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女人：真相（汪曾祺小说奖得主姚鄂梅，痛力书写被“内卷”生活拖垮的女人们）

    小公主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忘掉那样的黄昏，我牵着姐姐的手，跟着母亲匆匆走上长乐坪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路艰辛又漫长，我们必须夹紧胳膊，缩着脑袋，躲躲闪闪，沿途绕过十几个裸露在外的水槽，三十多根晾衣竿，以及无数搁着砂锅的蜂窝煤炉子，架着搓板的洗衣盆，积满水垢的铝炊壶，反扣在墙上的穿洞的铁锅。路的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窄小木门，母亲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生锈的圆门环，轻叩三下，门嘎的一声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黑暗，以及扑面而来的类似腌咸菜的味道。进门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仅剩一线的天空，突然有种感觉，长乐坪像一颗巨大的毛板栗，我们三个像三条喜爱甜食的小虫子，正在一点一点朝里面钻。那个苍老的喉咙照例在黑暗中传来一声咳嗽，在我听来，那正是长乐坪这颗毛板栗最最深处的声音。

请注意我刚才的说法，一路上，是我牵着姐姐，而不是姐姐牵着我。

这正是母亲在黄昏时刻，拖着两个女儿匆匆外出的原因。这一年我七岁，姐姐大我一岁，正在上二年级，可有人说，她看上去更应该去幼儿园。姐姐有着洋娃娃一样的面孔，五岁以前，人见人爱，五岁以后，再也不肯长一厘米，母亲眼睁睁看着我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姐姐，径直向上蹿去，脸上一天比一天焦急，她不再带姐姐出去散步了，她不喜欢听人夸她大女儿“玲珑可爱”，也不喜欢“娇小”这个词，除了黄昏时分那扇老式木门，她不带姐姐去任何地方。

母亲不相信医院，因为那个戴眼镜的胖医生总是一脸不耐烦。“遗传变异，听说过么？概率，听说过么？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物理治疗。”

母亲也不相信物理治疗，一位热爱双杠的体育老师告诉她，所有的田径运动都可以让人身材颀长，她平视着体育老师的眼睛，心想，他本人却是个头大肩宽的小矮墩。

母亲宁肯相信那扇隐藏在长乐坪深处的带圆环的木门，她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带回一瓶瓶神秘的清水，逼着姐姐当她的面喝下去。她想起那个胖医生，模仿起他的语调来。“精神变物质，听说过么？”

然而姐姐很满意自己的身高。“排队时从来没人跟我争第一名。”姐姐喜欢站在第一名的位置，课间操，跳舞，开会，课外活动时拿着小铲子去除草，她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她知道奔跑比行走更能吸引人的目光，何况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必须奔跑，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学淹没，更何况老师们很可能就悄悄站在玻璃窗后面，走廊的阴影下面，楼道的拐弯处。她喜欢有老师看她，即便不是她的任课老师，她也希望他们认识她，喜欢她。从学校大门到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绿树成荫的公共通道，一条是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除非是送交作业，或者有问题需要向老师陈述，学生很少去走那条教师走廊，只有姐姐例外，上学放学，她无论如何要拐个小弯，装出走错路的胆怯样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吐着舌头走完整条走廊，再用几个欢快的蹦跳，结束这场模拟的冒险。

我从教室出来，径直穿过通道，在大门口气鼓鼓地等她，她朝我飞奔过来，短裙像花伞一样撑开。

裙子是姐姐特有的。母亲爱美成癖，她不想看到姐姐平庸的短腿套着更加平庸的长裤，正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胸部平坦的缺陷一样。她给姐姐设计了一系列上身短小腰部打褶的短裙，无论春秋冬夏，她让姐姐穿着同一款式的裙子。山地寒湿，母亲就给姐姐准备了一双又一双颜色鲜艳的御寒长袜，袜口缝着松紧，外侧织进可爱图案。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她把姐姐从一个平庸的典型，提拔到无人可及的高度，姐姐穿着那些裙子，配上小靴，奔跑在校园里，如同一个公主，在自家花园里捕捉蝴蝶。与之相比，我这个发育起来按部就班的妹妹，看上去却像她身边老实憨厚的粗使丫头。

也许因为她的身高，也许因为她的可爱面孔，姐姐成为长乐坪最最著名的小女孩，她的头像被放大了，挂在长乐坪照相馆的橱窗，她的四寸小照被孕妇们拿去贴在床头，她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不用打扮，原样登台，就把画着大红脸蛋黑虫子眉毛的同学们比下去。有人向母亲建议，不妨带着姐姐去一趟北京，每天在儿童艺术剧院门口走上几个来回，走上一百天，不怕她不被童星探子发现。

这个建议让母亲很愤怒，她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好意，以为人家在咒她女儿永远是个小矮子。事隔多年，当她因为一些事沉浸到坏情绪里，不无惋惜地说：“也许那时候真的应该带你去北京。”对于长乐坪来说，北京像天堂一样遥远而美丽，充满了温和而幸运的事物。

据说姐姐的身高一度影响了父母的感情，那时我们都还小，以为父母就像房子和马路一样坚固耐用。我依稀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我和姐姐挤在母亲的大床上，挤在母亲的左右两腋。母亲望着蚊帐顶说：“过了四十岁，男人就是多余的。”后来父亲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果真有点多余，母亲在饭桌上摆放碗筷，再把姐姐那张加高了不少的就餐椅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拖出来，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父亲那份搞忘了。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身体和器官，只有硬件，其他一切，诸如性格脾气和命运之类的软件，都是在硬件上发展起来的。可是，等一等，我又要否定自己了，既然这些软件是从硬件上发展来的，而硬件又是天生的，这不等于说，人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么？人活一辈子，不就是要验证那个密封到死才打开的答案么？这么说来，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命运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类似于把手背在背后，让你猜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低级游戏。

姐姐的软件像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大致轮廓正在那套洋娃娃一样的硬件上形成。

我猜她有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是她的姐姐，而她是需要我照顾的妹妹，也就是说，在这个四口之家，她应该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珍爱。她经常把《安徒生童话》翻开到“豌豆公主”那一页，她曾经向母亲要过一颗豌豆，我猜她把那颗豌豆悄悄塞到了棉被底下，很明显，别说隔着二十床棉被，仅仅隔了一床棉被，她的身体就感觉不到那颗豌豆了，否则她会嚷得尽人皆知。当然，这只是她内心深处无人知道的狂想，表面上，她并没有公主梦，虽然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 除了跨上一层台阶，亲自爬到母亲为她特设的就餐椅这件事，其他事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她个人的，她一概不予理睬。

她清早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喊我的名字，她需要我给她取出当天要穿的衣服。衣柜里有许多格子，最下面一格挂着裤子，有时也有短一些的上衣，第二格才是她的衣服，可她够不着，除非站在一张小凳子上。她刚刚起床，不乐意马上就去搬小凳子。

她把梳子递给母亲，她永远梳那种蜈蚣辫，那是母亲给她设计的发型，从头顶开始，顺着发际线，不断挑起发股往后编进麻花辫里，两股麻花辫汇合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麻花辫的装饰，母亲似乎不喜欢看到光裸的辫子，她一定要在辫缝里插进一些花样，有着彩色圆点的瓢虫状夹子，细巧如星的花朵，光亮如水晶的丝带。编一头这样的发辫，即使是母亲这样的熟练工，至少也要二十分钟。

姚鄂梅，1968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曾获《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当代》文学拉力赛（长篇小说）冠军、《上海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长江文艺》优秀短篇小说奖、湖北省第五届屈原文艺创作奖等。其中短篇小说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出走的女人”三部曲（《衣物语》《西门坡》《真相》）、《1958:陈情书》《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贴地飞行》，中篇小说集《摘豆记》《一辣解千愁》《红颜》，儿童文学作品《倾斜的天空》《我是天才》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日、韩等文字。

 方兵、方圆姐妹俩和父母一起住在长乐坪小镇。聪明漂亮的姐姐方兵某天不小心撞在电线杆上，昏睡一天后醒来的她竟拥有了超能力：能从别人的额头上读出其心中所想。从此，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为提防能洞悉一切的方兵窥破秘密，母亲留了长长的刘海，父亲戴上了压低帽檐的棒球帽，一家人严禁她多嘴，但她还是闯了大祸……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魔幻，真切地表达着生活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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