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
“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上的一课是，日本虽然战胜了清政府，但在东亚的舞台上，其他列强、特别是俄国，还不允许日本担任主角。事实上，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政治势力虽然完全退出了朝鲜，但俄国乘机强力介入朝鲜，使日本一举掌控朝鲜的愿望彻底落空。
从朝鲜的角度看，失去了清政府的保护伞后，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国家的独立已不现实，除了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外别无良策，而俄国正是个能够牵制日本、可为朝鲜“利用”并摆脱眼下灭顶之灾的“夷”。
1895年10月，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策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杀害了掌权的闵妃，拥立亲日的大院君上台。然而翌年2月，亲俄派发动的政变又把亲日派赶下台，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朝鲜国王和政府迁入俄国公使馆内办公，俄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一度压倒了日本。同年5月，日俄两国签订《小村一韦贝备忘录》，正式确认两国在朝鲜拥有同等权利。1896年6月，两国又签订《山县一罗拔诺夫协定书》，再次确认朝鲜的独立由日俄两国来“保证”。日本学者认为，在甲午战后的两年中，“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势和日本影响的显著衰弱”②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从1897年10月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前后起，俄国东方政策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国东北。于是日本抓住机会，在1898年3月向俄方提出了韩国为日本利益圈、中国东北为俄国利益圈的“满韩交换”建议。这一建议虽因俄国不愿放弃其在韩国的影响而流产，但却成为双方达成妥协的新契机。西德二郎外相与俄国驻日公使罗森的谈判于同年4月25日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两国在确认韩国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干涉其内政的前提下，在韩国请求两国中的某国提供军事、财政顾问等援助时，应互相知照和协商，同时俄国方面承认工商业上日本在韩国的地位特殊。这一协议明确了经济上日本在韩国有优于俄国的地位，但是政治上，两国在韩国的地位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日本独霸朝鲜半岛、进而号令东亚的梦幻与现实的差距还相当遥远。
“保全中国论”的浮出
耐人寻味的是，“三国干涉还辽”后，虽然“东洋盟主论”遇到当头棒喝而一度低沉，但是面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行动步伐的加快，日本朝野“亚洲提携”、“中日结盟”的主张再次抬头，进而发展为颇具欺骗性的“保全中国论”。其后，“保全中国论”时起时伏，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着内涵，直至彻底脱掉华丽的外衣，露出其本来的狰狞面目。
与“早期亚洲主义”人物、团体及其思想流派的延续性发展相联系，这一时期的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大阪朝日新闻》、进步党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亚洲主义倾向，他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张是亚洲一体、中日合作以及“保全中国”。
东邦协会于1891年成立（1914年解散），发起人是1884年曾策划中国分裂、制造“福州组”事件的核心人物小泽豁郎，副会长是副岛种臣，理事有陆羯南、高桥建三、大井宪太郎、杉浦重刚、志贺重昂、三宅雄二郎、井上哲次郎等。福本诚、白井新太郎等任干事。成员包括乾坤社和《日本》（《日本人》）系统的人员，山县有朋系统的官僚，国民协会系统的人员，以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为核心的自由党人员，以犬养毅和尾崎行雄为首的改进党人员，伊东己代治与小村寿太郎等官僚系统的人员，谷干城和三浦梧楼等贵族院的成员，中野二郎和岸田吟香等大陆浪人，可以说社会成分极为复杂。机关报为《东邦协会报告》及《东邦协会会报》。
东亚同文会于1898年11月成立（1946年解散），其前身是1898年4月成立的东亚会和同年6月成立的同文会，两会合并后又有若干既有的其他亚洲主义团体成员加入。会长是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笃磨，成员中不乏宗方小太郎、犬养毅、大石正己、谷干城、梗本武扬、渡边洪基、长冈护美、花房义质、福本诚、岸田吟香、宫崎滔天、平山周、内藤湖南、陆羯南、副岛种臣、小川平吉、山田良政、根津一、竹越与三郎等社会各界名流。该会标榜中日提携，“保全支那”。机关报为《时论》及《东亚时报》。由于有很深的政府背景，该会曾得到外务省机密费资助4万日元，其对华“活动”的范围很大，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刘坤一、孙中山等不同政治派别的中国要人均有联系和来往，因此其对华政策主张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
……
作者简介：
杨栋梁，男，1954年2月生，汉族，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人。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9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日本教育专家组组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日本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亚太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是在日本、中国和世界的共时性三维环境条件约束下，历时性地调整变化的。鉴此，本项目研究的宏观视角和路径设计重点把握了以下诸点：首先，近代以前、特别是近代前夜日本传统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观如何，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留下了什么基础性“遗产”；第二，近代以来日本如何认识世界，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和亚洲观？如何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开始以欧美等近代以前不甚重视的“他者”为参照对象，重新评估中国；第三，世界形势的变化，大国的全球战略及其远东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应对等，与日本的中国知行是怎样的互动关系；第四，基于对世界、中国和日本三者间的比较，日本在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同时，其中国认知、态度和行动选择，在相对“静态”的时空交叉“点”上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在“动态”发展的“线”上又展现了怎样的轨迹和本质性规律。
《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参考国际关系学、社会心理学等有关知识，借鉴国内外先行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力求在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实证考察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目录：
序章 古代中日关系的整体验证与思考
一、隋以前的中日“宗属”关系
二、隋唐时期中日“对等”关系的涵义
三、五代、两宋“无邦交”时期的中日民间交流
四、元明时期中日关系的“恩怨”
五、封建晚期中日两国的“隔离”
六、简短的结语
第一章 江户时期的中国认知（1603-1840）
一、儒学家的中国观
二、国学家的中国观
三、兰学家的中国观
四、江户时期中国观的遗产
第二章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知行（1840-1895）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殷鉴”
二、中国对策论的主张和较量
三、明治前期的对华政策与行动
四、甲午战争期间蔑视型中国观的泛化
第三章 甲午战后至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知行（1895-1924）
一、从甲午战后的彷徨到与列强“共舞”
二、日俄战争前后的对华知行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知行
四、北洋政府时期的对华知行
第四章 国民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中国知行（1924-1945）
一、对中国统一的阻挠
二、占领中国东北的得逞
三、对中国的封堵和蚕食
四、鲸吞中国的孤注一掷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至复交时期的中国知行（1945-1972）
一、战后初期中国认知环境的变化
二、敌视中国政策与“政经分离”的吊诡
三、社会团体的中国知行
四、经济界的中国知行
五、民众中国认知的嬗变
六、正视中国的复交
第六章 复交以来的中国知行（1972-2011）
一、复交初期的中国认知与实践
二、崇尚“友好”时期的中国知行
三、冷战后对华知行的演进
四、新世纪对华知行的动态
终章 日本近代以来中国知行的演变与特征
一、古代中国知行的“遗产”
二、近代中国知行的轨迹
三、战后中国知行的嬗变
四、近代以来中国知行的规律和特点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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