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尼诺

01　里尔克

“你的英文名叫‘Rainer’？”她饶有兴致地拈起我的名片看着，煞有介事地惊呼了一声。

“知道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奥地利诗人也叫这名字——Rainer Maria Rilke，里尔克。诗写得棒极了，一生也特别浪漫传奇。所以——”她故意将尾音拖长出略带沙哑的性感意味，抬起精心打理过的纤翘睫毛，眼神妩媚如狐地冲我莞尔一笑，“后来，人们都传说他是被玫瑰刺手而死的。”

“你是在提醒我今晚要记得戴套、小心别‘中标’吗？”我不动声色地回以淡然微笑，视线落回晶莹剔透的柯林斯杯中，沉入虽已被我徐徐晃荡许久却澄澈依旧的湛蓝色液体，同时将搁在吧台下的另一只手悄然搭上她的膝侧，用指腹与掌心细细摩挲着柔薄的丝袜，从容不迫地缓缓探入她的幽深裙底。

“你为什么会给自己起这么特别的一个外文名？”她面不改色地追问道，双眸一眨不眨地凝望住我，呼吸开始变得跟目光一样濡湿。

“如果我说出它的由来，你会听哭的。”我口气认真地告诉她。同时，指尖抵达了目的地。

“嘁——我才不信呢。”她神气活现地一扬下巴，借碾灭烟头的动作夹紧双腿，然后抿了口我给她点的“龙舌兰日出”，呵气如兰地凑近我的鼻尖，“要不……我们换一个安静点的地方，你说给我听听？”

半个小时后，我仰卧在酒店客房的床上，看着已卸去彩妆的她以充满镜头感的妖娆动作徐徐褪尽衣衫，活似百老汇音乐剧舞台上一只甫随追光落场的“杰里科猫”一般，自我两腿之间缓缓爬入我的视野，一头柔顺的长发如瀑布般洒落在我胸前。

这是一个年轻的上海女孩。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还只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在夜总会包厢里第一眼望见她时，就让我回想起了一个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姑娘。现在，我拉严窗帘，掐灭烟头，关上了房间里所有的灯，于是，沉昧如雾、缭绕如烟的濡湿黑暗中，她们俩模糊在幽长岁月甬道两端的面孔终于叠影成了同一个人——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让我悲伤得不能自已。所以我没再发出任何声息，只是沉默地与她在黑暗中亲吻缠绵，交织一体，甚至没有阻止她用美剧腔十足的英语过于老练地叫床，并在她猛然飞扬起脸庞的最后瞬间，暗自用力闭紧了干涩的双眼。

从洗手间里出来，她动作麻利地穿戴整齐，坐回枕畔，一边十指灵巧地将尚未干透的长发在脑后重新挽成鬏髻，一边就着壁灯的昏黄光晕，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会盯着电视机屏幕默默抽烟的我，最后，略带迟疑地问：

“我……让你不开心了吗？”

“哪有的事。”我轻描淡写地回应道。转过脸，用半边嘴角冲她撇出一丝或许不无苦涩的笑，“体谅一下老人家吧——很久没跟你这年纪的孩子这么玩命过了。”

她不无探究意味的凝视与我荒凉无甚表情的回望静静交汇片刻，终究没再多说什么，探身抓起我早已搁在床头的一叠钞票，手法老道地清点过数目，收进自己的名牌手包，摸出一包细长火柴盒造型的法国绿“Fine”，熟练地点上一根，随我一同喷云吐雾地扭头看向电视。

电视里，两位气象专家正在口沫横飞地探讨导致当前全球气候异常的“厄尔尼诺”现象；屏幕下方，一行醒目的粗体字循环滚动播报着一条中央气象台向上海地区实时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

“什么奇怪的破天气，真是折磨死人了……”她嘟哝着发了句牢骚，不耐烦地将刚抽到一半的烟在烟灰缸里捻灭，转脸对我说，“既然你不需要我留下来陪你过夜，那我就先走了——姐妹们在‘新天地’组织了Party ，我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台风快要来了。”我提醒她。“你下楼后可以到大堂服务台去要把伞——把我的房号报给他们就行了。”

“谢谢，不用了——其实我有个怪癖，蛮喜欢淋淋雨的。”若有所思地顿了顿，“况且……你不觉得，这种鬼天气，其实特别适合有一位像我这样脸蛋漂亮、身材又棒、气质又佳的美女，把自己灌醉到性感得不得了，在雨中昂首挺胸地站到老法租界空空荡荡的十字路口正中央，对着夜空放声高唱一首《Memory》吗？——真巧，今天我正好还穿了条够应景的LBD（注：小黑裙） 呢。”扑哧一声轻笑，来自明显已不再刻意拿捏出成熟腔调的年轻嗓音。

“对了——还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她一边起身走向门口一边又说道，“先前在酒吧里，我跟你提到的那个跟你同名的奥地利诗人——就是叫‘里尔克’的那个，他真正的死因，其实是由于伤口慢性感染所引发的败血症——”意味深长地暂停住，然后放慢了语速，“听说那是非常悲惨的一种死法——会死得很慢很慢，很痛苦很痛苦。”

“是吗……谢谢你，让我长知识了。”我干巴巴地回应道，庆幸正在玄关换鞋的她没看到我脸上一倏尔失控的表情。

“不客气！”她站起身，转回头，笑盈盈地遥望我，眼眸中闪烁出一丝狡黠——我毫不怀疑这个女孩的心思细密和眼光犀利：先前跟那桌“港灿”应酬时，尽管我说的是一口自认纯熟的粤语，她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我是个上海人。

“那就……再见喽！”她欢快地向我挥手道别。

我也微笑着冲她招了招手，但没有出声回应——我不习惯轻易对别人说再见。

房门落锁后，我把她留在床头的写有她手机号码的便笺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关掉壁灯和电视，翻身抱住枕头，呼吸着仍残留有她身上淡淡白玉兰香水味的闷湿空气，很快便昏昏沉沉睡去。

然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阿米。

梦中，我和阿米手牵着手，在轻飘飘的小雨中慢悠悠地走着。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晓得我俩这是要去往哪里。四周围静悄悄地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细细密密、闪闪烁烁的雨丝，无边无际、无声无息地落着，如烟如雾、如网如织地笼罩着、缠裹着我们。

“芋头，你知道为什么下雨天我不爱打伞吗？”阿米用轻若耳语的小小声音问我。我摇头，叼着早已被雨淋湿的烟，茫然地在裤兜内摸寻打火机。她低下头，忽然挣脱我的手，甩起湿漉漉的长发，像一头轻盈的小鹿般向前跑去。

她越跑越远。然后，远远地停下，转回身来，提着湿淋淋的裙子遥望向我。隔着茫茫雨雾，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我只看到她举起双手围拢在嘴边，像是很大声地对我呼喊了一句什么。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竟什么都听不见了——滂沱肆虐起来的雨水陡然蒙裹住了我的脸，汹涌如涨潮的苏州河水一般，无孔不入地倾灌进我的耳朵、鼻孔、口中，开始烧灼我的喉管、刺痛我的双眼，让我无法呼吸、不能言语，想拼命挣扎却没有力气动弹，最终，眼前只剩下一片沉沉黑暗……

我猛然从梦中惊醒坐起，发觉自己已泪流满面。

“趁着青春还没有结束，干掉自己吧。或许，还来得及。”许多年前，一个名叫“严浩”的家伙曾经这么对我说过。

我没有那么做的后果，就是如今终于过上了看似体面充实的所谓“中产阶级生活”：我独居在红尘涌动的北京三里屯南街，每天出入在各大CBD 的顶级写字楼，在服务员都足够安静的固定餐厅吃饭、喝下午茶，或者揣着厚厚一沓常客卡从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从一间酒店睡到另一间酒店；晚上看英文频道的节目、回大洋彼岸的邮件，或者在歌舞厅、夜总会里，面带微笑地看着客户把手伸进陪酒小姐的衣裙，合上签好的协议书，不动声色地为狗男女订好酒店房间并预付掉包夜的出台费。

在远远告别了台风与海潮的京城，操着一口被经年沙尘研磨出的伪“京片子”，几乎已经没人还能看得出我是一个上海人。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试图埋藏一些往事、遗忘一些名字。我幻想它们从未真实地发生和出现过。我就像所有苟且偷生的成年人一样，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灵魂苦痛的真正根源，心甘情愿地戴着假面具，为没有任何希望和出路的庸庸碌碌编造着各种堂皇的借口，行尸走肉得兴致勃勃。我所祈求的是埋藏比死亡更深、遗忘比生命更长。然而，总会有那么一些猝不及防的夜晚，一个不经意间，它们便如同在暴雨中涨潮的苏州河一般，势不可挡地奔涌而来，令我像此刻这样泪流满面地从梦中惊醒，绝望地发觉自己已经沦陷于它们的重重包围之中，无处藏身，无路可逃。

沉沉的黑暗里，一幅幅早已斑驳潮黄的画面压迫着我的视网膜、带着令人眩晕的呼啸声从眼前掠过：我看见白兰花在皎洁的月光下怯怯绽放，看见梧桐树在盛夏的晚风中瑟瑟颤抖；我看见在雨中提着裙子遥望我的阿米，看见独自踽踽走向夜雾深处的赵志鹏，看见在黄昏中的外白渡桥上迎风扬起脸庞、缓缓张开双臂的米兰，看见在雪花萦绕的路灯下吹着口哨向夜空抛起硬币的严浩……

被回忆层层密密缠裹到窒息的我，就像是一个灭顶于苏州河中的溺水者，纵使出于下意识的求生本能，已经疯狂地打开了房间里所有的灯，也依然无法点亮自己与世隔绝的苍凉视野——于是，我不得不绝望地省悟到，这才是我行尸走肉的苟营残生所拥有的真实世界：只有我独自一人茕茕孑立的黑色荒原，寸草不生，雨一直下。

于是我便知道：那些被我煞费苦心于遮掩和粉饰的古早伤口，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愈合过，它们就像一丛丛妖冶的黑色花朵，桀骜狂野地绽放在我腐朽破败的躯壳内，兀自溃烂着，感染扩散着；而在厚硬的、脏污的层层血痂之下，那些仍旧有着心跳与呼吸的、从未曾真正被我埋葬和遗忘的时光——那些空虚而又决绝的青春、那些卑微而又闪耀的感动，都终将和我一起，慢慢地、无可挽救地消失在岁月里，就像在雨中流淌过面颊的泪水。

然而，正如严浩说过的：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终究没有给那个年轻女孩讲述我那个冷僻英文名的由来。而且，我还对她撒了谎：我知道里尔克是谁，知道这个才华横溢的倒霉蛋一屁股血泪史的悲惨人生；我不仅读过他的诗，甚至，此时此刻，在这间酒店客房的角落，在我的行李箱里，就静静地安躺着一本比我更苍老的里尔克诗集——一件来自民国三十二年的破旧古董。

对她撒谎是因为我不愿意向别人说出我的难过。

永远不要告诉别人你的难过。因为“难过”这种东西，就像是插在自己胸口的一把刀，拔出来给别人看，无非只是让别人也被溅上一身你的血——不但救不了自己，还把别人也给弄脏了。

这也是严浩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个曾以“兄弟”相称的朋友。

是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我与严浩的初次相逢，是在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仲夏午后。那是已然遥远得恍如隔世的1991年。那年春天，得益于一位刚刚跻身入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列的大学老同学进京赴任后亲笔签发的特赦令，我那本已几乎注定要享受“永不平反”待遇的外公终于被摘掉了“大右派”的“帽子”；随之而来的，是我那身为“下放知青”的父母也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回城夙愿，甚至还被“妥善”安置了工作——都被分进了苏州河北岸的一家大型国有棉纺厂：一个当了纺织女工，一个做了锅炉房的烧水师傅。不过据母亲讲，这家纺织厂其实原本就是我们家的，解放后被外公捐赠给了国家——每当提起外公当年干出的这类“好事”时，母亲的口气里总是满含鄙夷，面色阴冷得足以让一旁的我和父亲同时结冰。

就这样，那年暑假，我跟随父母迎来了自己有生之年的第一趟“出远门”：从自莅临人世之日起便画地为牢地生活了十几年的苏北小县城，来到了过去只在地图上看见过的故乡——上海。

唯一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是住房。我家在上海原本有两套独院式带花园的老洋房，一套也是刚解放就被外公捐给了政府，起先被分配给某位政要，后来这位脑残站错队的政要随“四人帮”一并折进了秦城监狱，房子再度被充公，闲置到八十年代中期，被改革开放大潮中暴富起来的某位民营企业家大手笔买下——显然咱们家是没道理再惦记了。另一套则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们给强行霸占和瓜分了。这些造反派非常响应当时的国家号召，个个堪比人肉播种机，为其自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玩命生产接班人，于是，可想而知：虽然文革已经谢幕了，但这帮造反余孽的数量众多和血脉相连仍是多么不可小觑的战斗力保障——讲文明的新政府完全拿他们没辙。结果，我们一家三口不得不跟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一起挤住他们那套本就空间吃紧的安置房。

安置房有近一个世纪年头了，原本就是苏北难民潮时期旧社会的无良奸商偷工减料出来的劣质工房，经年的战火硝烟与风霜雨雪更令其破败不堪，现实状况早已堪比棚户：房间低矮逼仄，终年阴暗潮湿，石灰墙和天花板上布满尿渍似的潮黄与霉斑，梅雨季到来或台风过境时，火柴都别想擦着，除了阁楼的老虎窗和二楼最多能供三人演练“肉夹馍”的小晒台，仅存的两扇窗户都形同虚设，推开也望不见天空。

房子是联排建的，每两排面目相似的肮脏建筑之间夹一条近乎一夫当关的窄弄，碎石块铺就的“弹格路”上常年积蓄着两旁住户泼出的各类生活污水，夏天被烈日蒸发，在昏暝甬道内升腾成云雾氤氲的水汽，穿行其中仿若漫游仙境，再加上头顶上横七竖八的竹竿挑挂出的湿淋滴答的、遮天蔽日的“万国国旗”，简直堪称最原装正版的“水帘洞”。为我折腾完异地转学手续后，考虑到从家到学校的实际路程与地图上直线距离的惊人倍比，父亲将他摧残蹂躏了十多年的一辆二八老“凤凰”以生日礼物的名义淘汰给了我，那是一辆除了铃铛哪都响的老破车，那时我的身材也还十分矮小瘦弱，支在二八车上的形象乍看去活像一只打马戏团出逃的小猕猴，为了稳住胯下几乎跟自己一般高的恐怖坐骑，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面颊抽搐、咬牙切齿、目露凶光，尽管凭恃这样一副尊容足以让大多迎面而来的路人远远地便惊骇莫名、仓惶逃命，但每个清晨的上学路途依然永远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魔幻旅程：要在雾濛的水汽和生煤球炉的呛人浓烟中摸索探行，要提防身边不知何时何地便会遽然来袭的各种生活污水与诡秘“暗器”，要灵巧地绕过那些穿着睡衣打着哈欠去倒马桶或刚从“老虎灶”打回开水的街坊——后来我与人打架斗殴基本都是靠反应迅速、动作灵活取胜，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就该归功于曾有幸经受过如此一段残酷的“忍者修行”。

不知道多少幢这般面目模糊的肮脏建筑、多少条这等惊险叵测的昏昧弄堂，连绵不绝、蔓延无际地纵横交织出了我此生记忆里最恢闳与奇幻的一座迷宫。

所以，搬回上海后的第一次独自出行，我就很不幸地在这座迷宫里迷路了。

苏昱，资深互联网从业人士，极端偏执狂的处女座，被老熟人们评价为青春期无限漫长且不幸拥有残废级情商的中年老帮菜。做过美工也做过码农，做过世界五百强外企高管也创过几次业。搞文学是至死不渝的私生活爱好，从未成为主业。很久很久以前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叫《上海夏天》。如果你看过，欢迎来找我叙旧。

微博：苏昱

我是苏小雨。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想给你讲述一个或许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座有百年传奇历史的城市，故事里有二十年的苍茫岁月与三代人的爱恨情仇，有以血浇灌的青春和以死相证的誓言，有残暴也有懦弱，有毁灭也有救赎，还有巴赫的大提琴与枯萎的白兰花，有南方的法国梧桐和北方的黄栌，有无声流淌在雨中的泪水，还有执意浮沉于浪涛的骨灰……

然而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却并不是那些消逝在岁月里的生命，而只是一片海与一条河——一片干净的宁静的海，和一条肮脏的沉默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