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中国的城》节选

中国自古为农业社会，初期所发展的城市主要是农产品集散中心。农民把产品运送到市集去，回程要购买一些日用品或补充农具和陶器。这就使市集出现制陶和冶炼等手工业。在边界地区，还产生实物交换的贸易，例如以丝和茶交换马匹及毛皮之类。这也会产生市集。市集的人口增多，生活的需要也随之增加，而以商贩和手工业为生的，也渐向城市集中，于是城市的范围日益扩大。城市愈扩大，商业和手工业愈兴盛；这是互为因果、循环影响的事。

中国城的规模，尤其是城墙所包围的土地面积，远较欧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中国城不但包括民居，还有农田、园圃、山林、川泉。这并非完全为了保护老百姓，也是为持久性的防御设想。城中有农田和水利，围城的威胁可以减少。若干大城，其内有大片空地；配合水源，开关为公园或游玩地区。古代长安的曲江，洛阳的天渊池，开封的龙池，南京的玄武湖，北京的三海以及济南的大明湖等，都是佳例。只有这样的格局，人民心目中才会起“大乱在城，小乱在乡”的念头。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苏州城图，显示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参阅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附图，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出版）

中国较大的城，特别是在北方的，给水每有困难，常须从城外远处引河水入城。我在《北京》一书中，已做出了详细的论述。现再以洛阳为例，说明引水对于城内土地利用的影响。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

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1081），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

中国的城，多数造得很高大。根据方志的记载，低的也有5米，高的则达18米，防御的功用显著。用军队冲杀，很难越过城池。比较有效的攻城办法，是挖地道、架云梯或用水淹。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和这些行动有关的无数故事！历史小说对这些故事的描写有声有色，非常生动精彩。

周文王征伐商朝西部主要同姓诸侯崇国，就是利用钩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攻陷崇城，一举灭掉崇国。

西汉景帝三年（前154），以吴王刘濞为首、包括邯郸的赵王刘遂在内的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王朝为维护统一，坚决出兵打击。《汉书·高五王传》关于出兵赵国，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栾布自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国除。

《明史·庄烈帝本纪》（卷二四）：

崇祯十五年（1642）夏四月癸亥，李自成复围开封。……九月壬午，贼决河灌开封。癸未，城圮，士民溺死者数十万人。

在金朝末年，也就是灭亡前两年，蒙古兵围攻河南归德城，久攻不下，曾经发生过如下的一件弄巧成拙的趣事。

《金史·石盏女鲁欢传》（卷一一六）：

正大九年（1232）二月，以行枢密院事守归德。……方大兵围城，议决凤池大桥水以护城。都水官言，去岁河决敖游堌时，曾以水平量之，其地与城中龙兴塔平，果决此口则无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抚陈贵往决之，才出门，为游骑所钞，无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军中有献决河之策者，主将从之。河既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为固。求献策者欲杀之，而不知所在。……五月，围城稍缓，颇迁民出城就食。

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编按）的宁城，曾是辽代的中京，1958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这座城经过辽、金、元、明四个朝代利用，也有外城、内城和皇城；城门、道路、宫殿、官署的布局，明显模仿了中原的都城制度，是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一种表现。从辽穆宗开始，契丹受汉族的影响逐渐加深，辽代墓葬中反映了此项演变；在兴宗重熙以后的辽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东北地区在草原和森林交接地带，也很早就建筑城堡了。黑龙江肇东县（今肇东市。编按）八里城的金代城堡遗址，曾经正式发掘，城周4公里，开有四门；门外有瓮城；城外壁布置马面，环绕壕沟。从城的建筑和出土的许多武器观察，这里可能是一处屯军的城堡，但同时又出土了大批的铁农具，而且种类繁多，形制和中原地区相似，表明农耕已到达这一带。牛、羊、猪骨和三股倒刺鱼叉的发现，证明居民兼营家畜饲养和捕鱼。就当时的政治情势说，这些农民可能大部分是金人从中原掳掠来的。类似八里城的屯军城堡，在松花江流域尚有不少。

中国所有的城，并非完全为汉人所筑。古代和汉族交错杂处的少数民族，稍后也学会了筑城，用以防范汉族的进侵。例如分布在陕西泾河和漆河以北的义渠，就曾经建造了许多城。《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水经注》引《晋书》：“凉州城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

云南洱海地区南诏早期所建的城，一般都很小。例如剑川县邓川旧城东北1公里的城址，建在背依大山、西凭深堑、东临弥苴河的山冈上，用夯土筑成，面积仅3,000平方米，显然是南诏学习汉人筑城，用来防御汉人的。大理的太和城、羊苴咩城以及剑川的罗鲁城，面积也都很小。但昆明一带九世纪中期以后所建的城，像拓东城和喜洲的大厘城，却在交通便利的平地上，面积也比以前的城扩大。这反映了南诏晚期政局的比较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西藏的主要寺院，也建有城。例如日喀则西南的萨迦，便有高大的城堡，形制完全模仿中原。萨迦分南寺和北寺，而以南寺为主寺。寺的东、南、西三面俱设街道，隔街建有石砌的多层平顶僧房。南北两寺共收藏三万函藏文书籍，除佛经外还有文学、传记、天文、医药等书籍，大多数是14世纪以前之物。日喀则东南的夏鲁万户府城址，平面作正方形，四隅有角楼基址，四壁各开一门；门外有瓮城，城周掘壕。著名的夏鲁寺在城的东南部，占了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寺外壁的东墙上，镶嵌了以藏民生产为内容的石雕版画，其中有农耕、纺织、制陶、冶铁、营造等图像。寺的大殿使用了重檐歇山屋顶，铺有琉璃瓦；梁架结构也采用汉式，还有小木做装饰。这些表明了西藏文物和中原地区的渊源关系。

帝国声威空前强大，而国都之城非常简陋的，似仅有和林一例。和林亦作哈拉和林，为蒙古初年三帝驻跸之地，到元世祖迁都燕京，尚尊称其地为上都，并建置岭北行中书省以资守护。《元史·地理志》说太祖十五年（1220）建都和林，但当时只有行帐，到太宗七年（1235）才筑城垣。欧洲旅行家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约1215—1270）到达和林时，其地已筑有土墙，位置在和林川的东岸。他描述此土城为庞大蒙古帝国商路的焦点，常有外国商人及使节来到，城内有许多从各国俘虏来的工匠。城四周的土墙，开有四个城门；在每一城门旁边，有一个指定的市场。东门旁边的市场买卖谷物，西门旁边的市场买卖绵羊和山羊，南门旁边的市场买卖牛只和车辆，北门旁边的市场买卖马匹。蒙古人当时建造这座土城，一定是很勉强的——因受到汉文化的传统影响，不得不筑以阻挡牛马骆驼而已。当时蒙古骑兵耀武亚欧大陆，各国使臣奔走和林，不绝于途。其中颇有些人，对和林做了记载。只是和林遗址，不在目前我国境内，暂且不去提它。

中国城市的形态，绝大多数是方形的。在平原地带，特别是较小的城，形状常呈正方形。使用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可在华北平原找到许多例子。正方形的城，包括的面积最大；中国人筑城，讲究以最低成本，取得较大的面积，于是正方形便成为中国城的传统形制。试观古代的国都，从西安、洛阳、开封到北京，所有的城都是方形的。北京一地，从战国时代燕国的蓟算起，曾建造过五个大规模的城，但都是方形的。

陈正祥（1922—2003），国际著名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祖籍浙江海宁。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1945年之后，留学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获地理学博士学位。曾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创办敷明产业地理研究所和“国际研究中国之家”，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学讲座教授（第一位被任命为英制大学讲座讲授的中国人）、东京大学特级教授等。

陈正祥教授研究领域广泛，著述丰富。据统计，1932—1992年间，他撰写了中、英、德、日等4种文字的著述共计624种，其中专著和专刊256种、论文368篇，这在国际地理学界juewu仅有，其早期关于祖国西南、西北、海南岛等地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这些地区的宝贵历史文献。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会长卡尔·特罗尔（Carl Troll）称其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并推崇其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冯·洪堡”。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是享誉国际的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的代表作，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作者学识广博，研究角度独特，重视从正史、方志、游记等各类传统典籍中汲取素材，纵论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名城古迹，展现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作者见识深邃，论证细密，并且非常重视数据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制作了大量精致图表，化繁为简，堪称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