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危机

　　论暴力
　　一
　　这些反思是由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和争论所引发的，它以20 世纪为105 背景，而正如列宁所预言的，这个世纪的确成了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因而也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特征。但是，在当前的情势下，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至少同等重要，虽然还没有人预想到这一点。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如今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还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够配得上它的毁灭潜能，或者证明它在武装冲突的实际应用是正当的。因此，战争——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的、残酷的仲裁手段——已经大大丧失了效用，并且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光芒。超级大国——也就是那些在文明的最高水平上阔步前行的国家——之间“启示录式”的棋局，是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进行的：“一方取胜，就是双方的终结”；这种游戏和任何在此之前的战争游戏毫无相似之处。它的“理性的”目的不是胜利，而是威慑，军备竞赛也不再是为战争做准备，如今也只有“不断提升的威慑力才是和平的最佳保障”这个理由才能证明其正当性。我们怎样才能从如此荒唐的处境中抽身而出，对此尚无答案。
　　因为暴力（violence ）——和权力（power）、武力（force ）以及强力（strength ）不同——总是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 所以，技术革命、工具制造上的革命对战争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暴力行动的实质受到手段—目的这一范畴的支配，如果用在人类事务上，这一范畴的主要特征往往是，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而本来应该是目的为手段提供理由，需要手段来达到目的。因为人类行动的目的与制造活动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获得可靠的预测，所以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常常和未来世界、而不是意图目标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一切人类行动的结果都不为行动者所控制，暴力则给自己添加了任意性的因素；在人类事务中，还没有什么比战场更能让运气，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种完全无法预料的因素的侵扰不会消失，即便人们称它为“偶发事件”，并且试图用科学来消除它；模拟实验、剧本提纲、博弈理论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都不能消除它。这些事情里没有确定性，甚至在某种可计量的情况下，消灭彼此也不是完全确定的。那些试图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进展到某种水平，在此，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战争，借助于任由其控制的手段而最终消失了。这一事实就像一个反讽，它提醒我们注意这一无孔不入的不可预期性，当我们进入暴力领域中，我们就遭遇到这种不可预期性。战争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人类隐秘的求死欲，也不是难以遏制的攻击本能，甚至不是貌似合理的裁减军备所固有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政治领域中，还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一国际事务的最后仲裁者。霍布斯是对的，他说过：“没有剑的契约不过是一句空话。”
　　看起来，只要民族独立（也就是不受外族统治）和国家主权（也就是在外交事务中的不受审核、不受限制的权力要求）仍然得到认同，就不会有什么能代替战争。（美国是少有的几个国家之中的一个，在那里，自由和主权适当分离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只要美国共和的基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威胁。根据宪法，对外协定是国内法的一部分，而且——正如詹姆斯? 威尔逊大法官在1793 年所说的——“美国宪法完全不知道主权一词”。不过，这些头脑清楚、自信满满地脱离传统语言和欧洲主权国家的概念政治格局的时代早已过去；美国独立战争的遗产被人遗忘，并且有好有坏地，美国政府开始分享欧洲的遗产，就好像这是它的祖传之物——很遗憾，它没有意识到，欧洲力量的衰落是由政治破产、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概念的破产所导致的。）过去的看法是，战争依旧是最终的理性（ultima ratio），依旧是政治借助于暴力的延续物，在对不发达国家的外交事务中还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看法未曾过时，只有那些没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小国还印证这种看法，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安慰。著名的偶发事件似乎总是来自世界上那些古谚语“除了胜利，别无其他选择”仍然通行有效的地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的确，在这些情况下，极少有事情比过去几十年里信任科学头脑的人的声望在政府部门中不断提升这件事情更令人震惊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足够冷静，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考的事情”，而在于，他们根本不思考。他们并不沉浸于这种过时的、无法计算机化的能力，而是考虑某些假定的后果，不过，他们并不能通过实际情况来检验他们的假定。这些对未来事件的虚设构造中所包含的逻辑缺陷总是同样的：一开始表现为假定的东西——无论是否包含替代品，根据其复杂程度——通常在几段之后就立刻转变成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又盘活了整个系列的类似的非事实，结果是，整个事情的纯粹推断性却被遗忘了。毋庸说，这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用诺曼?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的话来说，这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孤注一掷的尝试”，“模仿科学的表面性质，而那些科学实际上具有重要的知识内容”。近来，理查德? N. 古德温（Richard N. Goodwin ）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对这种战略理论”最显著并且“最深刻的反驳不是它有限的效用，而是它所包含的危险，因为它会引导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理解了这些事情，并且掌握了它们的走向，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理解”，这篇文章极其出色地勘查了诸多此类虚张声势的伪科学理论之“无意识的幽默”特征。根据定义，事件就是所发生的中断常规进程和常规程序的事情；只有在一个没发生什么重要事情的世界之中，未来学家的梦想才可能成真。对未来的预想只不过是对当前自动进程和程序的投射，也就是对那些如果人们不作为，也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会出现的过程的投射；一切行动——不管好坏——和事故都必然会破坏整个格局，而预想就是在此之中运作的，它要在那里获得证据。（幸运的是，“大量未曾预料的事情远远胜过政治家的审慎”，蒲鲁东这句曾经的评论依然是真理。它甚至更加明显地超过专家的计算。）把这样未曾预料的、未曾预想的并且无法预期的事情称为“偶发事件”或者“过去的最后一息”，斥责它们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著名的“历史垃圾堆”，是这一行业中最古老的伎俩；毫无疑问，这种伎俩帮助整理理论，不过，这要付出使它更加远离现实的代价。危险在于，这些理论不仅因为从实际可辨明的当下潮流中提取证据而貌似合理，而且，它们尤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某种催眠效果；它们催眠了我们的常识，而常识正是我们感知、理解和面对现实与事实的心智机体。
　　谁要曾经思考过历史和政治，他就不可能会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无所知。粗略一看，暴力一直以来很少受到特别关注，这实在令人吃惊。（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甚至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表明，暴力及其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理所当然，并因而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会质疑或者检验那些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些在人类事务中只看到暴力的人使人们相信，这些事务“总是随意的、不严肃的、不确切的”（勒南[Renan]），或者上帝永远带着兵戈，他们对暴力和历史也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任何要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意义的人，都几乎必定会把暴力看作是一种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政治借助其他手段的延续物”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定义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经济的延续性上，在一个仍然由先于暴力行动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的延续性上。因此，直至近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仍然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不可能稳固，这一说法是至理名言”，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与它的经济发展相抵触的任何地方”，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都将失败。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犹太哲学家，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1954年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院校开办讲座。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共和的危机》、《责任与判断》、《人的境况》、《论革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黑暗时代的人们》、《精神生活》等。

     《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三篇论文（“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70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其中，《论暴力》尤为著名。
       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第三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态”等著名论断，对政治学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译本序言（陈伟）
政治中的谎言—反思五角大楼文件
公民不服从
论暴力
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 一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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