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条约

I 星期三

身为爸爸的爷爷回到了他从未离开的故乡，站在入关的队伍中等待着。玻璃窗后的边检警察如果提及敏感问题，身为爷爷的爸爸应该保持冷静。他不应该嘲笑警察是猪猡，不应该质问警察的制服是不是从戏服店买的。他应该保持微笑，主动出示自己的护照，告诉边检警察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且从未离开六个月以上。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人住在这里。包括他亲爱的孩子们，他可爱的孙子孙女们，还有背叛他的前妻。他永远不会离开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六个月已经是极限。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离开五个月零三十天。偶尔也有五个月二十七天。

入关的队伍缓缓向前移动。大多数瑞典人都有三个孩子，而身为爸爸的爷爷只有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爱他们，尤其是女儿。大家都说，从孩子身上总能看见爸爸的影子，可他完全找不出自己和孩子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两个孩子遗传了妈妈的身高，妈妈的鼻梁，妈妈的固执。他们完全就是妈妈的翻版。特别是儿子。儿子长得简直和妈妈如出一辙，以至于身为爷爷的爸爸偶尔——确切说是经常——产生扑上去暴揍他一顿的冲动。不过他并未付诸实践。显然。他是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人。他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非常清楚肆意宣泄情绪会带来的糟糕后果。情绪应该像食材一样，被锁在标有首字母的小盒子内，直到厨师准备好配料和食谱，直到卫生检疫人员确定一切完全符合健康标准，它才能被释放出来。

入关的队伍悄无声息。没有人生气愤怒，没有人提高嗓门，没有人推推搡搡。大家目光呆滞，压抑地叹着气。爷爷也是如此。他回忆起自己还只是爸爸的时候。吵吵闹闹的家庭聚会，阳光灿烂的度假之旅，突如其来的大病小灾，还有钢琴课，毕业典礼。他回忆起女儿——也可能是儿子——在手工课上做的缎带，上面绣着一行字：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他是一个出色的爸爸。他也是一个出色的爷爷。没人能否认这一点。

身为爷爷的爸爸走到边检窗口前。穿制服的女警察透过窗玻璃和他对视了一下，扫描了护照，然后挥手示意他入关。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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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爸爸的儿子只等孩子们一睡着，就动身前往办公室。他腾出一只手收拾起散落一地的信件，用另一只手带上了门。他将食品塞进冰箱，将健身服扔进衣橱。他拿着厨房用纸和簸箕在房子里转了好几圈，先将厨房、浴室和前厅里积攒了好些天的死蟑螂清除干净，然后才翻出吸尘器进行打扫。他更换了卧室的床单，浴室的毛巾，在水槽里放满水，将凝固了咖啡渍的水杯泡进去。他打开阳台门通风换气。他将广告传单、干瘪的猕猴桃、发霉的橙子、揉皱的信封和棕色的苹果核统统扔进垃圾桶。他看了看手表，意识到自己还有充足的时间，完全不用着急。

他蹲下身擦拭前厅和厨房的地板。他刷洗了浴缸、盥洗池和马桶，然后将肥皂和海绵留在浴室内。在他看来，如果全家人里只有他爸爸眼里有活，那么他很可能无法顺利离开办公室，就像上次一样，还有上上次。

儿子将搭配浓缩咖啡机的胶囊咖啡倒进塑料袋，将塑料袋放进纸箱，又将纸箱放在食品储藏室的最下层。他找出另一个塑料袋，将妹妹送给自己作为生日礼物的香薰蜡烛塞进去，然后藏在工具箱里。他找出一些昂贵的金枪鱼罐头，以及几只装有松子、核桃仁和南瓜籽的玻璃罐，统统放进冰箱上方的空盒子里。他倒出前厅玻璃碗里的零钱，装进牛仔裤右侧的口袋，然后将墨镜塞进背包。他转了一圈，一切收拾妥当。焕然一新的办公室只等爸爸到来。他又看了看手表，是时间了，爸爸应该随时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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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爷爷的爸爸站在行李传送带旁。所有箱子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着太空飞船般锃亮的外壳和滑板式的轮子。从老远就能看出，它们应该产自亚洲的廉价代工厂。他的箱子产自欧洲，相比之下要牢固得多。这只箱子已经用了有三十多年，再坚持个二十年不成问题。它没有面临开裂或崩坏风险的滑轮，外壳上贴满了已经倒闭的航空公司的行李签 。他将箱子拖下行李传送带的时候，一个手臂健壮的年轻女孩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不用，谢谢。爷爷答道，并向对方报以一个微笑。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特别是那些指望得到金钱回馈的陌生人。

他将行李箱拎上手推车上，向出口处推去。他搭乘的那架飞机遭遇了一些技术故障，旅客们被迫在登机后又全体下机，然后再重新登机。他的孩子应该已经在网上查到了航班延误的消息。儿子开车接上妹妹后，一路向北开上高速公路。儿子将汽车停在收费高昂的临时停车场，女儿从后备箱里取出爸爸熨烫整齐的大衣。他们已经等候在路对面。女儿一脸灿烂的微笑，儿子戴着耳机。他们无需准备任何礼物，只要出现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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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爸爸到来的时候，身为爸爸的儿子试着找些事情让自己忙碌起来。在检查过水壶里没有蟑螂尸体后，他烧开热水泡了杯茶。他打开电脑，查看物业管理委员会发来的年度报告，然后登陆税务局的账号，为拖延付款的一名自由记者和一名策展人申请了延期。他列出一张清单，上面都是下周日女儿生日派对前，需要办妥的事宜：向那些尚未回复的家长发出邮件提醒，确认参加人数；设计游戏环节；购买气球、一次性餐具、塑料吸管、果汁、蛋糕配料；还有准备钓鱼用的鱼线和鱼钩。他望向窗外。不必担心，一切安然无恙。爸爸只是迟到了一点而已。

以前，儿子通常和妹妹在中心车站碰面，等待爸爸乘坐机场大巴到达。他们坐在正对站台玻璃门后的长椅上，把头枕在彼此的肩膀或大腿上。他不时查看车站墙上的挂钟，猜测机场大巴已经开到了哪里。妹妹起身去了便利店，买了一杯覆盆子奶昔、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外带拿铁回来。他摘下耳机，让妹妹听Royce da 5’9’’，Chino XL和Jadakiss的新歌。妹妹摘下耳机，打了个呵欠，重新谈起一些打算搭夜车前往瓦尔贝里的退休老人刚才谈及的私处卫生的话题。尚未成为爸爸的儿子从长椅上站起身，走到窗边。尚未成为妈妈的妹妹将手袋当作枕头，舒展开身体横躺在长椅上闭目小憩。机场大巴每十五分钟一班。爸爸的身影仍然没有出现。儿子坐下来，站起来，又坐下来。一名酣然大睡的流浪汉刚刚被保安叫醒；两名出租车司机玩起了纸牌游戏或是在赌马；几名迷迷糊糊的游客下了车，朝车站的一个出口走去，没多久又折返回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他看了看正在小憩的妹妹。她怎么能表现得如此淡定？她就没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吗？他们的爸爸被抓走了。他刚一下飞机就遭到了军队的盘问，对方要求他出示护照，指控他不为人知的黑暗身份：秘密特工、毒品贩子、反动人士。此时此刻，他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牢笼里，极力申辩说，自己和那个为了抗议政府行为而在监狱里自焚的男孩没有半点关系。他说，我们的确是同一个姓，可那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姓氏。我不是什么政客，只是一名销售。他边说边露出职业化的微笑。要是有人能设法蒙混过关，逃出监狱，那大概非爸爸莫属。妹妹醒了，睁开眼头一句话就是：坐吧，没事的。深呼吸，耐心点。儿子摇了摇头说，都过去一个半小时了。飞机一个半小时前就降落了，可他还没到，总归有点不对劲。妹妹将他摁回长椅上，说，淡定。没什么不对劲的。首先，他要等其他旅客下飞机后，将免费赠阅的报纸和未开封的红酒收进包里。然后，他要去自己最喜欢的洗手间上个厕所，接着再去取行李，仔细检查自己的箱子。哪怕箱子上出现任何一处细微的刮痕——这种情况几乎每次都不可避免——他都要排长长的队进行投诉，对吧？儿子点点头。他声称自己的箱子受到了损害，而机场工作人员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那只箱子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了。他们说，对于轻微的刮擦，机场方面是不会负责的。他勃然大怒，嚷嚷说顾客就是上帝。儿子补充说，除非柜台后值班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妹妹附和道，没错。那他就会微微一笑，宽容地表示理解。儿子扬起嘴角，问，然后呢？妹妹说，然后就是进海关了。海关工作人员怀疑他有所隐瞒，所以拦住了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把他带到后面的房间里，要求开箱查验他的行李。那他们查出什么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箱子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几件衬衫和一点零食而已。妹妹说，每次总要这么折腾一番，白白耗费时间。

他们沉默地坐着。一辆大巴到站了。又一辆大巴到站了。随着大巴在轰鸣声中缓缓驶离站台，爸爸的身影出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的形象就没有变过：同一件磨毛了的夹克；同一双穿旧了的皮鞋；同一只行李箱；同一个笑容；还有，见了面后的同一个问题：你们把我的大衣带来了吗？女儿和儿子迎上去，帮他披上大衣，接过他手里的箱子。他们嘴上说着欢迎回家，心里却在疑惑，用回家这个词是否真的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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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爷爷的爸爸走进到达大厅，目光迎上接机的人群。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仿佛监控录像里的一个个罪犯。年轻女子喝着外带的热茶；穿紧身裤留络腮胡的男人盯着手机屏幕；两名穿着考究的父母扛着一张尚未展开的横幅，旁边的亲戚拍摄他们时，抬起的手臂像眼镜蛇一样直立；好些男人手里捧着鲜花，胳膊上还搭着外套。爸爸很清楚他们属于哪个群体，他以前见过这类人——迎候泰国新娘的瑞典男人。他们在网上结识彼此，还没见过面就订了婚。这些瑞典男人特意带了外套，一来为了显示自己的友好和善意，二来担心瑞典的寒冷会让热带来的妻子着了凉。可是好男人是不需要从地球另一端订购新娘的。他一边想着，一边走向出口。他知道孩子们不在这里，所以根本不需要东张西望。可他仍能感到自己的目光在不自觉地搜寻着，眼睛里流露出难以压抑的期待和渴望。

他看见一个规模庞大的非洲家庭，男主人长得就像个毒品贩子。他还看见一个巴基斯坦男孩，眼睛下方有一块明显的胎记。男孩用力眨着眼，似乎很紧张，又像是刚睡醒的模样。从他的修身衬衫和花领巾来看，大概率是个同志。爷爷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经过几名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名牌上或印着瑞典语的姓氏，或印着英语的公司名，经过日间营业的货币兑换处，经过一根粗大的立柱——上面贴着醒目的绿色标签，告知只有此处配备了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自动体外除颤器是个什么鬼东西？果真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全世界的机场没有全部配备上？没有，只有这里才有，这个奇怪的国度，政客们一致认为，不配备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机场的到达大厅就没有安全保障可言。

摆脱爸爸身份的爷爷推着手推车，朝向机场大巴站的位置走去，整个人陷入猎猎狂风之中。他这一辈子曾无数次地从机场出发，又飞抵机场。晴天，雨天，冬天，夏天。时间和季节完全失去了意义。每次到达五号航站楼的时候，他都会遭遇如此猛烈的大风。风将围巾吹成了旗帜，将大衣吹成了裙摆。风鼓足了劲似的，刮得没完没了，等待巴士的人们不得不躲在水泥柱子之间，否则就会不自觉跳起滑稽的舞步：向左两步，向后一步，向左两步，向后一步……风在耳边狂笑着，越发嚣张地打着节拍。

他瞄了一眼电子显示屏，前一班机场巴士刚刚离开，下一班还有14分钟到达。这该死的14分钟。他的妻子从角落里探出脑袋，用愉快的声音宣布道：只有14分钟！还好不是114分钟！他嘟囔说，这天冷得让人绝望。她说，空气从未有过地清新。他抱怨说，一个人都不来接我。她说，我不是在这儿嘛。他说，我病了。她说，不幸中的万幸，你得的是糖尿病，又不是冠心病。糖尿病很容易控制，我听说有人通过饮食搭配调理，后来都不需要注射胰岛素了呢。退一万步说，打打针，测测血糖也算是生活中的小情趣吧？他说，我的视力越来越差，最后总会瞎的。她问，可你现在还能看见我吧？他答道，可以。她笑着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短发被风吹成细碎散乱的一团。不幸中的万幸，这是她的口头禅。无论发生什么事，这句话都被视为至理名言。听说女儿的同学摔断了胳膊，妻子一上来就问：右手还是左手？女儿回答说，左手。妻子于是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女儿接着说，可他是左撇子。妻子说，那他正好可以趁机训练训练右手。不幸中的万幸。想到这里，爸爸的嘴角不由浮现出微笑。风势稍稍减弱了些，周围的一切瞬间安静下来。妻子缓缓走到他身边，伸出手，抚摸过他的鬓角，又亲吻过他的脸颊。她的双唇仿佛电梯按钮般冰冷。可是……她轻轻说道。妻子？为什么还把我当作你的妻子？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二十多年了吗？风势又猛烈了些，她骤然消失不见。他的躯体孱弱无力。一定是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现在只想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了。路边停着出租车，不远处还有小火车。可他要等机场大巴。他总是坐机场大巴离开。

尤纳斯·哈桑·霍米利出生于1978年，在斯德哥尔摩长大，在巴黎学习经济学。他于200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Ettögarött（ One Eye Red ）在瑞典的销量超过20万册。他是第一个在《纽约客》上刊登短篇小说的瑞典作家。新书《爸爸条约》入围202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 王梦达，1984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瑞典语言文学学士及欧洲语言文化硕士学位。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讲师。曾作为访问学者多次赴瑞典交流进修。翻译《罗兹挽歌》《荒废的时光》等多部瑞典文学作品。 

一位年老多病、眼睛快要瞎了的爷爷回到瑞典看望成年子女，在十天的相处中，他与儿子的矛盾却频频爆发。

他的儿子已经做了父亲，正在努力尝试做一个“好爸爸”，希望晋升为爷爷的父亲能管好自己；而他却认为成天和纸尿布打交道、庸碌无为的儿子试图摆脱自己。在一次次的争吵和抗衡中，痛苦的记忆浮出水面，多方压力之下，立志当“好爸爸”的儿子终于离家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