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不受欢迎的智识（节选）

在试图评估我们这个社会使智识变得不受欢迎的条件之前，似乎有必要说一说人们通常理解的智识是什么。如果希望理解一种普遍偏见，看看它的通常用法是一个好的开始。任何浏览过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流行美国著作的人，都会对“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之间的显著区别感到吃惊。前者经常被用作某种绰号，后者绝不会。没有人质疑智力的价值；作为一种抽象的品质，智力受到普遍尊重，拥有出众智力的人会受到高度的赞扬。有智力的人经常受到赞许，智识分子有时也受到赞许，尤其当智识被认为包括智力的时候，但是智识分子也经常被人憎恶和怀疑。智识分子，而不是聪明之人，可能会被称为不可靠、肤浅、不道德、危险；有时他甚至被说成不聪明，尽管他有智识。

虽然智力和智识要求之间的区别更多是假定的而不是界定的，但是通常的使用语境使得我们有可能抽取其区别的实质，它似乎是一种普遍认识：智力是一种卓越的思维，其运用范围非常狭小、直接且可以预知；它是一种能巧妙处理事务的、可以适应环境的、可靠的务实品质——是动物品质（animal virtues）中最突出、最讨人喜欢的一种。智力在有限却清楚界定的目标框架内发挥作用，能迅速清除那些看上去对达成目标没有帮助的思想问题。最后，智力的用途如此普遍，以至于你每天都能看到它在运作，被头脑简单或复杂的人所同样钦佩。

智识则是思想中批评性的、创造性的、沉思的那一面。智力尽力去掌握、处理、重新整理、适应，而智识则审查、思考、理论化、批评、想象。智力会抓住某一情境的瞬间意义并且加以衡量，智识则对这些衡量进行衡量，寻找情境整体的意义。智力能够被称赞为动物身上的一种品质；而作为人类尊严独特证明的智识，作为人的品质，既受到称赞也受到攻击。当我们这样界定区别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众人认可的具有敏锐智力的心灵却是缺乏智识的；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在明白无误的智识心灵中，我们看到相当高的智力水平。

这种区分可能看上去非常抽象，但是它在美国文化中频繁得到证明。例如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中，从来没有人怀疑，对智力的筛选和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而在多大程度上教育应当培育智识却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而且公共教育多数领域的智识反对者行使了压倒性的权力。不过，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来自美国人对发明性技能和纯科学才能的比较。我们最伟大的发明天才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 Edison）几乎被美国公众封神，围绕他创造了一种传奇。我猜我们不能期望纯科学领域的成就会让公众对像爱迪生那些令人惊叹、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发明创造一样给予相同的喝彩。你可能以为纯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天才、现代物理化学的理论创始人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会是一个在知识大众中享有类似名望的人物。然而，虽然吉布斯的研究在欧洲非常著名，他在美国公众眼中却是个平凡的人，甚至在他执教32年的耶鲁大学也默默无闻。耶鲁大学在19世纪虽然曾经领先美国大学的科学成就，而在那32年间却不能为他提供多于6位能够理解其工作的研究生，而且从未想过授予他荣誉学位。

当我们谈论智识在社会中的命运时，总会出现一个特别的难题；这个难题源自这一事实，即我们被迫使用职业语汇来谈论智识，尽管我们承认智识并非简单地与职业有关。智识在通常使用中被认为是某些行业和职业的一种特质；我们谈论的智识分子是作家或者批评家、教授或者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教士，或者类似的人物。正如雅克·巴尔赞所说的，智识分子是一个拿着公文包的人。罔顾这种方便几乎是不可能的；智识分子的地位和角色同各种携带公文包的行业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相信，某一行业甚至是学术行业的成员就必然是一个智识分子（就这个词具有任何区别和苛刻的意义而言）。在多数行业，智识有所帮助，不过没有它，智力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例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学术界人士都是智识分子；我们经常对这一事实感到悲哀。我们知道，同受过专业训练的智力不同，智识关联的不是所有的职业，而仅仅是个人。当我们困惑于智识和智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中的位置时，它不仅指我们心目中某些行业群体的地位，而且指附加于某一特定思想品质的价值。

大量可以被称为文化熟练工（journeyman）的工作——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甚至某些作家和多数教授的工作——虽然非常依赖思想，却不是鲜明的智识工作。任何学术或准学术行业的人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都必须掌握大量僵化的思想；如果想做好工作，他必须灵活使用它们，但是他的行业身份使他把这些思想当作工具来使用。问题的核心是——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政治的区分——职业人士依靠思想而生活，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他的职业角色和职业技能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智识分子。他不过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一个技工。他可能碰巧是一个智识分子，如果那样，那是因为他把其工作要求之外的一种关于思想的独特感情带进了自己的职业中。作为一个职业人士，他已经掌握了大量待价而沽的脑力技能，虽然这些技能非常熟练，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他就是一个智识分子——如果他的工作缺乏某些品质的话，即无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考、现场观察、创造力、激烈的批判能力。在家里，他可以碰巧是一个智识分子，但是在职场，他是一个被雇佣的脑力技工，使用自己的脑力追求外部决定的目标。正是这个因素——目标受某种兴趣决定还是受思考过程之外的观点决定——刻画出完全为单纯的思想而生活的狂热者（zealot）和脑力技工的特点，后者的头脑不是为了自由思考，而是为了待价而沽。脑力技工的目标是外部施加的，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智识生活具有某种自发性和内在决定性。智识生活也有属于自己的平衡，我相信这种平衡是建立在智识分子对待思想的态度中两种基本品质基础之上的，即游戏态度（playfulness）和敬虔精神（piety）。

要界定独特意义上的智识分子，有必要确定比如成为智识分子的教授或律师与不是智识分子的教授或律师的区别；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断言，在这个时刻一位教授或者律师以一种纯常规的职业方式行动，而在那个时刻他以一个智识分子的方式行动。区别不在于他所运用的思想特征，而在于他对待思想的态度。我已经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智识分子为思想而生活，也就是说，他对思想生活就如同宗教奉献一样，具有一种献身精神。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智识分子的角色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继承自神职人员的工作：它暗示理解行为中含有一种特别意义的最终价值。当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的时候，他触及了本质。我们能听到历史上各种智识分子的声音，用适合自己所处时代、地方和文化的不同语言，重复着他们对这种情感的体认。“人类的正当功能，从整体而言，”但丁在《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写道，“就是为了不断实现智识的完整能力，首先是哲学思考，其次是通过思考的延展和为思考之故的行为。”因此，最崇高的事情，最接近神圣的事物是认识这一行为。这是洛克在《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首行就陈述的同一承诺的更加世俗、更加积极的版本。洛克说：“正是理解力使人类高于其他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并且赋予他对它们的优势和统治权。”霍桑在《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结尾一段中评论道，自然为人设定的最高目的是“自觉的智识生活和情感”。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他的一部小说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何充分地利用人生？”他的回答是：“把尽可能广泛的经历转换成自觉的思考。”

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虽然绝对不是怀疑论者的专利，却也经常成为他们唯一的虔诚信仰。几年前，有位同事让我看他写的一篇短论，那是他为那些要在他的领域里做进一步研究的学生写的。文章的表面目的是展示他的学科框架如何能够培养思想生活，但其实质是热情地表达自己对智识工作的奉献。虽然文章是由一个不可救药的怀疑论者写成的，但是我感觉自己正在读的是一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媲美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的《职业使命》（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者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为善散文集》（Essays to Do Good）的宗教文献，因为在文中，智识分子的工作被当作一种使命，就像老派新教作家笔下一样。同事的工作被当成一种献身活动、一种个人纪律，这么想这篇短文情有可原，因为它体现的不仅仅是熟练与专业性，它是针对思想的作品，是自认为服务真理的作品。这里的智识生活呈现出某种根本的道德重要性，正是智识分子对思想的这种情感才使我称之为敬虔。这里的智识分子是有倾向的——他做出承诺，为之献身，采取立场。其他人自愿承认的东西，即思想和抽象概念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则强制自己这样认为。

当然，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纪律问题，不仅仅是沉思的生活和理解问题。对于思想生活而言，即使可以被视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它仍然还是其他价值在人类社会得以提炼、重申和实现的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智识分子试图充当人类的道德触角，在根本的道德问题尚未进入公众意识之前，预知且阐明它们——如果可能的话。思想家觉得应该成为诸如理性和公正等价值的特别卫护者，因为这些价值同他自己对真理的寻求相关。有时，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鲜明的公众人物，因为他的智识分子身份似乎面临粗俗辱骂的危险。大家想想伏尔泰如何为卡拉斯（Jean Calas）家族辩护，左拉如何为德雷福斯申辩，美国的智识分子又如何因萨科与万泽蒂（Sacco and Vanzetti）的审判而愤怒。

如果只有智识分子关心这些价值，那将是不幸的，而且确实他们的热忱有时会化为乌有。不过智识分子也确实比其他人对这些价值的反应更加强烈。现代西方智识阶层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是，在任何意义上堪称享有特权的所有阶层中，智识阶层对社会梯度上位于其下方之阶层的福祉展示出最大和最持久的关怀。在智识分子的承诺情感背后，是一种信仰，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应该会对他展现的对于理性的宽容、对于公正与秩序的热情作出回应。从这一信仰中产生了他对人类的贡献以及同等程度的作乱（mischief）能力。

作者简介：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等作品。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是20世纪美国历史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学者。

译者简介：

胡翠娥，1970年出生，翻译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系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西翻译史与中西文化；南开大学2016年“良师益友”获奖者。著有《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翻译的“政治”——现代文坛的翻译论争与文学、文化论争》；译有两卷本《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彼得·沃森著），入选“2018年中国出版30本好书”，获得“2019博库·钱江晚报春风悦读盛典”金翻译家奖和2019书业年度评选·翻译奖。

美国历史上时不时会显露种种疯狂怪状：民众反感憎恶智识分子，甚至把他们当作替罪羊；智识被视为可能颠覆社会的危险之物，无知反而被推崇为美德；校园中弥漫着极端的狭隘实用主义氛围，学术化的教育被视作无用……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纷繁乱象与美国社会中反智主义思潮作祟密切相关，并犀利地指出，反智主义在美国文明中波及甚广，甚至牢固影响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

本书中，霍夫施塔特回溯美国的宗教传统、文化观念、商业浪潮、教育体制等，深入探讨了反智主义为何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又如何逐渐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的各层面。全书视野宏阔，论述鞭辟入里，有助于从新颖角度了解美国社会不光彩面相的根源。此外，书中对于智识分子处境、职责的探讨，也具有超越国度和时代的深刻意义。

第一部分　导论

第1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 3

第2章 不受欢迎的智识 / 28

第二部分　心灵的宗教

第3章 福音精神 / 61

第4章 福音主义和奋兴布道家 / 90

第5章 对现代性的反抗 / 132

第三部分　民主的政治

第6章 绅士的衰落 / 163

第7章 改革家的命运 / 194

第8章 专家的崛起 / 224

第四部分　实用文化

第9章 商业和智识 / 265

第10章 个人奋斗和精神性技术 / 288

第11章 主题的变调 / 309

第五部分　民主制度下的教育

第12章 学校和教师 / 341

第13章 通往生活适应之路 / 367

第14章 儿童与世界 / 404

第六部分　结论

第15章 智识分子：孤立与顺从 / 441

致 谢 / 484

索 引 / 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