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研究指南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意图

[土耳其] 康加恩

刘冰菁  译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不少的学术争论会演变成各方博弈的战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在20世纪的接受过程便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我从未见过有其他的作品像《自然辩证法》那样遭受过如此多的争议与混乱。从他遭遇的攻击来看,恩格斯也算是成功了,毕竟引起了这么多的讨论。但是,对恩格斯的批判,尤其是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也怀疑这是否会很快结束。

许多学者指责恩格斯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折中主义、实证主义等。我们被告知,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自己的创造,应当同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事业区分开来。这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指责恩格斯的做法,遭到了另一批学者的反对。后者认为,唯物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个人的发明,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产物。因此,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分裂,反而是在相互补充。

结果是,恩格斯的批评者坚持应该彻底放弃两人合作的观点并继续前进。与此相对,恩格斯的支持者则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因此,过去的争论都聚焦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问题,即恩格斯是否在马克思主义中确立了自己的立场①。其中,马克思的学术成果就成了为赢得这场争论而被引用的间接文本证据。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我们确切地想要把所谓马克思赞成(或不赞成)恩格斯对辩证法的应用之类的争论归结为更根本的问题:如何基于恩格斯写作的文本来理解他心目中的辩证法? 他写作的意图和目标是什么? 他成功获取了什么,又在哪里失败了?

这些问题几乎不需要解释,因为如果辩证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是这里的核心问题,那么辩证法的定义及其与对立、矛盾的关系就是必须讨论的内容。困难并不在于恩格斯没有系统地定义或使用过这些关键词,而是他有时便是模棱两可的,并没有给出定论。多年来,由于恩格斯为自己设置了不同的问题并针对不同的听众发言,他的写作意图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理应重新考虑恩格斯本人的写作意图,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代他表达的观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对恩格斯辩证法的看法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

从恩格斯争论的相关既往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到,过去的学术研究倾向于忽略恩格斯的不完整的意图或失败的成就。因为这绝不只是与恩格斯的科学理论有关,恩格斯的学术威望和政治权威也备受威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挑战恩格斯或捍卫恩格斯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尽管这种动机有时会导致科学争论成为互相指责和辱骂。在这些文献中,轻蔑的攻击而非理性的推论成了许多争论的主题。这最终导致恩格斯的文本被添上了许多本不具有的含义,甚至是矛盾的、有争议的含义。当前的解释又常常使自己置身过去的文本中,这使

得对作者的意图、文本和随后的阅读之间的明显区分处于危险之中。这种谬论又在文本编辑上产生了副产品。在持续60年(1925—1985)的出版历史中,恩格斯的文本被以不同的方式介绍和阅读。在《自然辩证法》的后续版本中,标题的选择、手稿的排列各不相同,观众遇到了也被安排遇到了不同的恩格斯。但是,探寻完整的、成熟的恩格斯辩证法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我将首先回顾过去的争论及其相关的编辑历史。然后,我将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Anti-Dühring) 中的哲学术语进行文献学分析。这将表明:(1) 在不同的计划、不同的阶段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处理和强调是异质的;(2) 与《自然辩证法》相比,《反杜林论》为自然的辩证发展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解释;(3) 在《反杜林论》的后期,恩格斯的关注重点从哲学辩证法转到了关于运动的自然科学理论上;(4) 恩格斯对过去的辩证法哲学(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引用和阐释过于粗略,缺少说服力。关于最后一点,他对关于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其他阐释保持了沉默。他认为它们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他的引用里出现了其他阐释。例如,矛盾即使不辩证,也可以是合乎逻辑的(亚里士多德);对立即使不真实,也可以是辩证的(康德);对立是辩证的,但矛盾是思辨的(黑格尔)。更不用说,这些概念间的不同组织关系可能导致对自然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恩格斯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或明或暗地表示需要一种更全面的历史、系统的方法。然而,对恩格斯意图本身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不充分的,参与恩格斯争论的大部分学者几乎都没有认真审视这一问题。本文旨在重新阅读恩格斯,将恩格斯的成就和他未解决的问题都纳入讨论。

恩格斯争论

卢卡奇(Lukács)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将辩证法应用到自然问题的学者。他声称,恩格斯“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辩证法——原作者注)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是严格“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的。 毫无疑问,“自然科学的方法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相反,社会现实和社会科学却必然涉及矛盾和对抗。与自然科学不同,“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并为克服、扬弃这些矛盾指明了道路。

德波林(Deborin)嘲笑卢卡奇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批评,指责他通过二元论批判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自然问题上他是唯心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现实方面,他又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然本身就是辩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自然

的认识也是辩证的。”诸如卢卡奇这样的唯心主义者,“显然没有能力把握自然、历史中的辩证过程的客观特征”。

张亮：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西方左派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20）、《哲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历史与实践研究》（2020，2016）、《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2019，2008）、《“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2014，2003）、《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当代延展——张亮集》（2013）等。

刘冰菁：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

本书选编翻译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恩格斯及其思想的经典研究成果，全方位呈现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总体面貌，内容涵盖当前恩格斯研究的重要主题，包括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理论、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研究、恩格斯与《资本论》编辑、恩格斯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具体篇目包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意图》《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理论化的男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