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美学与当代艺术批评丛书·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

转向还是回归

——作为一种美学阐释传统的“美学政治学”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哲学和政治思想研究教授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Nikolas Kompirdis）主编的《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The Aesthetic Turn in Political Thought）一书即将出版，这是一部对当代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的著作。两年前我在相关刊物曾主持了一个专题为“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的研究专栏，对当代美学的政治阐释及其当代美学研究中的文化政治关系问题做出探究，反响很好，我本人的收获也很大，当时我就注意到了《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这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并在有关审美与政治的研究中多次引用其英文版中的内容。现在这部理论著作的中译本要出版了，我能够“近水楼台”先睹为快，并提出一些阅读与分析的感想，十分高兴。

这部著作的译者谢卓婷博士近年来专门从事朗西埃研究，有多篇关于朗西埃的关键论著的译文发表，在朗西埃与当代美学研究方面，颇具心得。且我了解到，为完成这部译著，谢卓婷博士可谓是倾尽全力，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一再推迟，目的就是把这部书做好。在今日“数字资本主义”的学术功利时代，对某一件事如此执着追求，的确十分难得，同时令人感佩良多。

近年来，在当代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美学研究领域，关于审美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研究新的热潮，相关理论著作不断涌现，如美国学者克里斯宾·萨塔维尔（Crispin Sartwell）的《政治美学》，荷兰学者F. R. 安科斯密特（F. R. Ankersmit）的《审美政治：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Aesthetic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加文·格林登（Gavin Grindon）的《美学与激进政治》（Aesthetics and Radical Politics），雅克·朗西埃的《歧义：政治与哲学》（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The Flesh of Word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美学的政治：感性的分配》（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凯南·弗格森（Ferguson, Kennan）的《判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Judgment），艾德·马克·罗布森的《雅克·朗西埃：美学、政治、哲学》（Jacques Ranciere: Aesthetics, Politics, Philosophy），雷克、里玛·德雷尔（Reck, Rima Drell）的《文学的政治》（Politics of Literature），阿鲁达提·维曼尼（Arundhati Virmani）的《政治美学：文化、批评和日常生活》（Political Aesthetics: Culture, Critique and the Everyday），等等，这些理论著作都在不同层面上对当代美学的政治阐释问题有积极的理论启发。在这些理论著作中，《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有非常醒目的表现，该著的主编在当代美学界尚不为大家所熟悉，但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界已有很多成果问世。他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研究教授，还是该校社会公正研究所基金会的主任，在哲学和政治理论研究方面有广泛影响。《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可以说是当代西方哲学、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当代美学与政治问题研究的一次“集体凝视”，这个研究倾向或视野很值得重视。由于美学和哲学的学科潜源关系，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美学，这种哲学美学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美学界并不陌生，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学研究的正宗，近年来这种研究趋势被进一步拓展，开始强调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角度切入当代美学的理论研究，特别强调在审美的发生机制和理论表现方面融入新的观察视角，将审美、政治与文化的问题与更深层次的感性、心理及各种新兴的文化表现形式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的研究领域。政治学和美学的研究融合是这些研究热潮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各种文化理论，如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理论等，都强调文化政治研究，在审美与政治研究方面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晚近以来的审美与政治研究既对以往的文化政治美学研究有所呼应，同时也不断展现出新的研究倾向，比如，更加强调理论上的多种思想交叉融合，更加重视文化的感性分析与审美层面上的心理趋向，更加强调从政治和美学的双向连接看待以往的美学传统和政治思想传统，这些内容在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布尔迪厄等新一代的激进美学家那里有集中的表现，他们的理论研究在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上对现代与后现代的社会文化有深刻的体察，与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马舍雷、杰姆逊、哈贝马斯、伊格尔顿等比较强调文化政治研究的学者相比，他们的理论中感性、经验的成分更加浓重了，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复杂性结构和多元性走向的关注更加具体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不同的理论选择与倾向。

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体现出了另一种特色，或说明显的区别，一个表现就是它的作者群体均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包括朗西埃，在专门政治学研究领域都有丰富成果，他们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视野来看待其中的所谓的“美学转向”，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孔径，我相信读者会发现这些政治学研究的行家身份或专家身份对这个问题有不同凡响的认识，在这个角度上，这部著作展现的是一种“政治美学”的观念；另一个表现则是就这部著作所展现的内容来看，它不是以往我们熟悉的那种纯粹的美学研究，体现的是一种“学术思想的交叉”。在这里，我的看法是，学术思想的交叉和那种理论上的跨学科研究有差别，在严格意义上，我认为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研究不属于什么跨学科的范围，它仍然是一个美学理论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常识性问题，在具体的理论层面上展现的其实就是一种理论思想的深化和拓展，这部著作在这个方面有极强的学理性和思辨性色彩，其思想性的锐利和鲜明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另有一部著作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那就是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但很显然它们是两种风格，但有异曲同工之妙，读者可以比较，我相信对于在深层次上理解当代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会有收获。

这部著作所谈论的主要问题和内容——“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是当代美学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问题，相关研究正在展开，可以说，也是我本人近几年颇感兴趣的问题。所谓“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和“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看似问题领域一致，实则有差别，但都基于一个基本问题的思考，那就是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美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究竟该如何表述以及获得何种形式的文化展现？可以说，中西美学在此方面有数不清的文献和研究成果，随着当代美学的发展，这个问题更加缠绕不清，同时也不断产生新的争论。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曾断言：“政治在根本上是审美的。”这乍一看来不是就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发言，而是在这个关系中偏重于“政治”方面；那么，有没有人认为“审美在根本上是政治的”呢？这当然存在，当代西方美学中，杰姆逊、伊格尔顿都有过类似的言论。如果我们不从某些个别的观点出发，而是着眼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可以发现，对这个问题的哪一方面的独家阐释—即单独从政治的角度谈审美或者单独从审美的角度看政治—都可能是偏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著的编者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提出，所谓“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其实不是什么“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他说：“审美转向并不是一个新的转向，不是刚刚，或突然发生的；这种转向，同时也是一种回归和颠倒。在转向审美时，政治思想不仅被审美扭转，它也扭转了美学，这样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以不同方式思考美学的可能性，认识到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另外，我注意到，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他用了一个特别的概念——“政治生活”，意在强调从审美的角度阐释生活领域和精神领域中的某种政治情结、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心理，这就为打通美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探寻方式。黑格尔曾强调政治与审美的关联在于自由，朗西埃探讨这个问题的理论模式是认为感觉、感受层面的“再分配”会为政治的研究提供感性的支撑，汉娜·阿伦特则认为政治的意义在于凸显“人作为行动着的存在”这一视角，而葛兰西、伊格尔顿、杰姆逊则更多地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与文化生产的角度谈政治与审美，凡此种种，都广泛涉及政治与审美的关系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表现形式，可以说都不由自主地指向一种美学阐释的传统，这种美学阐释的传统在黑格尔的《美学》，朗西埃的《美学的政治：感性的分配》，汉娜·阿伦特的《政治的应许》、《人的境况》、《论革命》，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中都曾有过分析，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则再次指出：“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美学与政治已经完全相互浸润纠缠在一块。回溯一下，人们可以在从卢梭到席勒，再到耶拿浪漫派的欧洲浪漫主义著述中，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的讨论框架中发现谈论政治思想的这种审美转向。因此我们正在谈论的可能是一种回归而不是转向，或者说是一种被延迟和阻挡的转向，直到更有利的条件出现。”特别是他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阐释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再次在理论的层面上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在该著的导论中也提出，对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对于我们如何思考政治有什么意义？要转向美学来理解政治，这意味着什么？在哪种意义上，政治是审美的？美学的哪些方面可以转向政治思想？在政治中是什么正在转向审美？究竟是美学中的什么使政治可能对其感兴趣？”康普雷迪斯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面向此类问题的研究所要思考的，顺着这样的思路，关于这部著作以及相关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视：

首先，该著在当代美学与政治的复杂的理论关系中，较为深入全面地呈现了社会思想、政治理论与美学在理论层面上的关联之处，可以说，为深入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图景中“大社会美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美学走向社会与文化似乎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了，正是在这个趋势下，美学才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学进一步融入当代社会文化，从而使美学的研究走出传统的社会美学、社会美的理论模式和美学范畴的限定，走向一种“大社会美学”，而在政治学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专门的政治学论著不计其数。但是，较为深入具体地阐释美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论著作，尤其是中译本的引介情况，尚须加强。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美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由于关涉的理论观念的分歧和意见众多，单从哪一个理论方面或哪一个单独的理论论域出发，恐怕都不能对此类错综复杂的理论问题做出深入的解析。由此，可以说，《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理论路径，我把这种理论路径理解为“大社会美学”的路径，之所以是“大社会美学”，就是说不单纯从政治或美学的单一视角来理解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广泛地考察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形势之后所体现的一种审美与政治的双向研究。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思想含量深刻，理论批判与解析深入，是当代西方审美与政治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所考察的代表性的理论家有埃德蒙·伯克、汉娜·阿伦特、朗西埃、法农、阿德里安娜·里奇、斯坦利·卡维尔、尼采、温尼科特以及让—吕克·南希等，他们在当代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和美学研究中都卓有影响。可能这些人的思想中有多少是所谓的“美学”的成分倒不见得重要，他们的思想中贯穿的通过美学、艺术、诗学来达到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远景透视和个案反观，才是当代美学研究所需要吸收的东西；从理论脉络上看，这部著作不是“政治思想史”或说“审美政治史”，或者说，我们当代美学研究不一定就单纯地存在这样一部史论，而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远景透视和个案反观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在这部著作的具体研究内容中呈现出来。比如，埃德蒙·伯克作为18世纪的美学家，不仅仅在美学史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其美学思想中浸染的民主革命美学是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杰森·弗兰克所重点解析的内容，杰森·弗兰克提出，伯克关于美与崇高的重要理论其实蕴含着某种对民主革命的美学话语的运用基础，从而比较早地在纯粹的美学话语上体现出政治研究的倾向；汉娜·阿伦特是大家熟悉的20世纪西方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她的《人的境况》、《论革命》、《理解与政治》等著作早就在西方政治美学研究中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用芝加哥大学帕琴·马克尔的话说是“促成了诸多审美的转变”，阿伦特通过诉诸审美经验的自主性的方式把这种转变镶嵌在政治思想的美学转向之中，在帕琴·马克尔那里，通过对汉娜·阿伦特的研究，让康德对审美经验的看法、朗西埃等人研究的审美歧感话语获得了明显的政治对话，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研究内容；而朗西埃的“政治的美学”、“美学的政治”、“歧感”、“治安”、“感性再分配”等思想向来是美学政治学研究的关键问题，阿雷塔·J.诺弗尔认为他是一个“断裂的理论家”，并对其思想的诸多精锐之处有深入分析；法农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颇具政治讽喻风格的心理分析学家，刘易斯·R.戈登认为，他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考在美学的层面具有“去殖民化审美”的特点；阿德里安娜·里奇也是一个诗人，是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她的诗歌在美学、政治和理论的三者交叉之初体现了诗学政治的理论构想；斯坦利·卡维尔则是著名的电影美学理论家，他的理论著作成为朗西埃等人的重要的阐释对象，大卫·帕纳贾认为，卡维尔的电影美学与其伦理思考相互叠加，产生了一种“注视的动力学”，即观看者与投射影像的某种微观的文化实践和其中的本体论关系，体现的是一种“政治美学的投射”。类似这样的思想解析，让人耳目一新。放大了来看，当代美学与政治的研究可以说处处都有思想的汇合，当代西方各种文化批判理论曾经是这些思想汇合的容纳之所，现在，这个范围在扩大，其纵向的理论拓展和横向的思想展开恰恰是当代西方美学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旨趣所在。

再次，《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提出了“转向美学来理解政治”的理论研究路径和方法，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重视，并有必要深入探讨。什么是“转向美学来了解政治”？我认为，芝加哥大学的琳达·M. G. 泽里利论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琳达·M. G. 泽里利提出了汉娜·阿伦特思想中的想象和判断蕴含着一种政治判断的“官能”，他说：

换言之，审美与政治判断是可以论证的，不过是以特定的方式。审美与政治判断属于对话（interlocution）的范畴，康德称其为“streiten”（争执或争论）而非“disputieren”（论辩）。这就是说，一种对话产生一致性的，是以说服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无可辩驳的证据。“辩论（disputieren）”假设双方可以通过限制在规则之内的观点交流达成一致，而这些规则是根据概念逻辑和客观知识制定的（与决定性判断一样）；如果缺乏概念或无法通过提供证据而达成一致（与反思性判断一样），则会发生“争执（straiten）”。然而，尽管缺少通过证据达成一致的客观必然性，争论仍会继续，因为每一个判断主体都有能力发表审美主张，它假设了与他者的一致性，并试图用他或她的观点来说服他们。

美学上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康德美学那里曾经有所触及，康德提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是一种美学判断，但这种美学判断也可以有政治上的思想指涉意义，在朗西埃那里，政治的判断建立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上，在一种共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论辩的“黑白论”，美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被讨论，即在美学上，政治层面上的思想研究可以蕴含着某种对话性和共识性，可以说，“转向美学来了解政治”从如何处理感性的共享与分歧的角度进一步把这种对话性和共识性提出来了，“转向美学来了解政治”，不是从美学到政治，或从政治到美学，这里面有一个话语转换和逻辑转换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转向”其实是一种问题重释，即美学和政治的关系有时候是同一的，有时候又是截然分开的，在理论上的切割是困难的，所以才有了重新阐释的必要，而“政治生活”的研究毫无疑问也存在某种“共通感”，这种共通感在于与他者达成某种共识的人应该有一个预期的交流，《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中所提出和塑造的现代哲学的审美问题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部著作的很多作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家，在美学和艺术的问题上，显然他们的观点区别于传统美学的路数，无论斯坦利·卡维尔、朗西埃还是阿德里安娜·里奇，在他们对美学的阐释中，提出的正是一种理解和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路径，所以，所谓“转向美学来了解政治”，就是强调，无论政治和审美，都不是绝对自律的，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强调：“现代政治学是依据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术语—公正、自由、合法性、宪制、主权等—而在概念上得以理解的。然而，也有一些政治问题，它们作为政治问题只是在某种审美维度中才能显现。”他借用斯坦利·卡维尔的思想提出，所谓“政治思想的审美转向”在于政治思想对现代政治的审美问题做出承认和回应，它融合判断、回应、显现、感觉去理解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审美维度和范围，我认为，这个观点能够给予当代美学研究积极的启发，在美学的意义上，美学的纯粹与“非自律”的问题早已被引入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但阐释之方向与必要性似乎并无上述观念之明确，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的类比，“政治思想的审美转向”更多地强调通过美学与感性了解政治，读出的是各种“政治生活”的感性存在和感性力量，是政治学研究的“感性之维”，而与此相关，美学的“政治之维”也同样重要，它所起的作用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最后，从美学的角度看，这部著作突出的是作为一种美学阐释传统的“美学政治学”。在审美与政治的观念上，可以看出，很多研究都曾强调“政治美学”，朗西埃提出的是“美学政治”，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专门来谈这个概念和学科的属性问题，我读了这部著作之后，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在美学与政治的研究层面，我们有必要确立研究的学科性导向和理论形态的研究归属问题，学科性导向是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定位和理论定位，理论形态研究则强调的是美学与政治的研究在理论上该如何呈现与存在，决定我们以后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观点是美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不是单纯地强调“审美的政治”或是“政治审美”，而是应该上升到“美学政治学”的观念上，这种“美学政治学”的观念区别于“审美的政治”的地方在于整体性地阐释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它是在一种美学阐释的传统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就像这部著作一样，它不是单纯地强调“审美的政治”而是强调从审美“看”政治，这有点儿像朗西埃的“美学政治”或伊格尔顿说的“审美意识形态”，但不尽相同，阿伦特强调“学会政治地看”，强调多重视角解读社会生活，包括文学和艺术，并强调“学会政治地看”是一种基本的理论塑造，我认为，“美学政治学”恰恰强调的是一种“学会审美地看”，“美学政治学”可以说就是体现了这种“学会审美地看”的研究趋势和形态，它不是在概念、范畴和术语的层面上个别地涉及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在问题与观念的维度上强化理论研究的价值与功能，当然，更不是这部著作的编者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所担忧的某种稍纵即逝的学术时尚或学术机会主义。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在伯克和阿伦特之间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那就是，审美回应和审美判断有利于创造一个公众空间，在其中，事物、日常之物、社会生活、文化现象能够以一种持存的方式被讨论，伯克和阿伦特，在一般的意义上，一个美学家，一个政治家，他们的思想中有如此重要的共识之处，这对于“美学政治学”的研究多么重要啊！康普雷迪斯在曾经是作为美学家的伯克和目前作为政治学家的阿伦特之间，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话的联系和可能，这恰恰是当代“美学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我希望这部著作是一个探讨的起点与方向，能将“美学政治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段吉方

2020年元月于广州

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 | 作者

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Nikolas Kompridis），1953年生，加拿大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研究教授兼社会公正研究所基金会主任，对哲学和政治理论有着广泛研究。他重申“哲学浪漫主义”传统，并致力于政治的审美方面的研究。他的著作涉及社会和政治思想、美学和文化哲学的各种问题，其思考通常以反思性“接受”和“世界敞显”概念为核心。代表著作有《批判与揭显：过去与未来间的批判理论》《哲学浪漫主义》以及《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等。

谢卓婷 | 译者

谢卓婷，长沙理工大学教师，上海交通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多篇政治与美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及译文发表。

本书从政治已经是“原则美学”的前提出发，通过讲述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对政治思想美学转向的贡献，揭示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政治问题：现代政治的美学问题，审美转向。政治思想不仅认识到这些问题在本质上不同于标准的政治问题，还认识到它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化——一种本身就是美学的理论化。作为当代理论争论的一个简单解释，对于任何对美学和政治的跨学科结合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批判美学与当代艺术批评丛书·总序 / 001

转向还是回归

——作为一种美学阐释传统的“美学政治学” / 001

致谢 / 001

作者名单 / 001

导　论  转向与回归：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

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 / 001

第一部分　审美政治、判断与在世性事物 / 033

第一章 “令人欣喜的恐惧”：埃德蒙·伯克与民主革命的美学

杰森·弗兰克 / 035

第二章 “我们感到了我们的自由”：汉娜·阿伦特思想中的想象与判断

琳达·M. G. 泽里利 / 072

第三章 阿伦特、美学及“文化的危机”

帕琴·马克尔 / 115

第二部分　诗学、理论和乌托邦政治 / 151

第四章 法农的去殖民化审美

刘易斯·R. 戈登 / 153

第五章 驶往彼岸的旅途：超越乌托邦的诗学、政治与理论的交叉运动

利亚·哈罗、雷蒙德·科尔斯 / 182

第三部分　接受、再-铭写、肯定 / 223

第六章 承认与接受：对“我们都是动物的生命”的规范回应形式

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 / 225

第七章 出于对尘世生活的爱： 现代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尼采和温尼科特

梅丽莎·A. 奥雷 / 258

第八章 “在天空写下一个名字”： 朗西埃、卡维尔，以及平等铭写的可能性

阿雷塔·J. 诺弗尔 / 284

第四部分　审美的“看作”、“仿佛”的政治 / 335

第九章 毯子、屏幕、投影：或电影的要求

大卫·帕纳贾 / 337

第十章 审美维度：美学、政治、知识

雅克·朗西埃 /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