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重大文化事件纪程

　　八、新中国六十年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多年伟大而艰辛的历程。作为与经济、政治、社会四位一体的文化，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冲破艰难险阻，胜利前进。回顾六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事业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布新除旧，走入正轨（1949—1955）、提出“双百”方针，出现初步繁荣（1956—1957年春）、一波三折，艰难复苏（1957—1962）、再遭挫折，陷入低谷（1962—1966）、一片荒漠，偶露绿洲（1966—1976）、进入新时期，开创新局面（1976—1999）、步入新世纪，走向大繁荣（2000—）。现按历史发展的阶段扼要加以评述。
　　布新除旧，步入正轨（1949—1955）
　　新中国成立伊始，要收拾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建设万象更新的新社会，必须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荡涤污泥浊水，清除旧思想，改造旧习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布新除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
　　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文艺工作走在前面。1949年7月2日，解放区、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共同商讨新中国文艺方针大计。会议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代会以后，文艺战线形势很好，编辑出版了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选集53种，编辑出版了反映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文艺创作实绩的《文艺建设丛书》，还有大批未及收入该丛书的优秀作品问世。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题词本来是针对戏曲创作和表演而发的，但实际上推而广之，成了指导新中国文学艺术与表演艺术的方针，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艺术的发展。
　　宣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根本性的任务。1949年10月，重新设立马列主义学院，分批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各地也先后设立了类似学校，全党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立即着手的工作，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在原有基础上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量著作。研究工作者还发表了许多宣传、注释、解说和评价马列主义著作的文章和著作。马列主义著作这样大规模的翻译、出版，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51年至1953年接连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第一次印刷即达80万册。这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全国上下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这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是与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相伴随而进行的。党和政府为此采取了改革旧学校、旧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思想批判等一系列措施；其中影响较大的对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和观点的批判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开端、进而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在当时，通过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自然有其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作为政治运动展开，却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后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还及时组织人力进行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方言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总之，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六七年的努力，新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入了新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提出“双百”方针，出现初步繁荣（1956—1957年春）
　　历史进入1956年，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富生气、积极探索的一年。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破除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克服教条主义，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关于怎样领导文化科学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针政策：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报告中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4月间，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破除清规戒律，扩大和丰富传统戏曲上演剧目”，“对戏曲剧目，不能片面地和机械地要求直接的‘教育作用’和配合作用”。同月，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提出表现形式“应该‘标新立异’”，“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开展百家争鸣，破除教条主义。9月，中共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化的新结论，作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等原则。提出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并重申“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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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杏珍，女，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一九七五年文坛风暴纪实》、《文坛寻踪录》、《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历史转折论》、历史转折三部曲之一《前奏》、之二《决战》，主编有《六十年国史纪要?文化卷》等。

　　《共和国重大文化事件纪程》主要围绕“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毛泽东、邓小平领导的文艺调整、“周扬一案”处理始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等建国后文化界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展开，对于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发展轨迹，具有重大价值。

第一篇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过程
第二篇 曲折和复苏
第三篇 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
第四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第五篇 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
第六篇 1949 年10 月至1976 年10 月：群众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与经验
第七篇 共和国历史上两次著名的群众诗歌运动
第八篇 新中国六十年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
第九篇 1949 年－ 1957 年春：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基本形成的历史考察
第十篇 六十年代前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调整
第十一篇 周荣鑫与一九七五年教育整顿
第十二篇 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第十三篇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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