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增订本）

再版后记

前年春天，中西书局编辑伍珺涵女史来信说，编辑室讨论选题时希望再版拙著，令我深感荣幸而欣慰。古人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今人要想立德、立功已经很难，但立言还是许多学者的追求。当年在牛津访学时，田海（Barend　ter　Haar）教授伉俪热情邀我到他们的荷兰家中小住数日，我每天独自一人乘火车到莱顿周边的各个城市去游览，晚上回来则与田海教授对谈。有一次他突发感慨，说学者的观点能够传一代人就很好，第二代吸收的观点传到第三代时，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第一代学者了。看来，追求不朽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传统，西方学者大致也是如此，真是心同理同，无论西东。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留下的文字很难不朽，能够吐故纳新而不断传承下去已属不易。

士绅研究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国内士绅研究真正兴起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我写博士论文时，能够参考的士绅研究专著屈指可数，主要是前辈学者如吴晗、费孝通、张仲礼，当代学者王先明、马敏、贺跃夫等人，以及尚未翻译的美国学者兰钦（Mary　Backus　Rankin）关于浙江精英的研究。士绅作为传统社会结构中官民之中介，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至深且远，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中外学者都希望透过士绅研究来回应一些现实关切的问题。正因为士绅研究与现实的密切关系，所以，国内士绅研究方兴未艾。2020年5月，我从“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士绅”“绅士”“乡绅”的主题词，分别获得356条、311条、179条记录。2021年3月，我重新检索这3个主题词，结果分别增加到475条、397条、236条记录，可见学界对士绅的关注热度不减。目前士绅研究涉及全国大部分省区，如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陕西、甘肃等地，南方如江西、浙江、江苏等省的士绅研究更是深入到府县范围以至人物个案；研究的主题也丰富多彩，不断细化，除了大家熟知的家族、家训、慈善、教育、地方自治、近代化、社会转型、社会风气等主题外，士绅话语、士绅会馆、世情小说、方志编纂、学田、赋税、少数民族士绅等也得到学界的关注；士绅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则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这些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推进我们对士绅的深入理解，极大地弥补了拙著所归纳的士绅研究之不足。对于士绅研究的丰硕成果，学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文章进行总结，无须笔者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拙著出版之后，曾得到不少师友同仁的关注与鼓励。当时正致力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研究的许纪霖教授，对明清士绅研究也表示极大的关注，并惠函询问我对士绅研究的下一步计划，当得知我的研究重心转向江南文化世族时，他又提出一系列问题：“你对文化世族的关注非常有意思，过去一般认为世家大族到宋以后就断了，但明清时代江南的那些文化世族以什么样的历史形态存在？与中世的世家大族有什么区别？他们到近代以后命运如何？后代中如何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继续拥有文化权力？他们在近代乡村结构中是否还有过去的影响？如果还是有，又以什么样的权力形态出现？这样的权力形态与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似乎国内研究者很少，很有研究价值。我最近也很关心这一问题，希望有机会交流。假如已经有初步研究成果，希望让我先睹为快。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研究与明清乡村士绅的研究是无法剥离的，而目前史学界却把二者的研究领域割裂了。”　

许先生的这些问题确实很重要，几乎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我先后完成的教育部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都力图回应这些问题，其中2011年出版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着重分析了明清苏州文化世族的历史类型及其在地方社会所承担的“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角色，所谓“里之仪型”，实质上就是指文化世族在乡里社会中彰显其文化权力之表征。即将出版的《近代苏沪地区文化世族嬗变研究》，则是重点关注文化世族向现代知识精英嬗变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近代化大都市上海的关联。当然，这两部书还不足以回答上述全部问题，近年来，我有计划地指导博硕士研究生围绕清末民初苏松地区的地方精英展开研究，目的就是希望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我自己也先后撰写了相关论文，一方面是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文化权力”之构成与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具体人物或事件个案，深入分析近代江南士绅围绕其文化权力而产生的纠葛与嬗变，希望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与具体的实证研究彼此观照。附录所选择的4篇论文，基本可以反映我对江南士绅研究的最新进展。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再版只作文字校订，书中原来引用的嘉靖五年《长洲县九都二十图里社碑》文字残缺不全，现根据其他资料补正；对于洪武初年江南迁徙富民、民国苏州大阜潘氏重修家谱的版本，分别增加一条脚注，《大阜潘氏其蔚公主要人物世系图》新增世系序号，其余一仍其旧。

谨此，感谢中西书局对拙著的偏爱以及珺涵女史的精心编校，感谢上海师范大学高峰高原中国史学科的出版资助。友人王学雷先生惠允题签，沈慧瑛女史为封面设计提供了苏州市档案馆珍藏的《吴郡真率会图》高清照片，为拙著增色，一并致以谢忱。

徐茂明2021年3月19日识于沪上跬步室

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历史系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硕士点负责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项目8项。出版专著《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互动与转型：江南社会文化史论》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合著）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合著）三等奖、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士绅是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知识群体，他们不仅拥有朝廷赋予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同时还因为文化资本的独占而具有对社会进行规范整合的文化权力。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运作网络包括家族组织、慈善机构、乡约社学、文会书院、宗教信仰、社会舆论等，对上维护道统，对下化民成俗，是传统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机制。明清两朝之初，在专制皇权的摧抑之下，士绅的活动与影响均受到严格限制，而到了中后期，由于内外各种因素之影响，士绅之数量与力量都获得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晚清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士绅不仅活跃倍增，同时其内部结构也潜移默化，至清末“新政”废除科举之后，附丽于科举制的士绅阶层开始蜕变，成分更为复杂的地方权势阶层取而代之。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第二节　学术回顾

第三节　文化权力

——贯穿本书的概念与思路

第一章　江南士绅与明清专制皇权

第一节　明初政治风暴与江南士绅的沉寂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与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扩张

第三节　清初的严厉打击与江南士绅的沦落

第四节　太平天国兴起与江南士绅权力的全面高涨

第二章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基层组织

第一节　官方基层组织

第二节　半官方基层组织

第三节　民间基层组织

第四节　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之关系

第三章　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力与社会保障功能

第一节　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运作与维护

第二节　文化权力与江南士绅的社会保障功能

第四章　江南士绅的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

——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为例

第一节　大阜潘氏由徽入苏的土著化过程

第二节　潘氏家风对徽州文化的继承

第三节　潘氏入苏之后的家风衍变

第四节　徽苏两地潘氏族人的交往与文化互动

第五章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江南士绅

第一节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第二节　社会剧变中的民众、士绅与国家

——光绪二年江南系列谣言研究

第三节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丧失

参考文献

附录

明清以来士绅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

——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19世纪中叶江南寒士的“三不朽”与民间生活伦理

——以《王韬日记（增订本）》为中心

清末兴学与常熟士绅的权力嬗递

——以《徐兆玮日记》为中心

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

——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

后记

再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