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随笔集：爱唠叨的幸兵卫

　　旅途种种
　　本想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但最后往往却事与愿违。松尾芭蕉十分尊崇唐朝诗人李白和杜甫，他曾吟道，“尝李杜之心酒”。
　　芭蕉在俳谐纪行《奥州小道》起首处提到的“日月者，百代之过客也”，亦是援引了李白的诗序“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芭蕉曾云游四方，大概是受到了道祖神（道路之神）之邀，总会兴致满满地踏上旅途。但他亦曾感叹过“很多前人都客死在了旅途当中”，这恰恰看出他早已看清了旅途将有去无回。他口中客死旅途的前人大抵是日本的西行和宗祗、唐朝的李白和杜甫等人。
　　与芭蕉不同，李、杜二人踏上旅途并非出于热爱，杜甫更非如此。李白年轻时就已养成了不羁的性格，中年后因被朝廷放逐才踏上羁旅。杜甫的旅行可谓是一场左迁之旅，更是一场饥馑相伴的旅行，充满了艰辛。
　　平泉的藤原氏曾繁盛一时，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芭蕉行至遗迹时，含泪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俳句：“昔日动刀兵，功名荣华皆成梦，夏草萋萋生。”恰在《奥州小道》中，芭蕉引用了杜甫《春望》的开篇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正如芭蕉把李诗中的“光阴”改写成“日月”那样，此处也将杜诗中的“草木深”改为“草木青”。不言而喻，芭蕉的诗句当中也暗含了杜甫当时的感慨。早在芭蕉所处时代的五百多年前，平泉的藤原氏就已经灭亡了。虽说芭蕉是触景生情，但表现的并不是对杜甫的怀念。
　　杜甫于至德二年（757）春作《春望》。此前一年，安禄山举兵叛乱，六月，潼关被攻陷，长安城旋即陷落。唐玄宗在长安将要陷落之时，逃往蜀地（今四川）。官位卑微的杜甫不知事态紧急，还未逃出长安就被叛军俘虏。次年四月，杜甫终于逃出了长安，前往行宫凤翔。《春望》就作于其逃出长安之时。
　　杜甫面对的草木深之地不是五百年前的古战场，而是陷落于半年前的国都长安城。与此同时，发出感叹的杜甫也已不再是满身风雅的旅者，而是一个入过狱的犯人。
　　唐玄宗在逃往蜀地的途中，为了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不得不处死最心爱的杨贵妃。随即唐玄宗退位，皇太子继位后在凤翔设立行宫，并以此为基地欲夺回都城长安。两地虽然相距不远，但也有一百七十千米。因为杜甫不知道安禄山的势力到达何处，这次旅行可谓是危险重重。
　　到达行宫后的杜甫，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作诗三首。下为三首诗的末尾两句，首先是其第一首诗的末两句，“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意为亲友们初见到我又老又瘦都十分惊讶，感叹我艰辛地从敌军占领的长安城中逃出来。那时的杜甫四十六岁。
　　其第二首诗这样结尾，“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说的是作者的喜悦心情达到极点变成了悲伤，呜呜咽咽泪水不能自禁而沾湿佩巾。芭蕉在面对五百年前的古战场时，也曾写下了“随时转，泪水落不停”，想必两人的泪水应该饱含了不同的情绪。
　　其第三首诗的结尾是“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诗中的“汉”实际指的是“唐”。白居易在吟咏杨贵妃的《长恨歌》中，对皇帝唐玄宗也称“汉皇”。社稷是指国家，纵然长安城陷落，杜甫仍盼望唐朝能进入中兴（再兴）之年。
　　谈到俳句，芭蕉曾言俳句是“夏炉冬扇”，即夏天里的炉子和冬天里的扇子，是不合时宜的无用之物。但就李、杜而言，二人对诗文的感情可绝非如此。
　　中国的传统观点认为，文章是经国大业，是不朽盛世。这是魏文帝（曹操之子曹丕）所言，大概杜甫也是如此认为。
　　在选拔高级官吏的科举考试中，诗文也是其中一项。以至后来，做官、做国家栋梁之才等便成了人们学诗作诗的目的。哪怕不通过科举考试，有学识之人也可以通过地方长官的荐举，继而担任重要职务。据说杜甫到长安城之后，为了得到认可及推荐，不断地向当地有地位之人赠诗。
　　一定会有人说“杜甫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而实际上为了能为国家和人民尽力又何尝不可，这也并不是件坏事。
　　就这一点来看，芭蕉和他敬重的杜甫还确实有段距离。
　　有说法表示，芭蕉所处的年代里，《唐诗选》还未普及，芭蕉只得通过《杜律集解》之类的注释书籍来阅读杜甫的诗文，而此类注解书籍大都是通俗读本，很难将原诗的精髓传递给读者。《杜律集解》很早就在中国没有了阅读市场，在日本，早在江户中后期已是无人问津，成了“滑稽读本”。就像现如今书店里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入门书一样，对待这类书籍我们仍需态度慎重。
　　像杜甫、芭蕉这样的旅人，他们所处的年代并非特别久远，近代以来很多人也认为他们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他们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旅行。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人们对丝绸之路的探险活动日渐繁盛，斯文·赫定和奥莱尔·斯坦因可谓是当时的“双璧”。斯文·赫定是一位天生的探险家，他的著作中满是精美的素描画。他学习绘画技能并不是为了追求美，而是因为绘画能在探险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至于他师从李希霍芬学习地理学也是为了日后的探险。
　　奥莱尔·斯坦因是位学者，他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东方行动很感兴趣，在牛津大学进修了考古学后，在中亚地区开展了自己的探险活动。
　　斯文·赫定和奥莱尔·斯坦因两人的旅行看起来十分相似，但就本质而言还是各不相同。前者认为探险至上，绘画也好，学问也好，都是探险的辅助手段，但后者认为学问至上，探险仅是一种手段而已。
　　如果说仅可以从探险或者学问中择其一的话，斯文·赫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探险。要是同样要求奥莱尔·斯坦因从两者中做出选择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追求学问。
　　擅长素描的斯文·赫定在亲眼目睹了敦煌壁画后，曾说壁画不过是同一个图案的不断重复。此前我一直惊讶于他的说法，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他并不是真懂绘画，绘画只是他记录探险的手段，因此他也就没办法接触到真正的美。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活到了八十多岁且终生未婚。大概是因为他们有了“探险”和“学问”这两位伴侣，有没有“妻子”就不那么重要了。
　　事实上，我最想写的是大谷探险队的事情。探险队的旅行和斯文·赫定以及奥莱尔·斯坦因的都不相同。探险队的核心人物大谷光瑞曾说：“我总是带着很强的目的性，主要目的就是解开佛教历史上的种种疑问。如弄清楚佛教东渐的道路；探访中国求法僧前往印度的遗迹；对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的中亚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等进行考察等。另外，搜集中亚地区遗存的经论、佛像、佛具等物，为佛教教义研究、考古学研究等提供材料，也有助于解答地理学、地质学乃至气象学上的各种问题。”
　　每个人的旅途都不尽相同。斯坦因等人的期待不过是大谷口中所言的“可能之事”罢了。在对丝绸之路的探险时代中，能给人以面扑凉风之感的探险，我想非大谷光瑞的探险之路莫属了。
　　……

　　陈舜臣（1924—2015），以创造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但是其文化随笔的价值却常常被忽略。他善于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以及背后深刻的渊源，并将其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文风儒雅，笔触生动而又富有哲思。其随笔展现了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书为陈舜臣随笔集系列的其中一本，收录了《马和日本人》《历史剧中的“常规”》《蜗牛庐》《绍兴酒，绍兴人》等多篇随笔，用幽默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讲述了日常生活中中日文化的不同之处。陈舜臣讲述某人某物，善于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深入思考，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是一个参与者，又像是一个旁观者，冷静地挖掘中日文化背后的渊源。而他“祖籍中国，生于日本”这个特殊的身份无疑让中国和日本的读者都对其文字感到亲近。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说：“能够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只有陈舜臣。”读陈舜臣的随笔，恰似一杯香茶陪伴。听其侃侃而谈，无处不闻历史之苦涩、记忆之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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