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为什么依然重要

　　导言: 什么是启蒙？
　　无疑，几乎在每一话题上，法国、德语国家或英国的启蒙思想家的思考方式都存在显著差别，更不用说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米兰、丹麦和爱尔兰的思想家了。传统、制度、宗教和习俗对最独立的思想家在思想、道德和情感上的控制，在欧洲国家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谈到国教和君主政府时，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比法国人或英国人（或大多数德国人）要谨慎得多。法国人比英国人更不敬神，这只不过是因为法国天主教会企图更有力地掌控他们的言论，相比而言，英国圣公教教会和苏格兰教会则温和得多。哲学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大多人无法简单描述——不管怎么说，这些组成了被宽泛地称为“文人共和国”的人是一个成员混杂的团体。一些人明显比另一些人更激进，有些人成就显赫，有些人则（经常出于善意的理由）鲜为人知；有些人出身良好，而有些人——包括最著名的狄德罗和卢梭——却是工匠（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后代；相当多的人有贵族头衔，一些人则是神职人员。不能期望让这样一个成员混杂的团体达成所有共识，发出同样的声音，或持同样的思想立场。
　　不仅如此，启蒙运动也不像历史上其他变革性运动那样，能被轻易描述为一场简单连贯的运动。和它之前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争议颇多的）科学革命，以及紧随其后的工业革命和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启蒙运动难以一言概之。它不只是一场风俗上的革命，也不是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科·文丘里（Franco Venturi）所说的一个温和的法律和政治改革计划，虽然毫无疑问它也两者全是。这是文丘里代表作中的基本论点，它不只是一种沙龙文化，甚至也不只是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著名论述——“公共领域”。它不仅仅是以新形式著书立说，也不是鲜活的、反政府檄文撰写者的地下行为。在18世纪的欧洲文化中，所有这些因素都以自己的方式有了显著发展。但争论是其中哪一个因素，还是全部因素构成了启蒙运动，就会清除了启蒙运动的真正哲学内涵，而没有哲学内涵后，对启蒙运动性质的讨论，对我们这些有意的或无意的继承者而言，只不过是一场关于古典书籍研究的争论，没有什么其他意义。正如其支持者屡次坚持的那样，启蒙运动首先是一个“哲学世纪”。重点之处在于，佐尔纳并没有问“什么是启蒙运动？”他甚至没有问“什么是‘启蒙者’”，或者说启蒙学者或哲学家，这可能是阐述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相反，他问的是“什么是启蒙？”换言之，他不是在追问一种精神状态，也不是社会或思想史上的一个时期，也不是知识群体的目标。他探询的是一个智识过程的内容。
　　现在使用的“启蒙运动”也表明了一个明确时刻——有时被称为“漫长”的18世纪——在时间上同我们与19世纪联系起来，最主要是与浪漫主义联系起来的截然不同的智识关注点区分开。不用说，启蒙学者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自己及其对象不在当下历史中；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历史的未来中呈现。他们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光明”或“哲学”世纪，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正如康德所言，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却“仍不是一个已经启蒙了的时代”。事实上，即便是身处有教养、有礼貌的欧洲社会，康德对人类当时的状况评价也不高：我们仍然是（他最晚在1789年这样写道）公民的不成熟状态。我们被自己无法全然明白的法则和全然无法理解的书加以评判……这将我们置于这样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即如果停止束缚我们，我们将不能管理自己……我们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天生的良知被人为的良知所取代，我们被学者的判断所引导，而不再遵从习俗与美德。
　　然而，即使“我们”仍然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我认识和思想独立，却明显正在进步。而且，如同哲学一样（但是明显与神学不同），启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没有人，不管他（她）得到了启蒙还是可能得到启蒙，能够确切地预知会带来什么。但所有人都假定，我们正在稳步迈入孔多塞所说的“第十个时代”——正如康德本人曾经所言，无论“人性必须停留于其上的那个最高的程度将是什么，因而在其理念及其实行之间必然留下的那道缝隙会有多大，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当加以规定的，而这恰好是因为，它就是自由，而自由是可以超出每个被给定的界限的”。无论我们还会讨论什么，“启蒙”是关乎对人类心智历史进化的理解。近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巧妙地概括道：“什么是启蒙？”标志着“一个问题悄然进入到思想史，对这个问题，现代哲学无法解答，却也未曾成功摆脱。”“他补充说，这个问题无疑是在“寻找差异：与昨天相比，今天引出了什么差异？”
　　在福柯看来，正是因为启蒙运动如此明显地表现为一个连续过程，可能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思想或文化运动都没有能像启蒙运动这样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启蒙运动与其之前的两次伟大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不同，我们将看到的，启蒙运动被认为在很多重要方面是这两次变革的继续。许多15和16世纪的人认为他们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那是自古代文明世界没落以来，他们心目中被埋葬了多年的价值和风格的重生。但是几乎没人，即便有也很少，真正意识到“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历史时期。他们明白形势已经变化，但是却没赋予其势不可挡的历史意义。“宗教改革”大体上也是如此，数个世纪的罗马腐败已经使教会堕落恶劣，宗教改革试图重建这个想象中的原始使徒教会。毋庸置疑，一些宗教改革家，以及具有历史意识的批评家，例如16世纪的威尼斯人保罗·萨比（Paolo Sarpi），都意识到基督教世界或许甚至已经是无可挽回地分裂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的行为和观念将最终改变欧洲的文化。当然这本不是他们两人的初衷。如果今天在我们看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我们历史上的两个清晰明了的时期，是文化、思想、道德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那主要是因为“启蒙”运动出于对自己历史定位的自觉，把它们变成了如此，把它们着实变成了启蒙运动自身的时代先驱。
　　启蒙运动就像其倡导者都主张的那样，与每个哲学运动一样也是批判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现代性的真正起点，作为开放的、连续的进程，它不断受到批判和再评估。我们会看到，启蒙运动非常清楚地知道人类前进的方向和为什么朝此方向前进；但它从未对其未来发展做任何限制。其目标是要达到孔多塞所说的“文明状态”，但当达到了这个状态时，历史就将没有终止也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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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帕戈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学和历史学杰出教授。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欧洲大学学院任教。1997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莱克研究中心历史学教授。他出版多部关于欧洲民族及其海外帝国的历史著作，定期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出版物供稿。

　　王丽慧，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科技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传播和科学文化研究。

　　郑念，研究员，中国科普研究所政策室主任，《科普研究》副主编。中国无神论协会理事、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国际探索中心中国分部执行主任。主要从事科普评估理论、科普能力评估等相关问题研究，编辑、出版论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杨蕴真，伦敦大学学院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硕士。现供职于BOPConsulting，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咨询工作。

　　本书系“科学文化译丛”之一，论述了在现代西方世界观的产生过程中，启蒙运动所蕴含的普遍的、世界主义的社会理想，如何演变成西方世界的核心，并与传统的封闭世界观相抗衡。作者指出，启蒙运动所延伸出的“人的科学”倡导了一种人文的、自律的、脱离传统和偏见的理念，是推动人类走向普遍的世界主义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启蒙运动在现代依然重要的原因。

导言： 什么是启蒙?
第1章  一致性消逝
第2章  找回同情
第3章  无父的世界
第4章  人的科学
第5章  发现自然的人
第6章  文明的抵抗
第7章  伟大的人类社会
第8章  庞大的自然联邦
结论：启蒙及其敌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