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思维：国家智商VS个体智商

　　从之前的互动中看清对方，并记住其相关的特点，是维系合作不可或缺的。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

　　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互相依赖，以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不管是制造一辆汽车，经营一段幸福的婚姻，或是举办教堂的百乐餐，生活中的各种大成功，均离不开我们与别人的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学教授保罗·西布赖特（PaulSeabright）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陌生人的公司》中说过这一点：

　　“自然界再无其他地方能像人类一样，如此多毫不相干的相同物种——出于本能和历史原因而相互争斗的基因对手——在如此复杂和要求如此之高的信任度的项目上一起合作。”

　　为什么合作如此困难？因为合作通常有违于你的最佳利益选择。例如你要参加一个百乐餐，聪明的做法是你只带一袋简单的薯条去，而分享其他人带来的丰盛菜肴。也许在去之前你会想，“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么我们的百乐餐就有二十袋薯条了”。的确如此，但是你无法决定其他十九个人是带薯条还是带菜肴，那么为何不做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呢——带薯条！

　　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的例子，指个人的贪念导致糟糕的团队结果。囚徒困境无处不在，并且跟亚当·斯密那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个人的贪念导致积极的团队结果——正好相反。“囚徒困境”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存在。有时候，正如戈登·盖柯在电影《华尔街》里所说的，“贪心好事”，有时候贪欲能够创造奇迹。在本章及下一章，我们来探讨一下贪欲如何创造奇迹，以及一个智商更高的团队如何会稍微更容易找到协作的方法、也稍易于规避“囚徒困境”。

　　真正的囚徒困境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名词的来源——贪念导致不好结果的经典经济学范例。你和同伙抢了银行，数小时后你们都被捕了，并且被单独关到不同的审讯室。警察告诉你，如果你和警方合作，指证你的同伙，而他却保持沉默的话，你就可以获释，而他将入狱十年。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他招供，你沉默，他会获释而你将入狱十年。如果你们都招供了，将会有充分的证据让你们均被判五年。但是，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警察只能因持有枪械控告你们入狱一年。

　　那么，你该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呢？如果你认为同伙会招供，你将面临两个选择：你保持沉默则十年牢狱，你也坦白则五年牢狱。五年比十年短暂，所以你应该告发你的同伙。如果你觉得同伙对你很忠诚，会缄口不言，那么你可以告发他然后获得自由，或者你守口如瓶而只需入狱一年。不用坐牢好过入狱一年，所以你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无论你觉得同伙会怎么做，出于理性和私心，你都应该招供。很容易对吗？但别忘了，你的同伙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也会有同样的选择，你们都将招供、然后都将被判五年，结果很残酷。

　　我们回到前面说的教堂百乐餐问题，其本质上跟“囚徒困境”是一样的。不管其他人怎么做，我该做的是使我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我们最终将得到糟糕的结果。学生和公司职员看待团队项目时也是如此：他们都寄望于别人会努力。他们都知道任务艰巨，并且任何个人的努力对最终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当人们在面临选择、每个人的牺牲只是让别人得益的时候，你就遇到了“囚徒困境”。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生活中很普遍，不是吗？我们再来看看两个政治学的例子。一个政客将政府资金用于他的支持者：如何可以更理性？或者一个政客频繁曝光于有线新闻中，致力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建立一个激进的改革分子的形象，而不是默默地支持一项可能要发生的务实改革。两个例子都是个人利益驱动的结果。追求个人利益、哪怕不利于社会，正是导致一个原本可以公平公正的政治结果扑朔迷离的原因。短视地追求个人利益自然导致糟糕的结果，我们能看到好的政治事件结果的话真是个奇迹。

　　关于大部分政治上的暗示，我将留到下一章再讨论。现在我们来看看，一对夫妻在忠贞问题上如何选择。注意，我将它看成团队决策——“一对夫妻”是一个团队。但是，团队本身不会进行决策，个人才会。我们传统一点，将这对夫妻看成异性夫妻，因为这样接下来我们的人称代词不容易混淆。男方在试图决定他要忠诚还是背叛，同样地，女方也面临同样的抉择。现在，我们将它看成是一生一次的选择：将是否选择背叛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对男方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自己可以出轨而妻子却忠于自己。反过来，女方的最好结果是，自己可以时而在外放纵一下，而丈夫却每晚待在家里打游戏。现在我们看看，如果丈夫认为妻子会选择背叛呢？首先，妻子忠诚而自己出轨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如果妻子到处勾引异性、就像歌曲里的负心人一样，出轨对男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此无论妻子是否忠贞不渝，对男方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出轨——我们又回到了“囚徒困境”。

　　在是否对配偶忠贞不渝这个一生一次的问题的选择上，最好的策略明显是“出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出轨并没有那么常见。在发达国家，大部分的已婚夫妇都只有彼此一个伴侣——也许一半的夫妇在一起厮守数十年后会出轨。但那也意味着半数的婚姻是忠诚的——甚至就算是出现外遇，那也只是短暂的，事实远远不像你认为“囚徒困境”所显示的那样，每个人都应该出轨。

　　出轨之所以没那么常见，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离婚成本太高，又或者很多人寻求外遇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婚姻里大量的相互合作，可以看到很多人帮外出度假的邻居收取信件，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将美味的炖菜带到教堂的百乐餐去——都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经典的解释就是，生活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重复博弈。当相同的两个人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多次之后，无论是在大学的实验室，还是在国会大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博弈者通常学会了合作。虽然不是绝对的，也不一定都有用，但很多人确实决定采用“一报还一报”的态度并“冒险”去相信别人，比如这周将炖菜带过去，今年继续保持忠诚。有时候往往就奏效了。

　　选择相信别人并不代表天真，信任也可以很精明。因为如果你知道你将和同样的人每周（在教堂的百乐餐上）或者每年（在年度销售会议上）都要进行一次“囚徒困境”博弈的话，那么这个游戏看上去就会很不同了。就这样，你和你的同伴突然有机会惩罚对方了：如果这次你对我很苛刻，下一次我也可以对你很刻薄。你付出了，所以你收获，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礼尚往来”。因此，你洗碗，我倒垃圾；如果你不洗碗，我就让垃圾堆积成山；如果你肯洗碗了，我就迅速将垃圾清走。这种默契的合作随处可见，无论是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中、工作关系中，还是在社区里，并且我们都很心安理得。很多时候，我们行善是因为周围的每个人让行善变成自然而然的事。

　　在博弈论的领域里，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如果你将单次的“囚徒困境”博弈变成重复博弈的话，可能自私的玩家就会理性地相互合作了，这并不是出于慷慨，而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这一结果——重复能把柠檬变成柠檬水——就是人们所知的“无名氏定理”。因为人们一旦开始认真思考，那样的结果是很自然而然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将这一定理归功于自己。

　　学者、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Axelrod）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看到重复的“囚徒困境”在政治、社会中随处可见，并且他认为如果他能找到促使人们相互合作的办法而不是放任他们相互背叛，他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听起来好像有点天真——但事实并非如此。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成果，概括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合作的进化》里，一直被和平谈判人士、劳工纠纷调解员以及核武器裁减专家广泛引用3。他的研究已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而这一切，源自他决定用心去对待囚徒困境重复博弈，以至于他决定要组织很多社会学家一起来玩一些游戏。

　　……

　　加雷特琼斯(Garett Jones)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经济学副教授。在《纽约时报》《福布斯》《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作者。

　　郑常青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拥有多年互联网工作经验。关注创新、互联网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话题。译著：《决战第三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与营销新规则》《创新的扩散》等。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个体智商的问题。但研究表明，国家智商比个人智商更加重要，而且一个国家平均智商的差异比个人智商的差异更能说明问题。在本书中，作者集结了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国家智商的差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国家间的不平等。个人智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工资、信息处理能力和脑容量上；而国家的智商水平则是其整体繁荣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且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加雷特・琼斯通过研究还发现，统一测试中的高分者应对目前社会的挑战更加轻松自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身边的高智商同伴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琼斯形象地指出，每个国家的“工蜂”们创造了其实力超强的“蜂巢思维”。一旦该“蜂巢”建立起来后，个体能力的影响就变得很小。琼斯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通过更好的营养和学校教育，我们可以提升智商水平。如果全球范围内都按此去做，那么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会逐渐消失。

第一章 智商测试仅仅是一个分数吗？
第二章 国家层面的达芬奇效应
第三章 詹姆斯．弗林及智商增长的问题
第四章 高智商者将统治地球吗？
第五章 更聪明的团队更具协作精神
第六章 毅力与合作是政治开明的基础
第七章 理智的选民及智者治国
第八章 团队的O环理论
第九章 对替代品及移民经济效益的探索
第十章 诗歌与结语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