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要搞清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历史为何风云变幻，仅仅看它本身的一些篇章是不够的。会找门道的人，总要先去摸摸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共中央《历史决议》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在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 年9 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坚持了1956 年5 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在1956 年前后，由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不同做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思路。最终，大冒进战胜了反冒进。所以《历史决议》中还说了这样的话：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5 年秋季以后，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对中国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试图打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对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自1953 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 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领导层。

1955 年10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 月31 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尖锐批评的味道：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

1955 年11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 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两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 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领导建设工作的一个主要战略意图。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党内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建设速度缓慢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 月27 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经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多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趋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等人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情绪中进入1956 年的，从这年1 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 年1 月1 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 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 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 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 年的预计数3652 亿斤、3007 万担增加到10000 亿斤、10000 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 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1955 年9 月22 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非常不尽如人意。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促进”和“促退”的两种思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1956 年2 月8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 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

1961年至1965年的周恩来，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刚刚走过“凯歌行进”“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不幸的是，天灾和人祸一齐向他和他的同事们涌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记录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期，殚精竭虑，着手制定八字方针，探索走出困境的途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舞台上，他发挥了最终使中国走出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特殊作用，使得中国走向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轨道，造就了共和国历史的辉煌。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导 语 / 001

前奏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 003

第一章 从化读书，静下心来思考建设问题 / 028

第二章 出台八字方针，正式进入调整时期 / 048

第三章 调整拉开序幕，先下去搞农村调查 / 063

第四章 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 / 084

第五章 新侨会议树自己为“活靶子” / 109

第六章 七千人大会，亦喜亦忧 / 123

第七章 非常时期东北行 / 145

第八章 对话班禅的“七万言书” / 173

第九章 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两条线 / 192

第十章 主持调查巨轮沉没事件 / 209

第十一章 首访非洲，十万八千里探路 / 228

第十二章 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277

第十三章 统帅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 / 303

第十四章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 331

第十五章 率中国民航专机飞出国门 / 350

第十六章 安排李宗仁叶落归根 / 365

第十七章 主持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 / 388

后 记 / 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