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百年后德语版重现，中译本首次出版）

第二十八章  拜访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少荃、子黻、渐甫，号仪叟、省心，谥文忠，人称李中堂、李傅相。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官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北京

德国使团友善地请求李鸿章先生同意与我进行一次对谈。至于他是否会接见我，我们心里没底。此时的中国官员都尽可能地回避与欧洲人士接触，如果在谁住处附近出现了一位欧洲记者，那他们很可能直接在大门外横摆上一根大木棍。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局面会如何演变，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心惶惶，所有人都避免进行任何会危及自身安全的访问。

而李鸿章一如往常，他是唯一一个不会心怀恐惧的高官。他同意了使团的要求，并安排第二天就接见。这一天，也正是欧洲军队进入北京的日子。当我们正要准备出门进行拜会时，李鸿章让他的秘书捎来了一封信，信中表示：由于身体微恙，请原谅他取消当日的会谈。欧洲联军进入北京，不难设想中国官员会为此感到头昏脑涨。但李鸿章处理会谈的事情还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对德国记者的申请，答复是同意的，因为他不想直接反对而显得不礼貌，但同时他也力图避免这样的会面，因此在会谈举行的当日，他“生病”了！

不过，李鸿章可能不太像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中国人。几天之后，他的病痊愈了，于是又重新敲定了会谈时间，德国使团通译冯·达高兹先生将会与我同行。在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专业人士中，冯·达高兹先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而且他身上还常带有容易让欧洲人困惑与误解的中国式素养。他能呈现出清新、吸引人的独特人格特质。在拜访李鸿章时能有这样一个通译，能将谈论的事务在各细节处忠实地迻译成中文，并以同等的精确性努力予以答复，对这次对谈而言真是难得的机缘。

我们坐上一辆马车，是那种底下没有避震弹簧的北京马车。行进中它会将路面上的不平之处和遇到石头产生的震动都传到身上，堪称是人类所发明的事物中最可怕的一种“酷刑”交通工具。在前方带路的是领事馆的骑士，后面则跟着一位骑着马的中国仆役。我们从领事馆向右转，在通往皇宫的大道上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向右转，走到了窄巷之中。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后，马车与骑士停在了一条不甚宽广的街道中央。这条街道人车较少通行，安静、人烟稀少。李鸿章在他儿子的住处等着我们。这栋房子是木制的，如同一般的中国建筑一样，房间仅有地面上的一层。屋子是新建的，鲜亮的绿色外漆与邻近脏污的灰色民屋形成了强烈对比。从屋前宽广的临街与空地可以看出，这里一定住着有钱人。

领事馆的骑士先去递交我们的中文拜访函，他回来告诉我们拜访被核准了之后，我们便立即走下马车。步行走过大门，穿过用大片长方形石板铺成的干净园子，踏上石板阶梯，李鸿章老先生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门几乎跟他的身高一样高，让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要高大一些。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样貌，令人肃生敬意。

他穿着简单的居家服饰，一件红棕色锦缎长袍，一件蓝色丝质外衣，外衣上的纽扣没有扣上，脖子领口附近还有些磨损。晒得黝黑的脸孔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欧洲时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不是一般中国文人用的那类怪异样式的（夸张、奇异、不寻常的），而是金色细框的欧式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精明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有时也会目露凶光。他说话的声量很小，听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为上了年纪声音有点儿糊在一起（法国人称此为口齿不清）。可能的话他尽量寡言少语，起码一开始是这样。

之后他的话变得稍微多了起来，但依旧掌控着话语的内容，并带着狡黠的目光。有时候他会在说话时突然冒出短暂的笑声，此时，他嘴巴里的黄牙便清晰可见，那是牢固、修长的犬齿。当他这么笑的时候，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但随即又恢复严肃与呆板。这位老先生的头上已经毛发不剩，头皮下是骨骼强健的圆形头骨。

李鸿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质拐杖。由于他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中国的俾斯麦（这是某些欧洲马屁精一直对他说的奉承话，说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来一支铁血宰相晚年携带的拐杖复制品也不无可能李鸿章的遗物中，有一根镶满钻石的手杖，据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杖，原是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一八七七年格兰特卸任，偕妻子朱莉娅作环球旅行。一八七九年四月抵达中国，成为美国总统中第一位到达中国的人。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行馆设盛宴款待格兰特夫妇，对格兰特的精美手杖爱不释手。格兰特于是说：中堂既爱此杖，我本当奉赠。只是此杖是我卸任时，国会代表全国绅商所赠，我不便私下赠人。待我回国后将此事公布，如果众人同意，我即当寄赠给您，以全中堂欣赏雅意。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格兰特遗孀不忘当年承诺，将该手杖赠予李鸿章。自此李鸿章与此手杖形影不离，直至去世当作遗物陪葬。。

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是一间有着石头地板的前厅，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在角落旁放着一张欧洲皮椅，皮椅前方另有几把中式椅子，后面是房子的内部，被一面漆着绿色的木板隔着。当没有访客时，板子似乎会被摆回去。李鸿章同我们握手，让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并看我们给他的拜访函。他尝试着读我的名字。之后他便坐到皮椅上，并请我们在椅子上入座。他伸着两只脚，穿的是柔软的中国布鞋，腿上是白色麻布制成的裹腿。之后他向我们介绍他的孙子，年仅十三岁、想法十分开明的中国青年。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大概会把他隆起的鼻子视为他亚洲纯正血统的一种反证。这位年轻先生穿着深紫罗兰色华丽长袍，礼貌但有点害羞地向我们伸出手握过之后，就在一张稍远的椅子上直挺坐下，专心听他的祖父说话。

皮椅的不远处已经有一位赖姓仆人随侍在侧。双方在谈话时，李鸿章一会儿要他拿东一会儿要他拿西。首先他要香烟。他用一个小巧的镀金滤嘴抽着，之后又要金属制的水烟烟斗，忠实的赖姓仆人得把烟管放进他嘴里。然后是一杯茶。除了水烟之外，他也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服务。李鸿章在他的皮椅上放了一只壶，像是一个被开启的容器。他不时会把它拿到嘴前，往里头吐上一口，然后再放回原处。由于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风吹得有些夸张，我们身上都穿着外衣，但还是感觉冷。“赖”在没有被呼叫的情况下，主动拿来了一顶中国家居帽，戴到老先生光秃秃的头上。

从试图了解我开始，李鸿章开始和我对谈。他用拐杖指着我，提出了一堆问题：为何从德国过来？在中国多久了？拜访过哪些地方？在胶州停留了多久？何时会回欧洲？

之后出现了空当，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提问，并把谈话内容带到重点上。我说道：因为《法兰克福日报》正确地预料到眼前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才派我来到北京。目前我只是个异乡客，不懂得如何去理解这场危机，如果能够从您那里得到对以下这个问题的答复我将感到十分幸运：“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鸿章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道：“错在年轻官员。”

“为什么？”

“资深、有经验的官员，被不曾处理过国家事务的年轻一代排挤出去了。他们想从中获得利益，直到最终不能再走下去为止。经过这次危机，这些比较年轻的官员已经被铲除了。”

“这次的巨变，若是能让资深官员重新回到职位上，应该会是好事。但这样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而人们已经从中看到，目前处于艰困时期的中国还没有给像您这样的人职位。”

老先生兴奋地点了点头，确认这也是他的看法。但他仍旧迟疑，没把话说得更清楚。因此我必须稍微试着催促他一下。

“就我所知，”我说道，“如果没有一个适当人选能够代表中国政府的话，是无法掌握目前状况的要害的。外国使节们眼下要跟谁进行协商呢？我可以想象，他们现在正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

之所以如此想象，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冯·达高兹先生（Herr Von Goltz）确认了我的想法，他表示，德国使团如今已不再进出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已经被弃置了，李鸿章也被赶出衙门了，那谁还会留在那里呢？

“是呀，但是政府一直都在。”李鸿章回答。

“政府光在那里是不够的。”我回应说。

“政府必须发挥点职能。现在事情已经过头了，中国会面对后果的。最起码，中国的信用会遭受损害。”

李鸿章解释说：“只要中国还能支付贷款利息，便不需要为金融信用一事担惊受怕。目前利息都是按时支付着。”

“与这些贷款与利息有所关联的是过去。关键是未来，中国更需要信用。欧洲企业的时代现在正要开始，这需要动用欧洲资本。如果欧洲不给你们钱，中国连铁路也不能修了。”

“那就不要修。”李鸿章沉着地说着。

在欧洲，这位先生被当作是追求现代化的先锋，但从他口中听到这番话，让我感到讶异。冯·达高兹先生则提出实例加以说明，中国是如何在最近的事件中丧失信用的：比利时人不想再为北京至汉口这条由他们负责的路线提供更多资金。德国商业联盟也对新疆到天津的铁路计划感到茫然，表示想要撤回。

我再次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欧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国官府里头坐镇。对中国的信用来说，李鸿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实在无法理解，竟然不让您继续服务。在领导中国的官员之中，您几乎等同于中国信用的名号，如今竟毫无作用。”

李鸿章眼睛眨也不眨地听着这些赞扬的话，似乎可以察觉到，这些话打动了他。他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外国人是依照过去的成就来理解我并推崇我，但如果中国人并不这么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

“这毫不虚假。俾斯麦首相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赢得所有文明国家的信任，唯独没办法让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鸿章说。

“那么您又为何失去了贵国皇帝对您的信任？”

“人们抨击我，认为我对外国人太过偏袒。他们称我是卖国贼。”

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这三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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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法等进行考察。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采访了李鸿章、荣禄、陈季同、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道台等晚清人物。作为外国人探访中国的历史记录，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而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