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马克·布洛赫—一个肖像》:在马克·布洛赫的著作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实之一,是我们能有幸纵览他所研究的题材的原始资料。与丕翰(Henri Pirenne)一样,布洛赫允许我们再现一个卓越历史学者的分析过程。布洛赫首先会概括性描述一个历史现象,然后问:“通过什么样的原始资料我们得以了解和评价这个现象背后的活动?”有时他甚至以穿越时空的景观描述为起点,就像他在那部经典著作《法国乡村史的特征》(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caise)里的叙述那样——他在书中带领读者穿行在他所热爱的法国风貌之中,一边指出田地划分的荒谬,一边讲述6世纪和7世纪法国森林的壮阔及农人耕作的节奏。只有在完成所有这些之后他才回到具体的实证上。 《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以腓罗克拉底和约为例》: 20世纪80年代,芬利(M. I. Finley)在描述雅典民主制运作时,曾经关注过政治认知的问题,他结合古希腊社会特征,从宏观层面上讨论了政治商议和决策过程中信息的获得与交流方式,但是对于演说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并未给出积极评价。①随着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演说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现实。于是,演说本身的社会功能成为考察重点。在此趋势影响下,赫斯克(Jon Hesk)的《欺骗与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制》(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一书于2000年问世,以崭新视角对古希腊演说中的“欺骗”问题给予了严肃的学术关注。作者指出,演说术一方面作为欺骗手段遭到揭露与批评,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捍卫真实和正义的作用。该书尽管没有对演说传播政治信息的具体方式进行细致分析,但已经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关注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数年之后,欧博尔(Josiah Ober)在其专著《民主与知识:古典时期雅典的创新与学习》(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中将公共知识作为研究主题,更完全地将研究视线转向认知层面。该书强调民主政治对社会整体所产生的普遍作用,重点在于考察雅典民主政治如何整合、传播并利用社会的公共知识。为此,他讨论了雅典民主政治多方面的具体运作形式,其中自然包括公民大会与公民法庭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演说场合,并且特别对吕库古斯(Lycurgus)的诉讼演说辞《诉列奥克拉特》(Against Leocrates)进行了个案分析,说明信息是怎样通过法庭的诉讼演说而得以向公众呈现的,进而从公共知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众的政治参与情况。
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考察雅典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如何利用演说影响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在检视古希腊演说辞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德谟斯提尼有关腓罗克拉底和约(Peace of Philocrates)的演说内容不失为颇具价值的分析对象。所谓腓罗克拉底和约,是“第三次神圣战争”的结果。该战争起因于公元前356年弗基斯(Phocis)对德尔斐的占领,其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乘机插手中南部希腊事务,支持忒拜攻打弗基斯,而雅典则站在弗基斯一方,对抗马其顿。公元前346年,腓力二世与雅典人订立腓罗克拉底和约,借此控制温泉关,威胁中南部希腊。这成为雅典与马其顿外交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德谟斯提尼从此开始逐步推行坚决的反马其顿政策。为了说服民众接受这一主张,他在后来的演说中一再将该和约作为关键例证加以渲染,引导民众回顾其经过,判断其是非,反思其意义,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他的相关阐述主要集中于公元前343年的《使团辞》(On the False Embassy)和公元前330年的《金冠辞》(On the Crown)之中;而政敌埃斯基尼斯(Aeschines)也曾就此和约与德谟斯提尼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有演说辞存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笔者将通过对这些演说内容的文本分析,从动态过程、集体记忆和模式化叙述三个方面,考察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以期更为具体而生动地阐释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
作者简介:
人文编辑部,负责编辑三十种期刊,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坚持学术为本,依托国内一流大学与权威研究机构的学术资源,借助名家的学术眼光和学科编辑的专业素养,披沙沥金,优中选优,致力打造一流的学术期刊方阵。经过多年耕耘,文史哲三大学科系列期刊用前沿意识、热点意识和精品意识赢得了学界学人青睐。
内容简介:
《马克·布洛赫—一个肖像》: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对生活体现兴趣”,这样他才能通过当下去理解过去。反过来说,人通过历史知识来理解现实,所以理解当下的能力是“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能”。简而言之,只有一种人在时间中的科学,而它“要求我们把对死和生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布洛赫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理论,因为他感到自己身处一个特殊的时间流程里,处于一个民族的以往和现今之中。他在1940年用希伯来语写道:“没有某种牺牲,就不可能得到拯救。”两年之后,他以身作则地履行了这个观点,他给一个学生写道:“作为一个大家庭之长,我告诉你,在我们中间没有大批人牺牲,法国就无法得救。” 《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以腓罗克拉底和约为例》:本文通过对有关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古希腊演说辞进行个案研究,考察雅典民主制度中演说如何对民众政治认知发挥影响。首先,公民大会演说和法庭演说共同构成一种持续的动态过程,作为民众获取信息并形成政治认知的主要渠道。其次,政治家在演说中会诉求于民众的集体记忆,并且通过所谓的集体记忆来重塑民众对政治事件的认知。再者,演说在呈现政治事件的经过和评价其性质时采取模式化的形式,并使之成为一种确定的衡量标准。这种模式化的呈现方式与民众的集体记忆相结合,它一旦为后者所认可,也就意味着民众不仅接受了政治家所提供的相关政治信息,同时也接受了他所建构的这种衡量标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从而影响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判断和对城邦政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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