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城市发展——可持续性与合作

青岛：融合东西方

历史、建筑与考古学者，青岛历史学会秘书长　巩升起

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东西方文化对话显示了人类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的魅力之所在，结连深广，一系列宏大的文化史主题包容于中，我们可以在辽阔

的历史与未来视野中见证其经典性、丰富性与持久性。其实，说到文化创意，东

西方文化对话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精神中永恒的创意之源，未尝不可将其视为一场持续数千年的文化创意对话，其影响力无远弗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青岛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对话的产物，充满博大兼容的海陆一体化文化精神，内蕴深厚，独树一帜。

1994年，青岛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青岛当选为东亚文化之都；2017年，青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这是相互关联的事物，是文化精神的盛大呼应，山海之间开启了一条精彩纷呈的人文廊道，充满历史感和创造性，青岛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缘此而在东西方文化对话中以深沉、博大、生动的形式展开，文化创意的灵光亦无所不在。渊源有自，今天我们恰可以在中国与世界的宏阔景深中对青岛的历史文化构成作一番审视，知其为东方海标，知其为欧亚文化交汇地，知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意之城。当今话语体系中，许多人仅仅将青岛视为一个近现代城市，因而有“百年青岛”之说。的确，19世纪末青岛开埠后，成为近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焦点。但严格来说，“百年青岛”所指只是旧时青岛主城区的历史地域，无以涵盖今天环胶州湾而立的整个青岛市。今天，我们的文化思维与历史认知方式首先需要在这一点上获得解放，方可以在东西融合、今古汇通的维度上对青岛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作一次历史性的澄明，夯实城市基脉，开阔城市视野，激扬城市活力。

一、古代青岛——从“东方”说起

东方意味着什么？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剧作中有“东方与美丽”一语，令人遐

想。当歌德写下“视线所窥，永是东方”的时候，他心目中出现了一个神秘、悠远而光辉灿烂的东方，昭示着未来的希望。显然，“东方”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概念，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与可融通性。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文化思维中，“东方”标志着生命本源和文明诞始，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程，虽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八方融汇的历程，但其中还是可以发现一条东西方主线的，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方”的强大诱惑力。从文化地理上看，泰山为东方立极，那么处于泰山正东方的青岛地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为海陆交接之地，是为东方

的一端，以东方海标的形象立世。

追溯4000年以上，龙山时代的中国人在东方开始了他们的文明探索与创造历程，起初是为了寻找日出圣地而不断走向东方，进而走向海洋，这诱发了早期的航海探索行动，位于胶州湾西北岸的三里河遗址所在地很可能就是龙山时代的文明津渡。三代以迄秦汉，中国海洋文明的枢纽为琅琊港（位于今青岛西海岸新区）。司马迁曾谈到秦始皇缘何在琅琊台祭祀四时主，写下“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史记·封禅书》）一语，这是意味深长的一语，大意是天人大视角中眘琊为岁星开始运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时间开始的地方。就此，奠定了琅琊为“东方”海陆地理标志的历史文化地位。自然启示是充分的，恰好处于青岛市区东部的崂山又给出了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度，其主峰——巨峰海拔1133米，从更宏阔的时空范畴看，这也是亚欧大陆东部中纬度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雄浑、辽阔、漫长的亚欧大陆在此奠立了一个海陆一体化的“东极”。由此，我们不难领略大自然的神奇创意，在中国东部，亚欧大陆东部海岸线上，琅琊与崂山并辉，给出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的双重见证。说起来，我们的文化创意也是可以从这里领受启示的。

上面我们在探讨“东方”这个概念的历史肌理的时候，已然触及了青岛的古

代文明要义，其为中国早期海洋文明中心，以琅琊和即墨为标志，建城史可追溯

至2580年以上。要而言之，青岛的文化史意义尤其表现在，这里显现了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历史渊源，海事流转，代不绝书。广义上，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以海洋为通路的中外文明交流之路，琅琊春秋战国时期已见诸史籍的五大古港之首，亦为亚洲始祖港，在此发生了“徐福东渡”这一重要事件，这是掩映在求仙迷雾下的航海行动，其实质是中华文明向海外世界的传播。汉朝，在不其县（治所位于今青岛城阳区）发生了王仲东渡的事件。东晋，求法高僧法显海路归国，在时属不其县的牢山（崂山）南岸登陆，海陆并尊，书写了丝绸之路的新的历史传奇。唐宋之际形成的板桥镇（位于今青岛胶州市）一度为北方航运中心，设有北方唯一的市舶司，统辖海上交通与贸易。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澄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青岛为广义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和登陆地，在此发生了诸如徐福东渡、王仲东渡、法显登陆等一系列彪炳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历史事件，呈现了海上丝绸之路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对话、传播与交流意义——可以说，此为海上丝绸之路诸多意义中最为深厚、最为显赫的一端。

渊源有自，瞩望东方，这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情怀。青岛为东方之一端，于海

陆交接处奠立了雄奇、博大而深邃的东方海标，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先声，这

是有着明确海陆地理依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汉武帝的作为予以进一步说明。汉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汉武帝刘彻东巡不其县，敕建明堂、太一祠与交门宫，所作《交门之歌》（《赤蛟》）弥漫着天人吉祥、协和万邦、长乐未央的气氛。汉武一朝，建三处明堂于天下：一在长安南郊，二在泰山脚下，三在不其海表。三者大致处于同一纬度上，贯通了中国的东西方。而交门宫的设置，显然有汉帝国东方之门的地理标志意义。

穿越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阅读未来，古代文明史反复呈现了青岛标志东方、沟通海内外的天然禀赋，这是认识青岛文化底蕴的前提，当然也提供了一把开启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的密钥。小中见大，从青岛的自然与文化格调中，我们可以更好地见证九州之内的东西方贯通之光，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价值。

二、近现代青岛——多元文化的碰撞、对话与融合

时光流转，海色浩茫，从千古波浪中出世的青岛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在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宏阔景深中，青岛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1897年德占胶澳以后，青岛进入了近代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自此始，青岛逐渐演变为欧亚文化交汇地，呈现了东西方多元文化碰撞、对话与融合的丰富图景。

我们知道，近代维度上，青岛是中国第一座经由科学规划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建筑艺术与山海环境取得了相对完美的协调，建筑艺术成为历史文化的直观载体，勾画了青岛历史城区的基本风貌，构成了具有独特识别性价值的地景。域外建筑在青岛的移植及民族建筑思潮的回归凸显了跨文化对话的意义，提供了一个不可复制的范本。当然，域外建筑在青岛并非单一的移植，其中随处可见创造性转化与更新的痕迹。我们知道，青年风格派为新艺术在德国的表现形式，传入德国本土的时间恰为德占胶澳的1897年。可想而知，在德国本土，青年风格派遇到了古典思维的强大阻力，而在青岛则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因而你可以在青岛的许多建筑中见到青年风格派的创造性烙印。十余年间，以德国总督府旧址、德国总督楼旧址、基督教堂（福音堂）、天主教堂（圣弥爱尔大教堂）、青岛俱乐部旧址、德华大学旧址、德华银行旧址、山东路矿公司旧址、德国警察署旧址、

观象台等为代表的“德国建筑”在青岛老城区有着广泛的分布，集中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建筑艺术流变轨迹，奠定了城市风貌的基调。历史地看，这些建筑本身以及所有建筑所共同形成的城市风貌处处渗透着东西方文化对话的痕迹，域外建筑移植首先是在青岛卓荦的山海环境中实现的，由此我们看到了近代建筑艺术流变轨迹与中国风水观念、环境哲学的汇通。在此，不妨透过德国总督楼旧址来看看建筑艺术上的东西方对话，这是一座极具文化融合力的建筑，从中你既可以找到诸如古典主义、哥特式、罗马风、新文艺复兴、巴洛克、青年风格派等多种西方建筑艺术流派的踪迹，也不难发现中国元素的显现，其东南角塔楼取中国传统的攒尖式屋顶，端庄、俊逸而朗润，看上去俨如遥远年代的一座中国宝塔，而西山墙檐口北端的那只龙头塑像契合了中国古建筑理路，从中可释出镇宅、行云施雨与皇家威严等象征内涵，诚如梁思成所言，它是“融东西方多种文化理念于一体的建筑艺术巨制”，是完全可以被视为东西方文化对话的经典象征来看待的，东西互通的文化创意视野在此写成了意味深长的历史性回旋。

理所当然，城市风貌本身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广度与深度，中西合璧成为必然。在青岛前海主要以欧陆风情为呈现方式的视觉形象体系中，历史性地保留着一座明代古庙，这就是天后宫，表征着本土文化的历史深度。20世纪30年代，以回澜阁、水族馆、万字会大殿、湛山寺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风格建筑以回归者的姿态出现在欧化城市的天际线上，象征着中国传统建筑思潮在青岛的复兴。世界红万字会青岛分会旧址建筑群集古罗马、中国宫殿及拜占庭风格于一身，围以红墙，创造性地呈现了一幅异质文化相遇合的稀世图景，已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引向远方。八大关近代建筑则进一步凸显了多种文明对话的意义，文化融合在大自然中呈现，以建筑与环境融合无间的卓越形象表达了人类所共有的家园精神，山海之间汇藏20余国风格的别墅，展开了一幅融合万方的多彩画卷，亦将城市的生态价值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疑，无论东西方，建筑首先是实现人类诗意安居的载体。屋宇无所不在，那么，屋宇中的居住者在做什么？我们想起了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他在青岛的屋宇中完成了一件贯通东西方的工作，为了向西方说明东方，开启了“东学西渐”之路。1898—1922年，他以同善会传教士的身份在青岛生活和工作，创办了礼贤书院。其间，将《诗经》《论语》《道德经》《易经》《孟子》《列子》《庄子》《大学》《礼记》《吕氏春秋》《太乙金华宗旨》等中国典籍译成德语。卫译《易经》一出，便成为西方最权威的版本，至今仍无人超越。得益于卫礼贤，西方知识界的东方视野重新得到了深沉而嘹亮的开启。因卫礼贤译经之故，青岛成为20世纪“东学西渐”的一大桥头堡，东西方文化对话之于城市精神的意义表现得更为突出。

看上去，青岛这座海上名城与他者绝不混淆，欧陆风情与东方山海气象的结合堪称精妙。由于特殊的原因，青岛在其城市化的起点上即被渲染上了浓郁的西洋韵味，形成了与传统中国城市迥异的视觉风貌，人们在此看到了种种域外风情的演绎，也看到了文化多样性的实现。这种格调不是局部的呈现，而是整体的呈现，是在东方山海环境中欧式建筑与中国意识相协调意义上的呈现，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并予以科学研究。经康有为的提炼，青岛个性鲜明的城市风貌被概括成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之口禅，几乎尽人皆知。于是，由建筑所贯穿起来的审美视线就在中西合璧的文化图景中汇合、交响，形成了持久而深远的回荡，印证了文化名城不可复制的魅力。

城市是不能没有哲学、音乐、建筑艺术的，否则只是一个实用的功能场，而失却与人类精神光辉的本质关联。作为人文沉思的载体，建筑的魅力难以穷尽，虽说它们常处于沉默的状态，但终究是要有所昭示的，要把人类的故事说给我们听。

……

本书为“东亚文化之都”与“欧洲文化之都”合作论坛成果文集，以“文化与城市发展——可持续性与合作”为主题，集中讨论了文化之都背景下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文化之都与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文化之都成功经验对城市特色建设的启示，文化之都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之都创建与城市软实力等议题。

本书采用中英文双语版本，视野广阔、观点新颖，同时具备理论性与指导性；有助于为东亚文化之都和欧洲文化之都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提供理论积累和智力支持，也可为全球城市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