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
——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阶级斗争“金线论”。他指出：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与此不同，恩格斯认为贯穿于党的“一切文献”的“一条红线”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论“这个原理”、“这个基本观点”。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最早提出了一个理解唯物史观的“红线论”，直到逝世前的一封晚年书信中仍然坚持认为“经济发展的轴线”“构成一条贯彻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魏光奇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既非“单线论”，也非“多线论”，而是两者的统一。这一命题直接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两个概念是否一致以及红、金两线的关系问题。段忠桥教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性学者，他对于生产方式的界定，可以作为重要的指导。《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五十年代就变得沉寂了。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文革”开始，又沉寂下去了。“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第二，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第三，当人们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作出自己的说明。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作者简介：
负责编辑三十种期刊，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坚持学术为本，依托国内一流大学与权威研究机构的学术资源，借助名家的学术眼光和学科编辑的专业素养，披沙沥金，优中选优，致力打造一流的学术期刊方阵。经过多年耕耘，文史哲三大学科系列期刊用前沿意识、热点意识和精品意识赢得了学界学人青睐。
内容简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
——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的发展有主辅两条线，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展现的生产方式序列，是个人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动因”在温带亚欧大陆这一时空维度上的“世界历史民族”主线。“世界历史民族”的型塑应该包括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一个是经济基础，另一个是社会基础，而不能局限于等同于前者的社会物质生产力。马克思通过“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文明史起点的创设，超过了黑格尔把波斯作为“世界历史起点”而把印度、蒙古乃至中国排除“世界历史的局外”这样的“地中海中心论”预设，并且把西方“陪伴着历史”的时段延伸到“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现代时期，进而揭示了“边界”地带对于大国史、全球史的世界历史意义。“游牧的生产方式”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构成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陪伴”关系，它把马克思的“红金主辅线历史观”形象地描画、铺展在中华大地上，其与西欧道路所呈现的世界历史民族主线序列有所不同，但并不自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序列。《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由于我自己在20世纪六十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这个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这就是我说的偶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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