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辨：如何在非理性世界里做一个理性思考者

 

前言

我们已经丧失了理性，而且这种丧失也绝非偶然。现代西方社会越来越蔑视理性的力量。我们很少关心它，甚至已经将其遗忘了。当我们试图利用它时，我们也不确定该如何去做。我们怀疑它的价值，不愿意相信它能够引导我们获得任何能够号称“真理”的事物。
曾经听起来无比荒诞、为人不齿的论断已经变成了新常识。诸如“那些依赖逻辑、情感分析和理性表达的人，会饿死大脑中最好的部分”这样的话已经变成华丽的励志名言。现在我们眼中典型的人类形象与J．G．巴拉德（J. G. Ballard）在《暴行展览》（The Atrocity Exhibition）中塑造的南森医生无异，因为对他而言，“理性通过提供弗洛伊德式的顺耳或方便的解释，为他找到了现实的合理性，正如理性对我们其他人所做的那样”。
人们普遍认为，理性已经不再是一种普遍受到赞赏的能力，而是被描绘为神秘与含糊的死敌，一种为枯燥的逻辑服务的冷冰冰的工具。看上去，它站在了情感的对立面，否认感觉与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作为一种专制的工具、一种家长制的概念，还是作为一种西方式的不合理要求，抑或是大脑的某个半球胜过另一个半球的某种错误的“优越性”，理性都遭到了摒弃。启蒙运动几乎不再受到普遍尊重，而是经常被斥为人性丧失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以及通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条死亡之路的起点。大众文化只是吸收了启蒙思想中低劣、堕落的内容，而且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呼风唤雨的大公司和无意识的心理偏见的引导，受理性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几千年来，理性都被奉为人类的最高成就。我们曾经跟随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坚持认为理性能力是一种区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能力。理性并不是与爱、信任或审美等热血的美德不共戴天的敌人。例如，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us）曾经说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已经认识到，非理性的冲动会控制我们，我们也相信，通过勤奋与努力，更好、更理性的自我会主宰我们的灵魂。例如，柏拉图曾说过：“我们非常容易发现一个人的欲望会驱使他站在理性的对立面，然后痛骂自己并发泄自己的冲动与激情。”然而，他还坚持认为：“我相信你不会声称你自己或者任何其他人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即当理性的头脑压制内心的反抗时，你的激情会与你的欲望一起反对理性的头脑。”亚里士多德也接受这样的观点，并认为：“在我们的灵魂中存在某种元素，它与理性共存，但反对理性并站在理性的对立面。”不过他也相信，“在行为自制的人的灵魂深处，这个元素至少会遵从理性，而且在自律和勇敢之人的内心，这个元素更是随时待命的，因为在它们所处的环境下，其与理性是和睦相处的”。确实，我们在过去赋予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太多的信任，以至于识别理性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必要和受欢迎。但“失去理性便意味着发疯”之类的观点也绝不是空穴来风。理性需要寻找自身的定位，而且如果这个位置不靠近人类生活的中心，那么我们的思想便会没有方向，在各种奇思怪想、情感和他人影响的大潮中无所适从、随波逐流。
本书试图帮助我们找回我们的理性。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我们必须了解理性的本质。很奇怪的是，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涉及理性各种特殊形式（例如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涉及普遍意义上的理性的论述则少得可怜。这种缺失形象地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在英语语境下）我们使用的两个用来表达理性的概念――“reason”和“rationality”――都缺乏一致的、精确的哲学定义，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义词，我将在本书中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
对理性回归的需求迫在眉睫，因为只有凭借理性，我们才能从这个时代里很多重大的问题泥沼中逃出生天。如果对某个观点是否比另一个观点更为理性缺乏清晰的认识，那么给人的感觉便是，我们对这个观点的判断最终只建立在个人见解或喜好的基础之上。这就变成了人们参与辩论不是基于证据或论据，而是基于站在哪一边感觉更舒服。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最好？华尔街希望什么或者不希望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属于哪个派别。人类需要对全球气候变暖负责吗？只需看看那些大企业或进步人士正在说什么，然后站个队即可。如果科学似乎正在挑战你的信仰，那么你要么相信科学与宗教无关，进而消除自己的疑虑，要么像一部分科学家那样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在所有这些辩论中，人们会为自己的立场摆出理由，但无论他们怎么说，反对者都会告诉自己“就知道他们会那样说”，并无视他们。
更令人担忧的是，对理性的力量缺乏信任似乎使良好的国际关系也变成了一种奢望。当我们放弃理性的时候，我们可使用的工具便只剩下高压统治。举例来说，一位美国资深政治家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的残暴让我们看到了黑暗之心。这些恐怖分子唯一能理解的语言便是‘武器的语言’，即用武力说话。”这位政治家并不是所谓的“鹰派”人物，而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因未能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美国的力量而饱受批评。奥巴马在中东甚至阿富汗都扮演了理性外交的角色，但此举并未使他受到拥戴。由于理性已经变成一种“贬值的货币”，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理性在应对国外敌对势力时几乎毫无价值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4年，奥巴马出席了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第69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发言中指出，教派冲突超出了理性的范围。《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奥巴马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发誓打击ISIS‘死亡网络’。”而《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是“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言中提出应对伊斯兰国家的威胁”。然而，他的发言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在谈世界强国携手合作、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他说：“如果正义的力量始终把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或博科圣地组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它们针锋相对或驳倒它们，那么它们的思想体系便会崩塌和死亡。”这则希望凭借理性击败恐怖主义的宣言最终宣告失败，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的继承者对理性的力量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的想法不无道理，因为消除分歧并在公共理性的共享空间内达成共识的能力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能力之一。为了重建人们对这种能力的尊重，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拥抱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一种冷漠的、枯燥乏味的科学世界观，而是仅仅指当我们需要思考的时候，可以熟练地使用批判性思维。
作为一个概念，理性存在各种或简单或复杂的形式。其中最简单的形式是一种利用智力思考问题的诉求；而最复杂的形式则体现为这种思考得以进行的精确方法。此类复杂的理性概念可能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演绎的、科学的和辩证的。架构简单的理性存在明显的优点，大多数人都赞同它的价值，但这种赞同是以“理性”定义的模糊性为代价的――这种模糊性导致我们在试图真正使用理性时无法得到任何真正的信息。复杂的理性概念会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会以牺牲共识为代价。因为人们很难就我们应当采用何种复杂的理性概念达成一致。
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理性概念：它要简单到在一个共享的论证空间里，能够在个体和文化之间建立起共同的综合推理，同时又不过于简单，只有这样才能将任何事物都视为一个推理过程――从微妙的步步为营的论证到咄咄逼人的辩论和坚持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本书旨在提出这样一个理性概念，这种理性既要足够简单又要具有充分的实质性，以实现某种形式的公共对话，而这种公共对话既能够为各种合理但又有分歧的多种意见留有余地，又不会宽容到让任何真诚的意见都可以保留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它努力把尽可能多的人汇集到一个单一的“理性共同体”（community of reason）中，以便保护并强化公共理性的影响范围。
这种简单的概念并不是将理性论证视为一种有条理的、机械的和僵硬的方法，而是将其视为给出和评估信念的客观原因的过程。这些原因是可以被任何有才干的思想者评估和理解的，它们或维护或忽视我们的个人价值，而且如果证据出现变化，它们也会相应做出修正。
这种形式的理性会把我们带到理性的边缘，在那里我们将很难保持平衡。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由于我们被无意识的内心偏见蒙蔽了双眼，再加上外部环境导致的信息和论证的扭曲，这种理性很容易因维护偏见而以倾覆告终。其次，除了坚实而严谨的核心逻辑之外，这种形式的理性可能直接超出了过去乐观的理性主义者的想象。我们中那些希望支持理性的人必须严肃看待它的局限性和弱点。理性诚然强大，但若想让这股力量得到充分发挥，你还需要比你的对手更了解它的弱点。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恐惧感，因为我们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行走的理性边缘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结实，但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信任或直觉上，那我们便脱离了实际，所做的也只是聪明的白日梦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试图揭开理性的真相，那我们就如同在脚下的冰层取冰，稍有不慎便会坠入冰冷的非理性之海。
只有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我们最深层的缺陷；同样，最伟大的理性怀疑者应当是那些寻求维护理性的人。如果我们不去戳穿最浮夸的理性谬见，那我们对手的行动会更具破坏性。我提出的积极面对理性的主张会带领我们穿越有关理性的四大谬见，所有这些谬见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这些谬见包括：理性是完全客观的，并不需要主观判断；理性可以而且也应当担任我们的首席向导，也就是我们“灵魂战车”的御者；理性可以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基本动因；我们可以基于完美的理性原则构建社会。
隐藏在上述四种谬见背后的是一个错误的原则，这个原则几乎受到所有理性维护者某种形式的信奉。在这一点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做了很清晰的表述：“作为一名思想者，无论结果如何，遵循他的理智行动都是他的首要责任，否则他将无法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者。”这一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一书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辩论之风把我们吹到什么地方，我们便要跟着它去往什么地方 ”，他在《游叙弗伦篇》中也说过，“问者必须跟随答者，任从他指引 ”。
这个“跟随”理性的隐喻很有力量，它包含一个重要的真理，即我们应当始终探索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满足于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它们的外在形象。但它从根本上误解了理性运行的实际轨迹――我们当然不能跟随它，不过它也不会跟随我们。不如这样说，我们请理性陪伴我们并帮助我们找到出路，我们不是它的奴隶，也不是它的主人。
说到这一点，有必要多聊一些我的这些想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当我拿到哲学博士的文凭之后，我找了一份学术圈外的工作，在一本哲学刊物当编辑，也写了一些书和文章。但我的另一只脚还踩在学术圈内――除了编写教材、撰写论文和图书章节之外，我也接受学者们委托编辑的一些稿件。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多年以来，我有机会采访到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哲学家。本书便直接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访谈内容。
这份颇为特殊的工作，说谋生也好，说选择也罢，总之让我具备了通才的某种气质。我想说这个经历给了我非同寻常的视角，它让我看到了整座森林，但很遗憾的是，这座森林几乎被那些一叶障目的专家们占据了。这也使我热衷于把我的写作集中在哲学上，并将之作为我持久的兴趣。这意味着我不像别人那样渴望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为每一个论点找到哪怕一份参考书目作为佐证――仿佛每个注解都会为他们的论证增加合理性一般。在此，我想举一个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的例子。她曾谦虚地说过这样一番话：“在哲学方面，我真的近乎白痴。我的记忆力非常糟糕，而且我在哲学圈子里混时全然没有聪明人应当有的记忆力，也不具备那些才华横溢的学者们所拥有的行为方式。”
正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总结的那样，标准的学术风格应当“通过给出连续且精确的解释方向以及完全的精神控制来确保思想传达的准确”，但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有别于这种风格。我一直在试图避开这种束缚，但我要满足它的“愿景”，即要考虑到各种异议与可能的误解，这无疑会影响到行文，接下来，除了最重要的内容之外，其他这些内容将统统被抛弃，就像搭在建筑外面的脚手架，你不需要在竣工之后还要为了找到通道而通过它们爬上爬下。”我的愿望是，我的学术素养和我宽广的视野的结合，能够让我欣赏到从其他视角几乎看不到的理性的各个方面和美德。
过去，理性被捧得太高了，以至于其脱离了可以立足的基础。自相矛盾的是，较之以前几乎被神话了的、万能的理性形象，你将看到一种更为温和的理性，它更有力量，也更有价值。正如迈克尔?P．林奇（Michael P. Lynch）所言，理性“与脆弱为伍，接受我们的情绪和激情的滋养，它那苍白却又不受约束的火焰必须被细心呵护，才不会变得摇曳不定和暗淡无光”。

朱利安·巴吉尼，英国哲学家、作家，《哲学家杂志》共同创办人、主编。著有畅销哲普图书《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好用的哲学》《简单的哲学》等。长期为《卫报》《独立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报刊撰稿，并担任BBC第四电台《在我们的时代》栏目的定期嘉宾。

　　几千年来，理性都被奉为人类的成就，从而被捧得太高了，以至于脱离了可以立足的基础。
　　有关理性的四大谬见：
　　理性是完全客观的，并不需要主观判断；
　　理性可以而且也应当担任我们的首席向导，也就是我们“灵魂战车”的御者；
　　理性可以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基本动因；
　　我们可以基于完美的理性原则构建社会。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理性：
　　科学理性不会而且永远不可能摆脱无序、不精确和难以证明的个人判断。
　　不要把人的灵魂看作由两匹完全不同的马和一位御车人组成的系统，而应将其看作一匹马，它携带了各种认知工具-从涉及意识的、系统化的和协商的工具到涉及习惯性的、无意识的和表达情感的工具。
　　我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那部分官能无法处理行程中的每个细节，如果我们没有一些情感上的欲望，仅仅依靠理性根本就没有动力去往任何地方。
　　我们无法设计出可以一举解释所有问题并规定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政治解决方案或经济模型。理性必须清楚其局限性，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因为不尊重它们往往会导致灾难。
　　理性并不是与爱、信任或审美等热血的美德不共戴天的敌人。

第1部分 判断
第1 章 科学和宗教可以和谐相处吗/4
第2 章 科学必然是理性的吗/30
第3 章 理性可以远离判断吗/50
第2部分 理性的指导原则
第4 章 哲学家们的精神生活/71
第5 章 心理学为“非理性”“站台”/86
第6 章 接受理性的指导/102
第3部分 理性的激励因素
第7 章 “冰冷”的理性与“热血”的道德/136
第8 章 “客观”的科学与“热血”的道德/160
第9 章 理性要求我们怎么做/172
第4部分 如果让哲学家治理国家会如何
第10 章 理性的国度/185
第11 章 政治理性/200
结论 利用理性 / 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