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尺度

引言：经济学的尺度

    经济分析是讲究尺度的。在不同的尺度上观察经济现象、思考经济问题，会产生不尽相同的认识，得到不尽相同的结论，从而提出不尽相同的对策建议。

    最典型的例如时间尺度。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一个经济现象时，通常不会笼统地给出结论，而是会说“在短期……在长期……”。除此之外，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总量、局部与整体等也是经济学中常见的划分尺度的标准。这里我们不妨以时间尺度为例，加以详细说明。

    时间尺度的异同在有关经济增长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经济增长”（也有人称之为“增长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大树上最为繁华茂盛的分支学科之一。甚至有的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是所有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话题，与增长相比，其他任何经济问题的重要性都不值得一提。

    的确如此，如果有外星人在遥远的太空瞭望地球的话，他大概不会关注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季度从6.8升值到了6.7，也不太会注意到中国最近对美国开放了牛肉进口；他对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最新决议不感兴趣，更不用说美联储主席耶伦女士在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会议上的最新演讲内容；他也不太会关心布伦特油价或WTI油价的上涨或是下跌、中国发改委是否会跟随国际油价的变动调整国内汽油价格；至于“废钞令”在印度社会引发混乱、余额宝不到四年时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新款iPhone手机价格上涨了100美元、上海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之后一些夫妇大清早到民政局门口排长队离婚等经济现象，在宇宙深处以“上帝之眼”观察地球的外星人即便看到了，估计也会视而不见，毫无触动。

    但是，他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个星球上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城市摩天大楼林立，有的城市贫民窟蔓延；有的地方夜晚漆黑寂静，有的地方灯火通明。例如：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卫星拍摄绘制的“地球夜间灯光分布图”就可以明显看到，美国东西海岸、西欧、东亚三大地区夜晚的灯光明显比其他地区更密集、更明亮，这三个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还可以看出，尽管同样地处东北亚地区，但韩国的夜晚灯光明显比朝鲜要密集和明亮得多。

    如果这位外星朋友长期观察地球的话，他一定还会注意到：在18世纪之前长达百万年的历史中，这个星球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从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了，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座座高炉拔地而起，城市蔓延，农村萎缩，铁路、公路、空中和海上航线越来越密集，从沿海到内陆，夜晚的灯光越来越明亮……变化则可谓沧海桑田。从数据来看，工业革命之前，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和人均GDP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业革命成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人口数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才开始快速地、显著地提高。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业革命真可谓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最最重要的事件。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它直接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影响着社会的组织结构，甚至决定着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如果A国保持2%的人均GDP增长率，那么大约需要35年国民生活水平才能翻一番；而在另外一个人均GDP增速为9%的B国，国民生活水平翻一番只需要不到8年。B国人一生之中可以目睹和亲历A国几代人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这是何等的幸运和荣耀。

    上述对比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过去30多年时间里的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速就高于9%，而有很多国家的人均实际GDP增速则不足2%。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中国人是历史的幸运儿，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其他很多国家而言，或者对于我们的先辈而言，可能要几代人才能经历。所以，不仅经济学家关心经济增长，各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也都很关心经济增长。

    正因为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所以在增长经济学这个分支学科上，又发散出许多更细的分支——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分析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就好比是，有的人拿着望远镜，有的人拿着放大镜，有的人拿着显微镜；有人在研究中用的是卫星测距，有人用卷尺，有人用“步量法”，有人用厘米尺，有人用的则是游标卡尺。

从游标卡尺到卫星测距

    每年1月、4月、7月、10月的中旬，国家统计局会发布上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速数据。金融市场和新闻媒体对这些季度高频率出现的数据保持密切关注，并且会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分析、预测下一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长速度，究竟是6.8%还是6.9%？有研究者还会关注和使用以月为频率发布的工业生产数据、进出口数据、财政收支数据，甚至以更细化的旬、周、日为频率的电、钢铁、水泥产量消费量数据来监测、研究、预判短期经济增长。这是比较小的尺度。

    稍微大一点儿的尺度是以半年度和年度为周期研究经济增长。在中国，按照惯例，在每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通常会包括对当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判断。中央政治局在每年7月份会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分析总结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研究制定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在每年12月份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下一年度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定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也会对主要经济体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速进行预测分析。

    月度、季度、年度，这些都是相对较小的尺度。不过政府非常关注，因为直接涉及税收、货币政策制定、短期就业形势以及政治家们最关心的选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者也非常关注，部分是因为短期经济形势的变动会影响资产价格，部分是因为政府会根据短期经济形势变动进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调整，而资产价格对这些政策变量很敏感。

    但对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会认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6.8%还是6.9%”“IMF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从3.0%上调到3.1%”这样的分析毫无意义。他们更关心的是放在五年、十年的维度上，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为什么会实现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前景如何。

    这类研究不关心短期的政策变动和金融市场波动。他们考虑的是更长尺度上的问题——中国在“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措施？为了实现这一中长期目标，在“稳增长”和“促改革”之间应该做出怎样的权衡取舍？中国按照汇率折算的经济规模是否会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等等。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某个季度或者某一年度的经济增速是高出0.1个百分点还是低0.1个百分点当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再来看更大尺度上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日本和德国能快速从废墟中实现经济崛起？什么因素促成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维持了长期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原因何在？这样的增长趋势未来还能否持续？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借鉴中国的经验？是要素积累更重要，还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更重要，经济政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更关注前者，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更关注后者？50年之后一座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如何，水资源能否支撑，市政建设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超前规划？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等等。这些问题显然也非常重要。对于有历史使命感的中长期政策制定者和致力于打造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的企业家而言，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但这仍然不是最大的尺度，还有一类经济学研究的是更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英国？相应地，为什么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没能爆发工业革命？是什么因素导致了18世纪之后东西方经济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在众多的从前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中，为什么有的后来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有的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而有的则长期位居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列，例如撒哈拉以南的很多非洲国家。

    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政府第一次进行丁册编审时，全国人口数量大约为6500万，而到咸丰元年（1851年），全国人口数量则达到了4.3亿。两百年间人口增加了5.6倍。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如此高速的人口大飞跃？

    关于工业革命和“大分流”的研究被称为是经济学的“圣杯级问题”之一。阿森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研究认为，欧洲国家在1500年到1850年间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大西洋贸易机会与中世纪后期各国制度条件的交互作用。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的研究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欧洲，在有些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存在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可能性。但是，北京大学管汉晖教授和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通过整理和估算1402年到1626年中国明代的主要经济变量，发现明代整体经济增长不快，年均GDP增长率仅为0.29%。通过跨国比较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在明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可能存在着一定困难”。

    在阿森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著名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个实证研究》中，他们发现，如果一个地区早期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比较高，那么殖民者就不会长期定居，从而不会设立鼓励经济发展的制度，而是设立掠夺型的制度；相反，在适宜欧洲殖民者生存的地区，殖民者就会设立鼓励经济发展的制度。前者如非洲和拉美地区的殖民地，后者如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殖民地。制度的差异性具有惯性，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后续经济发展走上了不同轨道，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他们采用早期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IV），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复旦大学的陈硕和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盛研究认为，玉米作为一种新的粮食作物从新大陆引入中国，这一因素可以解释1776年到1910年中国人口19%的增长。同时，陈硕和龚启盛的研究还发现，玉米的引入对中国城市化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他们据此得出结论，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国，玉米的引入导致了“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这一研究结论与上述“大分流”问题也是直接相关的，并为管汉晖和李稻葵的研究结论提供了一种解释。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隆（J. Bradford DeLong）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全球人均GDP在20世纪增长了超过8倍，在19世纪增长了不到3倍，相比之下，之前千百年的经济增长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在许多个世纪中人均GDP还是下降的。事实上，在18世纪之前，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不足0.1%。德隆总结：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即便是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值得这个星球过往历史上的绝大部分人羡慕。如果放到最长的尺度上，增长经济学的研究则会与人类学、考古学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例如，人类如何由采集狩猎时代转型步入农耕时代？城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早的城市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为什么会出现国家，国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是否对地球生态系统和大气环境造成了破坏，气候变暖究竟是地质演进的自然现象还是经济增长使然？等等。尽管这一类研究对象尺度之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所关心的范围，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这是科学研究中事关人类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元问题。

    从上面的讨论就可以看出，同样是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但不同尺度上的研究归纳出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在月度、季度、年度的小尺度上，关注的重点是库存周期、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等问题；在稍大一点儿的尺度上，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积累的重要性；如果时间尺度更长，那么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专业化分工则会发挥更关键的作用。但在最长的尺度上，制度、文化、地理条件等因素的作用则必须得到强调。

区分“增长问题”与“波动问题”

    严格地说，讨论某个季度、某个年度的实际GDP增速，表面上看是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还暗含了经济波动问题。在月、季、年这样的尺度上，经济增长因素与经济波动因素往往是叠加在一起的。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者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十八大之后高屋建瓴地采用“三期叠加”一词来概括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 +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遭受冲击，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当时很多人担心，世界经济有可能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覆辙。大家知道，凯恩斯主义就是从大萧条发端的。基于对大萧条的原因分析，凯恩斯提出了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对策建议。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应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刺激经济。主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2008年危机之后普遍采用了凯恩斯式的危机应对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大萧条的资深学者。

    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救助政策的理由中最常见的一条是：“经济增长关键要靠创新，而不是货币放水。”反对者常常会搬出所谓的经济学的常识，例如没有免费的午餐、货币不能创造价值，等等。在极端的反对者看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违反了所谓的经济学基本常识。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两者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所把持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者关注的是经济波动问题，所把持的尺度是短期的，在短期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确是有效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文献的支持。而反对者表面上看虽然也在讨论如何应对经济波动的问题，但实则把持的是长期的尺度，针对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在长期看来，宏观调控政策当然不可能一直有效，要素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善、创新和专业化分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各自的尺度范围内，两者都是对的；但如果超出一定的尺度去讨论尺度之外的话题，就容易犯错误。

    就好比治水，百年之计当然是疏导；但在有些紧急关头，加固堤坝、抗洪抢险则是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又好比救火，长期的大原则当然是加强宣传教育、预防为主，但在火灾发生的紧急时刻，对策就不再是宣传教育和预防了，而是必须先灭火救灾。

    如果有人拿着“治水之道在疏不在堵”“火灾是对不注重消防安全的人的惩戒，救火会引起道德风险”等理论作为基本常识，拿着这些所谓的基本常识来反对抗洪抢险、反对灭火救灾，显而易见是荒谬的。

      再次强调：政策讨论需要在同一个尺度上进行。同一个理论，放在不同的尺度上，既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小尺度上的常识，在大尺度上不一定成立；大尺度上的常识，在小尺度上也可能是谬误。不论在经济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对于个人而言，勤劳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作为人类整体而言，恰恰是节省体力、偷懒的心理，对闲暇和安逸的追求，才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

那封著名的信

    2010年11月15日，美国23位经济学家和政策评论家联合签名，给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指出，量化宽松政策会造成“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呼吁美联储停止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这封信的签名者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老布什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吉·巴斯金（Michael J. Boskin）、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埃·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主任道格拉斯·霍尔埃金（Douglas Holtz-Eakin）等。

    事后的进展大家已经知道，美联储并没有遵从这一建议，而是继续实施了新一轮量化宽松。而且，在此之后，美国经济也没有像联名信中所忧虑的那样，受到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困扰。

    2013年11月15日，联名信发出三年之后的同一天，投资人巴里·瑞索尔兹（Barry Ritholtz）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指出，事实证明那封信的作者们完全错了。他还特意把公开信原文贴在了博客上，作为铁证来嘲讽那些签名写公开信的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巴里·瑞索尔兹这样认为。有人就说，虽然还没有出现贬值和通胀，但这只是因为时间还没到——“等着瞧吧，会来的”。 

    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尼尔·弗格森就是这么做的。彭博社在2014年对这封信进行了一次追踪报道，采访了众多签名者中的8位。弗格森告诉彭博社：“请注意，我们在信中没有写明期限……美国事实上仍然存在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另外，还有签名者在捍卫之前的观点时，对通货膨胀一词做了引申解释，指出，他们在信中所说的通货膨胀不仅指消费品物价，还包括资产价格。这样扩大概念内涵，当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通常的经济学讨论中，通货膨胀并不包括资产价格上涨。这种抗辩扩大了概念的尺度。

高效的政策讨论须要事先界定尺度

    所把持的时间尺度不同，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判断就可能不同。一些预测者常会利用这一点来“保护”自己，而这种做法恰恰也导致了预测的模糊性和政策讨论的低效率。

    预测错误的人总会以“等着瞧吧，会来的”作为挡箭牌——的确如此，就算一个坏了、停止运转的时钟，每天也总有两个时间点指针所指向的时间是对的。但究竟是下个月会来，还是明年会来，还是三年五年之后会来，还是在“长期”会来？

    凯恩斯早在100年前就厌烦了这样无意义的防守辩护，他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在长期，人都是会死的。”正如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罗克（Philip E. Tetlock）在《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时间表的预测是荒唐可笑的”。

    显然，不论是对通货膨胀的定义，还是预测时间的界定，都需要有一个精确的尺度，然后谨慎地在该尺度之内进行探讨和表达。在不同尺度上的争论只能是关公战秦琼，对于厘清经济逻辑和政策思路毫无意义。彭博社2014年的追踪报道显示，不论是当年的写信者还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四年时间过去之后，双方都仍然保持原有观点不变，并且依然强烈反对对方的政策主张。考虑到尺度的不同，这不难理解。

    事实上，类似上述这样模糊的分析判断和低效率的政策讨论并不鲜见。如果能够明确尺度，那么政策讨论的模糊性就会降低，讨论的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冯煦明

    清华大学经济学和法学双学士、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同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研究员。曾为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曾在甘肃乡镇基层锻炼，担任敦煌市转口渠镇党委副书记，驻盐茶村和定西村工作。持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财税政策分析。在中英文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并为《人民日报》、中国经济网、《清华金融评论》/FT中文网、澎湃新闻等媒体撰写财经评论文章。著有《石油之眼：洞察中国与世界经济新格局》。

    《经济学的尺度》一书是作者冯煦明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现实之间关联的作品，用接地气的方式，解析当代中国宏观经济行动路线图。以近年的宏观经济运行为线索，围绕金融发展、人民币汇率、去杠杆、结构性改革、互联网经济、世界经济新格局等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突出现象和热点话题展开讨论，解析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从宏观经济中洞察微观体系，把握中国经济脉络。

    全书分为四篇。 开篇第一篇，针对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热点现象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分析背后的逻辑。紧接着第二篇，在第一章的基础上对如何理解当前经济形势、如何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提出新的理念。第三篇以滴滴等新经济业态为例，讨论互联网革命对中国经济的改变。这些改变也对我们理解现代经济运行、完善经济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第四篇将视野拓宽，从开放经济的角度，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全球格局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引言：经济学的尺度

从游标卡尺到卫星测距 

区分“增长问题”与“波动问题”

那封著名的信

高效的政策讨论须要事先界定尺度

第一篇  新常态下的新问题

一、“脱实向虚”的本质是什么？ 

储蓄规模庞大 

优质媒介相对缺乏

结构性扭曲滋生“肿瘤媒介”

金融体系效率低下

二、中国金融业发展过度了吗？ 

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基本矛盾在发生变化 

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结构在转型 

中国金融业发展不足，而非发展过度 

加强金融能力建设，适应新经济环境和新经济结构 

三、“影子央行”与货币信用创造体系2.0 

何为“影子央行”？ 

“影子央行”的机制与规模 

“影子央行”是基础货币的搬运工 

货币信用创造2.0模式 

四、十年房价，四轮周期

房价调控的制度背景与经济背景

房价调控的目标及工具

价格调控应让位于供给侧市场建设

五、城镇化的新挑战

“三化关系”：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工业化 

土地供给“双轨制” 

土地财政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中的新发现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核心在于期限错配 

有些路，将来可能是要长草的 

城镇化需要避开两个陷阱 

迎接消极城市化阶段的挑战 

六、民间投资增速为什么会下滑？ 

当讨论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营改增”扩围与统计数据虚报 

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是一个“问题”吗？

理性面对和应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 

为什么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

七、人民币汇率“新常态” 

从人民币汇率变动理解央行汇率政策“新常态”

人民币汇率的“双锚相机转换机制” 

“人无贬基”看漏的三点因素  

第二篇  新问题呼唤新理念

一、经济困境的逻辑链条与政策节点

经济困境的逻辑链条 

逻辑链条上的政策节点

低收入高成本悖论

逻辑链条的源头 

二、“结构”辨析：经济结构调整与结构性改革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结构”

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牵引中国经济的“牛鼻子”

三、宏观债务管理与结构性去杠杆

现有讨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个简明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高负债问题的现状及由来

去杠杆的政策建议 

四、货币政策的局限与突破

货币创造过程好比“蒸馒头”

央行难以完全决定货币的流向

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在加强 

结构性通缩与高杠杆问题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挑战

负利率的理论与实践：“对症下药”还是“央行崇拜”？ 

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三元悖论”

汇改历程简要梳理

2015年汇改的特殊性及原因分析

“三元悖论”与大国开放经济体宏观政策选择

对传统开放宏观和国际金融理论的若干反思

对汇率政策的启示及建议 

六、开启新一轮房改 

开征房产税的目的是什么？ 

房地产市场治理的根本之策在于启动新一轮房改

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推进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篇  新业态孕育新制度

一、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跳出反垄断法来看滴滴、UBER合并 

二、反垄断立法司法实践应坚持经济效率目标 

三、论市场型企业 

四、中国是互联网革命的主战场之一 

五、应对互联网公司“肥水流到外人田”，亟须金融“补短板

第四篇  新格局提出新挑战

一、何谓“大国”？

二、全球经济新格局的五个特点 

“双核+五板块” 

不平等加剧

货币大宽松 

资产价格波动加大 

增长动能短期内趋于衰减

三、从大宗商品市场反观全球经济新格局 

四、“大宽松”时代终结了吗？ 

大宽松的成因 

大宽松的影响

全球流动性拐点 

五、逆全球化思潮背后的故事 

“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范式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旧范式难以持续 

各国纷纷寻求破局之道 

如何管理和使用巨额储蓄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六、“美国优先”与逆全球化 

“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四个阶段 

美国应摈弃贸易保护主义 

特朗普减税背后是不断加剧的全球经贸竞争 

七、英国脱欧公投的背景色及影响 

八、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印度经济会不会崛起？ 

如果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面对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九、亚投行是中国发展模式最凝练的一种表达 

代后记：敦煌两千年兴衰史之镜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