贵宝（Squibb）和威尔士制药（Cambria Pharmaceuticals）等公司担任领导、研究团队主管和首席科学家，目前在哈佛进修学校教授药物研发。他目前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德福德。

奥吉•奥加斯（Ogi Ogas）

哲学博士，专业的科学作家。《十亿个邪恶想法》（A Billion Wicked Thoughts）和《收缩》（Shrinks）的合著者，曾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连线》（Wired）、《魅力》（Glamour）、《种子》（Seed）、《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发表过文章。

世界**场麻醉手术竟是为了拔牙？

曾席卷欧洲、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霍乱病菌如何被消灭？

小儿麻痹症与食用精制糖有关系吗？

口服避孕药的成功研发对社会、政治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

这是一个神奇、冒险，却足以改变世界的职业。

从史前时代开始，深受寄生虫困扰的祖先们，就尝试咀嚼树根或叶子以减轻病痛，他们是*古老的猎药师。直到19世纪，人们才首次以比较科学的方式发现了药物。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有着35年职业经验的老猎药师，他笔下记录的，是一群凭借直觉、毅力和运气发现真理的猎药师，以及他们寻找新药的坎坷旅程。

麻醉药、抗生素、胰岛素、避孕药、抗抑郁药……每一种新药的问世，都有着猎药师们不为人知的艰辛付出，他们将自己暴露在已知或未知的危险中，在不计其数的化合物中反复筛选、试错，才让治疗疾病、挽救生命成为可能。

前 言 在巴别塔图书馆中探寻︱III

第一章 猎药之路的起源︱001

第二章 植物世界的探索︱013

第三章 工业化制药时代︱025

第四章 合成制药时代︱041

第五章 理解药物的原理︱055

第六章 药品监管机构的诞生︱071

第七章 药理学成为一门科学︱089

第八章 超越撒尔佛散︱097

第九章 基因药物图书馆︱113

第十章 流行病药物︱135

第十一章 避孕药︱153

第十二章 神秘的灵丹妙药︱183

结 语 猎药师的未来︱199

附 录︱209

注 释︱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