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

绪论

1661年2月5日晚，二十二岁的清朝君主在北京紫禁城的一座宫殿内驾崩了，这位皇帝1643年继位，年号为“顺治”。顺治帝死后不久，遗诏向帝国满汉大臣公布：由年仅七岁的年幼皇子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皇帝幼冲，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满洲辅政大臣处理国家事务。此外，顺治帝在遗诏中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包括奢靡享乐，信赖贪污的宦寺和官员，未能倚重满洲将领，不听从母亲也就是太皇太后这里“太皇太后”的用法不严谨。实际上作者对“皇太后”“太皇太后”称呼的用法是清楚的，见第三章注。后文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译者孝庄的教诲。

表面上，权力平稳过渡。顺治遗诏指定了新的皇帝和新的辅政班底，并警告新的统治者注意皇帝行为中的误区。然而，正如当时许多汉官定会猜测的那样，顺治遗诏中的许多内容现在认为是太皇太后和后来的四位辅臣公然伪造的（参见附录1）。

太皇太后和新任辅政大臣，迁怒于顺治帝不听从他们的意见，而是亲近汉官，整个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遗诏中的许多内容并非这位将死君主的临终遗言，而是在所谓的鳌拜辅政时期（Oboi Regency， 1661—1669），清廷统治中国的政策与行政风格的前兆。在辅政的前五年，四位满洲大臣集体统治，发布谕旨，做出决策，这些与他们构建一个首崇满洲的中华帝国的理想相契合。然而，1666年之后，四辅臣之一的鳌拜设法操握权柄并削弱其他辅臣的影响力。1667—1669年，年轻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几位满洲谋臣的帮助下，设法亲理朝政，节制野心勃勃的鳌拜。最终，康熙帝于1669年6月擒拿鳌拜，摧毁了鳌拜亲属及支持者集团。

鳌拜辅政时期，是以四辅臣中最冷酷、最臭名昭著者命名的，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辅政局面出现于清朝（1644—1911）的成长期，在满洲人攻取北京近二十年后，在清朝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时期之前。17世纪时，特别是在鳌拜辅政时期，满洲人在统治汉人的国家与社会时，面临着维护手中权力、保持满洲传统的困境。四辅臣是仅剩的、实际参与1644年入关之前诸多战役的清代统治者。尽管四人将一些行政管理经验带入辅政，但是他们的主要价值观在东北南部和华北战场中已经塑就。四辅臣在辅政之前戎马倥偬三十年，因屡战屡胜而赢得名望，获得奖赏。他们看重的是勇气、效率、服从。他们骄傲地回想起满洲政权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军事独裁体制。他们不信任汉族士大夫阶层，后者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柔弱无力，且对已覆亡的明王朝常存政治忠诚。

然而，四辅臣在17世纪60年代所统治的辽阔帝国，在人口和文化传统上以汉人为主。由几十万人口构成的、数量极少的满洲人——在汉人看来是“野蛮”的少数人——统治着1.5亿汉人。四辅臣也继承了一套在制度和官员构成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17世纪30年代的皇太极、40年代的多尔衮先后决定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容留了许多明朝官员。显而易见，四辅臣不得不受汉人的社会政治秩序约束并围绕此进行统治。因此，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与政策，在满洲至上的诉求和强大的汉化（sinification)力量——以往几个非汉族王朝皆屈服于此——之间充满紧张关系。在此环境中，汉人，同样还有满洲人，在北京皇帝宝座周围竭力开展着政治活动。

本书根据清初满汉认识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来探究鳌拜辅政时期的历史。本书在评判这一“鳌拜辅政时期”起源时检视了汉化和满洲统治的因素，检视了17世纪60年代的关键性决定及事件，检视了标志着辅政时期终结与康熙帝崛起的派系冲突。汉化的界定是，统治集团要以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意识形态进行治理。而满洲统治（Manchu dominance）是指以满洲制度、满洲官员和满洲意识形态进行治理。这种二分法解释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在入关战争和清初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谨慎小心，二分法可继续用以有效地洞察17世纪时满洲人涵化（acculturation）进程。然而，痴迷于这些术语——特别是将这一时期视为完全汉化或完全满洲化（Manchuized，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会导致严重的曲解。正如在后征服时代中政治权力的易手一样，常常存在着从汉化到满洲统治的变化，而政治人物时常在各种混合体中走向两个极端。当人们开始探究这些混合体，诸如人格特质、抱负、派系与氏族关系、智慧、政治经验以及个人恩怨等因素时，与满汉取向交织在一起，是以历史学家在带领我们走近真实时，工作变得更复杂了。

了解了上述这些条件，首先进行简要的学术史回顾似乎是适当的，以探究此前对于清朝崛起及其发展的一些诠释。必须指出的是，开始时，除20世纪40年代早期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一书中收录了几篇有价值的传记外，西方历史学家几乎未涉足鳌拜时期。除一些中国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是孟森、萧一山）对辅政时期做过概述外，鳌拜时期在以任何语言写就的清初历史作品中都是空白。历史学家在诠释辅政时期时虽然有所欠缺，但在清朝编年史实录中却能查找到丰富的史料，原始版本的实录中有30卷计1700余页专记鳌拜辅政时期。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人们可以发现有关清廷的逐日记录：地方官和军事将领进呈的奏疏，对这些奏疏的御批及四辅臣对奏疏的意见，四辅臣以康熙帝的名义颁布的上谕、诏书，北京和整个帝国财政、司法进展的大量信息。对实录予以补充的是大量的类书、各种传记、军事组织的史书、各省和各地的方志，以及各种各样的制度研究。尽管上述资源基本缺乏回忆录、书信、日记等这些在西方历史书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材料所具有的随性色彩，但是其优点在于全面和细节。

依靠这些资源，在此前对17世纪60年代研究匮乏的情形下，为了得到可用的解释，人们不得不深入了解清初的历史书写。本项研究很快会揭示出汉化与满洲统治的争议。汉化研究方法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这种传统观念以汉人为中心，其理想化且精简化的形式通常更适于书写历史而非史实：皇帝，即天子，统治着整个已知世界（即“天下”），因此中国并不是现代语意上的国家，而是世界轴心或“中央之国”（“中国”），其政治、文化影响遍及四方。另外，理想地说来，内地周边的非汉民族及国家，应该是通过定期向帝都派遣使团、向中国的优越性叩拜、告知皇帝其部落或国家发展情况的方式，来表达对帝国的敬意。“夷”被期望着在中国的影响下保持驯良，皇帝可以采取协商、联姻、赏赐等羁縻政策以怀柔非汉族群体。人们希望这些方法会使蛮夷互相争长，以防它们结成一个能够争夺中国皇位的更大军事、政治联盟。最后，皇帝或许被迫诉诸战争，并因此创置戍边部队以便日常监管，如有需要能迅速做出反应。下列两部著作对这些概念及起源、与帝制中国历史的关联性做了仔细研究：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特别是第1卷第1部分；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脚注中的专著、文章等的出版信息或文献来源信息，请参见书后的“征引文献”，不再一一标注。——译者）

当然，这一体制极少是以上述原始简易的方式运行，当缔造新王朝的非汉族征服者统治中国时，这一体制常常被彻底打破。自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周朝开始，至17世纪满洲入关达到顶峰，非汉民族对部分或全部帝国的统治差不多占据着半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因契丹辽朝（947—1125）、女真金朝（1115—1234）、蒙古元朝（1271—1368）和满洲清朝（1644—1911）的存在而远远超过了二分之一。汉人如何解释他们的世界秩序如此频繁地被理应在其约束之下的蛮夷颠覆？答案在汉化理论中找得到。传统的中国文人认为，边疆政策的缺陷使得蛮夷军队倾覆了汉人王朝，但蛮夷统治中国的能力取决于其对汉人政治结构及其儒家意识形态基础的采纳。一句中国古话评论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种汉化理论，除了为面临蛮夷统治困境的汉族士大夫带来宽慰外，在非汉族王朝的历史中也有着深厚基础。例如，上述所有王朝最终都大量采用了汉族的政治结构、宫廷礼仪、意识形态，甚至有着语言和文化的追求。

这种汉化解释在20世纪的西方汉学中强劲复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梅谷（Franz Michael）已经找到了汉化在进行征服战争之前非汉族入侵者的政府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让我们深入理解了中华帝国北部和西部边疆上的边缘地区，许多入侵即发源于此。这些边缘地区——16、17世纪的东北南部地区也是拉铁摩尔的众多例证之一——通常是已为征服战争做好准备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倘若有强势的领导、汉族谋臣的襄助以及包括农业在内的复合经济基础，一个新型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秩序和军事组织便可产生。总体来说，这就是拉铁摩尔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崛起、满洲国家和军事组织的出现以及17世纪中叶满洲入关战争所做出的解释。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尤其参见第5、16、17章。这是一种基于部分汉化的解释，即汉人因素和非汉人因素的结合带来了征服的要素。

梅谷在《满洲统治的起源》一书中将拉铁摩尔的一般性理论用于解释满洲的崛起，立场坚定地支持入关战争之前满洲的汉化。这本先驱式的著作于1942年出版，时隔三十年，甚至在大量新发现的原始材料出版之后，作者的大部分言论仍是很有用的。梅谷发现了在17世纪30年代的皇太极时期，盛京地区存在的汉化官僚机构，探讨了效力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汉族谋臣所扮演的角色，强调了满洲八旗制度的管理作用，并反思了满洲氏族在入关后的持续斗争，所有这些都是对清初的重要见解。因此，我与梅谷所做解释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这些具体内容，而是在于他对汉族影响力的重要性的过度强调，其结论中有一项明确指出：“正是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思想使满洲得以征服中国。”梅谷：《满洲统治的起源》，第79页。梅谷所强调的以明朝为范本的满洲八旗制度的起源以及早期满洲国家的其他方面，受到有些历史学家的质疑，例如法夸尔的《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梅谷的确在稍后的章节中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的一般性结论，指出皇太极对金朝先例的依赖，并注意到满洲人对于被同化的普遍担心，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强调满洲人全部采纳了汉族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梅谷：《满洲统治的起源》，第99~108页）我认为这一观点过度强调了入关战争前后满洲的汉化，却忽略了汉化与满洲统治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康熙统治时期。并且，这一观点也淡化了入关战争之前满洲制度的持续重要性、满洲人的政治领导以及满洲人对于自身传统的执着。我在本书第二章至第七章探索鳌拜辅政的渊源即1644年入关战争前后，以及研究辅政时期的关键政策时，这些见解将有所展现。

对满洲入关战争的另一主要解释源于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涌现的中国革命分子言辞尖锐的反满作品。反满的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革命报刊的共同主题。邹容的名作《革命军》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趋势：“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英文译文引自冉玫烁：《早期的中国革命家：1902—1911年沪浙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8页。17世纪明朝遗民运动中的强烈反满宣传在19世纪早期被秘密社会复兴。特别是三合会，在仪式和宣传中尤为依靠反清复明的标语。参见鲍里斯•诺维科夫：《三合会的反满宣传(1800—1860)》，第49~63页。

对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作品中的反满主题，高慕柯已做出了精彩的评论。通过检视同盟会的纲领，特别是汪精卫的著述，高慕柯指出了反满宣传的三个方面：“第一，满洲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他们四处劫掠，任意屠戮，一旦掌权，便实行歧视性政策，将汉人贬降至社会中的下等地位，并将许多其他的压迫性措施加诸汉人身上。第二，满洲人为外来的蛮夷，是低等的民族。第三，满洲人现在伪装成拯救中国的改革者，主要是通过引进宪政，试图以此实行一个巨大的骗局。”（高慕柯：《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69页，也可参见第65~105页）反满激情不仅在激进分子阶层中传播，而且蔓延到众多改革者，学识丰赡、善于表达的梁启超或许是最好的例证。梁启超印发了数千本王秀楚所著的《扬州十日记》，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满洲军队攻取扬州之时（1645年5月20日至29日）所发生的奸淫掳掠、肆意屠戮的行为。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26~127页。译文可见英文版的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满洲人的形象因此被定型、贬低。在许多革命者的眼中，满洲人是国内改革的蛮夷反动派、外交事务的懦弱卖国贼。作为被革命者视作19世纪祸患的替罪羊，满洲人是一个有用的靶子：他们可以被轻易地认定为中国弊端的肇因，并对发生在中国和日本的各种革命运动起到消极的作用。

除拉铁摩尔、梅谷外，还有几位学者对满洲人的这一形象提出相反看法。芮玛丽指出，18、19世纪出现了“满汉混合体”，19世纪中叶满洲人和汉人联合抗击叛乱和帝国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满洲人中出现了杰出改革者。然而，芮玛丽也认同清末时满洲人中确实有一些反动派，醇亲王在掌权时复兴满洲权力的努力部分证实了1908—1911年的反满宣传，她认为革命者过分夸大了他们的事业。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第51~56页；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个阶段（1900—1913）》，第21~23页。亦参见高慕柯：《中国政治现代化中的改革与革命》，第72~77页。虽然如此，关于满洲人是反动派和卖国贼的论点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晚清史著述中始终存在，影响了许多人对于清朝的认识。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第51页。

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大多数关于20世纪早期反满运动的主张，除了可以作为一种先期的清初历史书写外，价值有限。在观察了汉人将领和汉人军队在征服中华帝国时扮演的角色后，甚至是由17世纪四五十年代丰富证据所支撑的“满洲人是冷酷贪婪的入侵者”的结论也必须予以修正。反满宣传者没有揭露汉军旗人如洪承畴、尚可喜、吴三桂等的暴行，也没有虑及在满洲入关前，明朝亡于汉人反叛者，尤其是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骇人听闻的清初故事中，张献忠于1645—1646年在四川采取的恐怖政策，与清军在中部沿海地区的大屠杀肯定不相上下。参见帕森斯：《明末农民战争》，第 176~178页。残暴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从民族上看并不限于满洲人，汉人和满洲人都公开这么干。

如果除去政治意涵并将年代限定于清初，反满作品只在矫正汉化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可取的。在1644年入关战争之后的二十五年中，尤其是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和鳌拜辅政时期，为了巩固和保护满洲统治，汉人时常受到压迫。汉族百姓被强制迁出自己的土地以顺应满洲的军事政策，严酷报复对满洲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汉族士大夫，将满洲官员和满洲机构的地位抬升到高于汉人，这些都有大量的证据。满洲统治及其必然结果——汉人的臣服，是17世纪60年代早期多数政策背后的中心意思。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鳌拜时期代表了清初以满洲为主导的统治的极端表达，如果我们借用芮玛丽著作的题目，那就是“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康熙帝，尽管对满洲忠诚并十分倚重满洲谋臣，但是他努力压制辅政大臣的政治遗产；如此做法，为晚清的“满汉混合体”奠定了基础。总之，革命宣传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入关战争不久之后满洲政治的线索，然而在20世纪早期，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有关革命者而不是满洲人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中华帝国政治世界秩序动荡、前途未卜的岁月里，汉化和满洲统治成为人们真实的、活生生的选择。回顾以往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时代的动荡和焦虑。晚明的起义和满洲人的征服战争破坏了大量耕地，导致成千上万的汉人丧生。田赋编审册记录了朝廷征税的可耕土地数，从中可以看到破坏程度之深。1602年，田赋编审册记录为1161894881亩（176000000英亩1英亩约等于6.1亩。以下两英亩数均为概数。——译者），但到了1645年，总数骤然跌至405690504亩（66800000英亩）。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02页。也可参见本书附录4。明末清初土地登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造成了登记入册的纳税土地的减少。虽然1662年清军在缅甸击败了最后的明朝遗民，然而此后斗争仍长期延续；在康熙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长达半世纪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这些军事斗争中，有两场是康熙帝的军队为清朝的存亡而战，即发生在中国南部的“三藩”之乱，噶尔丹及其厄鲁特蒙古人的入侵。康熙帝的胜利为18世纪的相对和平铺平了道路，但是这种和平是用17世纪的鲜血和焦虑换来的。

汉人对满洲入关战争的各种反应加重了这种军事上的无把握性。上面已经说过，一些明朝将领在1644年之前已经率部投降了满洲。这些人被编入满洲的军事组织（八旗），成为汉军旗人，他们在策划和开展入关战争中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京城内外一些明朝官员为明廷效力直至1644年，然而在满洲人攻占北京后也迅速投降了。这些官员，由于多尔衮的赦免，得以继续为新朝政治服务，后来被重新定义“忠”的乾隆帝称为“贰臣”。但是明朝的许多文臣、武将和士人拒绝服务于满洲统治，在入关战争后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人因拥立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明朝藩王而身死。拥戴明朝的幸存者包括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杰出思想家，他们坚定地拒绝出仕清廷，毕生致力于学问。这些遗民中有些在满洲入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斗争，主要依靠他们的诗文进行隐性攻击。

正是在军事上无把握及汉人对清朝入关战争反应各异的背景下，我们探讨鳌拜时期的政策。对于我们理解四辅臣如何回应这些情况十分重要的是，他们曾在皇太极时期和多尔衮时期投身入关战争。这是他们的胜利。这一认识激发了他们对入关战争之后发展状况的批评，并决定了17世纪60年代他们的政治选择范围。一个简单的问题似乎已经渗透他们的政治思想：“我们为何而战？”政治是战争在另外一个舞台的延续，四辅臣很少隐瞒这一想法。然而，四辅臣在表达这些见解时，并不只是在发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一个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满洲征服精英（Manchu conquest elite）群体。

由于“满洲征服精英”这一术语常被用来解释鳌拜时期的方方面面，此时做出一个简明的定义或许有益。该术语意指一个由满洲将领组成的精英团体，时间限定在17世纪初至17世纪60年代。满洲征服精英包括宗室成员、内务府与侍卫处的官员、八旗所有的佐领及以上的满洲人。这一精英群体的上层是宗室王公、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满洲八旗都统和副都统，以及所有出任高级京官的满洲人。这是一个小规模精英团体，不到两千人，除出征、驻防或狩猎外，就住在北京。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与入关有关的战争；绝大多数人的背景只具有满洲传统，只会满语。少数满洲征服精英有过担任文官的经历，并与汉族官员密切接触，但是这些人基本上有着纯正的军事背景，最经常联系的汉人是汉军八旗官员。

17世纪60年代的四辅臣代表着这一精英团体的上层，他们的智慧都源于指挥满洲的骑兵和步兵。与汉人的传统不同，他们致力于以军事管控政治制度；在清初的环境中，这意味着满洲征服精英主导着汉人官员和地方精英。军事管控意味着复兴入关战争前满洲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皇太极时期地位突出、由满洲将领组成的责任班子。这夸大了明朝的弱点，是说晚明的贪污腐败证明了，由于缺乏适当的军事监管，汉人制度有着天然的不足。最后，这意味着向除汉军旗人之外的帝国的汉族官员和百姓传播满洲的尚武价值观念而做出努力。在这一事业中，四辅臣从满洲八旗制度中获取权力；他们的权威源于其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政治遗产的阐释，也源于满洲征服精英的支持。

17世纪60年代时，四辅臣就像满洲征服精英上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年龄已经很大了（他们的确切年龄不得而知，极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岁），所以他们有着迫切的使命感。新一代的满洲人正在崛起，这些人对汉人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更熟悉，而军事训练和经历只是作为补充。例如，17世纪50年代几名满洲人成功通过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中了进士。四辅臣对这些趋势反应强烈，心理历史学家或许会说，四辅臣将他们日渐迫近的死亡等同于满洲入关战争的终止。参见利夫顿：《革命的永生》。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相关的证据来支持后一见解，只觉得四辅臣和许多征服精英正经历着人世代谢的焦虑。他们看到一些年轻的满洲人中出现了汉化，肯定认为这是先前年轻的顺治帝所推行的政策造成的。在四辅臣看来，唯一的治疗方式，是要用满洲专制的“猛药”去矫正满人，还有汉人。

四辅臣在决策上专断的做法，在清初的最高统治者中并非特例。康无为（Harold Kahn）对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统治的描述可以说很好地表明了四辅臣的关切所在：

他们的专长在于行动、组织以及为加强皇帝特权而采取有力的措施。他们超越以前诸朝代的，大概是认清了潜在的可能性并充分利用其职位。即便他们关于统治的言说并没有丰富什么儒家治国学说，他们下定决心采用一种连最迟钝的官员都能铭记的方式来明确自身的权力，这确实展现出意志坚定的专制主义者的关注点。……任务是驱除具有毁灭性的明朝党派之争的阴霾，使满洲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合理化，在品味、行政、政策方面宣称皇帝的优越性，并谨慎地限制官员批评的范围——事实上是压制官员的权力。康无为：《帝王眼中的君主统治》，第7~8页。

安熙龙（Robert B. Oxnam），1942年生，1969年于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1975年加入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1981年至1992年担任主席。1990年代先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及威廉姆斯学院执教。早年师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研习清史，后致力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关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除本书外，另有论著涉及当代中美关系，并创作了两部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朱砂》（Cinnabar: A Novel Of China）与《明》（Ming: A Novel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译者简介

陈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发表学术论文及译文数篇。

本书是以英文写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为止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作者围绕鳌拜辅政时期的制度、政策及政治人物，探讨了满洲精英群体在首崇满洲、调适满汉过程中的选择与困境，揭示出清朝入关后满人政治的复杂面相。传统观念往往将鳌拜辅政时期视作一段失败的复旧尝试，却忽视了其在清初政治演变中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本书认为，四辅臣在官僚体制、地方治理策略以及军事与对外实践等方面，均试图建立以满人为主体的新政治秩序，并在整体的治理策略上纠正顺治朝后期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部分遗产亦为康熙帝所继承。

目录 | contents致谢

第一章 | 绪论

第二章 | 辅政起源（一）：1580—1643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四大家族

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满洲四臣

第三章 | 辅政起源（二）：1643—1661

逆境中的政治教育（1643—1650）

一场光荣的介入（1651—1653）

一位汉化者的满洲遗产（1653—1661）

辅政统治的建立：1661年2月

第四章 | 辅政统治与京师官僚体制

满人的德治：1661年初

京师政府机构（1661—1666）：满洲机构

京师政府机构（1661—1666）：传统的官僚机构

为满人所用的汉人制度：考课制度与科举制度

第五章 | 鳌拜辅政与地方治理

鳌拜辅政与地方官僚政治：寻找忠臣

鳌拜辅政与地方精英：极端专制

鳌拜辅政时期地方政策中的满洲观念

第六章 | 鳌拜辅政时期的军事政策

军队结构与武职官场

鳌拜辅政时期的统一战争

17世纪60年代的吴三桂及“三藩”

第七章 | 鳌拜辅政时期的对外政策

鳌拜辅政时期对耶稣会士的迫害

17世纪60年代的朝觐、朝贡关系与中西关系

鳌拜辅政时期与东北地区

第八章 | 党争与鳌拜辅政时期的终结

四辅臣集团的分裂与鳌拜集团的先兆（1665—1666）

鳌拜集团的鼎盛时期（1667—1668）

皇帝集团的出现

鳌拜集团与索额图—明珠集团：转向权力均势

鳌拜之死

第九章 | 鳌拜辅政与康熙统治

附录1顺治皇帝之“死”与遗诏的伪造

附录2重要京官的仕宦模式（1661—1666）

附录3鳌拜辅政时期地方官的任命与任期

附录4鳌拜辅政时期的经济政策

征引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