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经典：月亮与六便士（知名文学翻译家方华文教授译本）

第二章

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经够多了，我要是再写，似乎就没有必要了。为一个画家树碑立传，说到底还得靠他的画作。其实，我对他的熟悉程度要超过大多数人——我跟他初次见面，远在他学画之前。后来他在巴黎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那时我也常见他。不过，若不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我去了一趟塔希提岛，我是不会写这部回忆录的。众所周知，他是在那儿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年，而我在那儿遇见了几个跟他很熟的人。他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而他在塔希提岛的遭遇少为人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如果有人相信斯特里克兰的确是伟大的，那么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以现身说法加以佐证，恐怕就不是多余的了。为埃尔·格列柯写回忆录的作者是很熟悉埃尔·格列柯的，而我熟悉斯特里克兰的程度不亚于那位作者，读一读这样的回忆录，难道不是一大快事吗？

不过，我说这话并非想为自己写这部书寻找借口。记不得是哪位哲人说过一句格言：每天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有益于灵魂的健康。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行事——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晚上也都上床睡觉，这有悖于我苦行主义的天性，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加重我肉体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每期必读，这也在其中。世间的书籍浩如烟海，写书人见自己的成果面世无不满怀憧憬，却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想想这些，你的内心就会释然。那么多的书，如欲崭露头角，又有几分胜算呢？即便一炮打响，那也只是瞬息即逝的成功。天晓得，作者要为一本书花费多少心血，吃多少苦头，经历多少磨难，只为了能让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放松几个小时，解除旅途些许的劳顿。如果能根据书评下结论的话，我认为很多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不可谓不绞尽脑汁，有的甚至是孜孜终生的成果。这种现象叫我颇有感受：耕耘即欢乐，作者应该从中获取慰藉，而不应斤斤计较得失——赞誉也罢，诋毁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全都应该置之度外。

战争硝烟一起，世人对人生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年轻人信奉的神灵是我们老一代人所不了解的。至于下一代人会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可以看出眉目来了。年轻的一代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聒噪声不断，早已不仅仅是在外边敲敲门而已，而是直接冲进了屋，坐在了我们的位子上。空气里回荡着他们的笑闹声。老一代的人有的不服老，跟着年轻人学耍怪，硬是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尚未消失，随着年轻人大吼大叫的，岂不知那声音从他们嘴里吼出来却是如此空洞——他们就像一群可怜的浪荡女人，虽然年华已过，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描眉画唇，靠搔首弄姿来恢复幻影一样的青春。

聪明一点儿的则有他们自己的表现方式，呈现出一副体面、端庄相，会得体地一笑，既宽容又不屑。他们记得自己也曾将上一代人撵下了宝座，也曾像这般大喊大叫、桀骜不驯。他们预见得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尼尼微城[西亚古城，亚述帝国的都城。]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老旧。口发豪言壮语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英雄语言前人并未说过，哪里知道它们已被说过上百次，甚至连腔调都没有丝毫改变。钟摆荡过来又荡过去，这样的循环永无止境。

有的时候，一个人曾经风光一时，但时过境迁，进入一个新时代后，关注他的人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例如，谁能想到乔治·克雷布[英国英格兰诗人（韵文故事作家）。]如今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在他那个时代，他曾是家喻户晓的诗人，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天才，而且众口一词——这在当今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是极为罕见的。他学写诗曾投于亚历山大·蒲柏[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门下，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道德说教的故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诗人们开始写新诗，而克雷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他的道德说教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轰动一时的新诗，也许觉得那些新诗都是些难登大雅的糟粕。当然，许多新诗当属此类。不过，济慈[杰出的英国诗人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夜莺颂》等。]和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当上桂冠诗人。]写的颂歌，柯勒律治[英国诗人和评论家。]的一两首小诗，雪莱[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创作的为数不少的诗歌，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他依然我故，仍在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说教故事。我零零星星读过青年一代的诗作，觉得他们当中比较有激情的是济慈，而作品比较优雅的是雪莱，二人发表的许多作品都可以永铭于世人的记忆（这一点谁都说不准）。他们文采飞扬，令人赞叹——他们尽管年纪轻轻，就已经成就斐然，如果用“前途辉煌”这样的话形容他们，就显得荒唐了。他们的文风巧夺天工，叫我刮目相看。不过，尽管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语汇看，就仿佛他们在摇篮里就已经翻阅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典》了），却看不出有多少新意。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太多，感觉过于肤浅——他们拍你的肩膀套近乎，或者跟你拥抱表现得热情洋溢，实在让我接受不了。我总觉得他们的激情患有贫血症，他们的梦想有点无聊乏味，叫我喜欢不起来。我本人也是个吃不开的人，也要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说教故事。不过，我写东西只是自娱自乐，并无其他目的，否则我就是双料傻瓜了。

第三章

以上是本书的花絮。

话说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不过，由于运气好，这部处女作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很多人都想跟我认识。

我最初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时候，心情又是热切又是害羞。想当年，看当今，让人难免感到忧伤。我久未到那儿去过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里描写的状况属实，那儿一定有了沧海桑田之变化。首先，文人聚会的地点变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廷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崭露头角被视为人之翘楚，如今过了二十五岁才出道就为人所不齿了。我觉得那些年大家都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让感情外露，因为怕人嘲笑，所以都约束着自己不让自己显得惟我独尊。我并不认为那时的文人雅客有多么注重洁身自好，然而却记不得当年文化圈里有今天这么多的风流韵事。对于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应该有所遮掩，保持体面的缄默，我并不认为这就是虚伪。这种事情不能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那时的女性毕竟还没有取得绝对独立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记得到文人圈子的聚会地得坐公交车跑很远的路。到了那里，由于害羞，我就在街上徘徊，走过来走过去，最后才鼓起勇气去按门铃。随后，我怀着一颗紧张的心，被让进一个闷得透不过气的房间，里面满都是人。接下来，我被介绍给这位名人，那个雅士，他们对我的书大加赞赏，叫我听了惴惴不安，如坐针毡。我感觉得到他们都期待我说几句应景的话，但直至聚会结束我也想不出该说什么好。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我就张罗着给客人倒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到他们手里。我只希望谁都别注意我，让我从容地观察观察这些知名人士，听听他们说出的至理名言。

我记得在场的有几个大块头女人，身板直直的，鼻子大大的，目光贪婪，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就好像是披着武士的甲胄；还有几个獐头鼠目的老处女，身材矮小，目光奸诈。她们吃黄油吐司，总是连手套也不摘下，让我见了暗暗称奇。她们在自认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把粘在手指上的黄油往椅子上抹，这种不拘小节的行为令我肃然起敬。这对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我觉得这户人家的女东道主到那几个女人家中做客时，会采取报复措施，往她们家的椅子上抹黄油。有些女性穿着入时，声称她们绝不认为一个人仅仅因为写了一本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还说体态婀娜，就应该尽量显露出来，俊俏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货”。但也有一些女性认为这样不够庄重，于是便装束得具有“艺术范”，戴的首饰也落拓不羁的。男士们在穿戴上则很少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作家，总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不论到什么地方去，都让人觉得像个大公司的高级办事员。他们总是面带倦容。以前我跟大作家没有过接触，此时觉得眼前的这些人十分古怪，不像是现实世界里的人。

记得我当时认为他们的谈话别开生面，于是侧耳倾听。谁知他们当中的哪个只要一背过身去，别的人就会夹枪带棒地攻击他，恨不得把这位同行撕成碎片，这叫我惊愕极了。哪位作家只要有出人头地之处，就会遭到朋友们的攻击，不仅嘲笑他的仪表和人品，还讽刺他的作品。攻击者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实在令人望尘莫及。那年头，口才是一门艺术，需要精心锤炼——精妙的语言表达胜过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格言警句当时还不是愚昧的人用来装聪明的工具，风雅人物在闲谈中也会用到，使得谈话妙趣横生。遗憾的是，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话语我现在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不过，我觉得这场谈话最生彩的地方是谈到了某些交易细节，即这个行当的另一侧面。一本新书出版后，议论其收益，自然会涉及到该书卖了多少本，作者可以到手多少真金白银。接下来，大家就会议论到出版商，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这个慷慨啦，那个吝啬啦。大家还会议论最好跟什么样的出版商合作——是跟愿付优厚版税的出版商合作好，还是跟会做宣传和推销的出版商合作好。有的出版商不善于作广告，有的在这方面非常内行；有些出版商能够适应潮流，有些则很古板。再以后大家还要谈论到出版代理人以及他们为作家们找到的门路，谈论到编辑以及他们欢迎哪类作品，一千字付多少稿费，是很快付清呢，还是拖拖拉拉。这些对我说来都非常富于浪漫色彩，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一神秘的兄弟会的成员。

第四章

在那段时间，最照拂我的莫过于罗丝·沃特福德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性变化多端的性格，写的小说别具一格，很有独创性，叫你看了心潮澎湃。正是在她家里，有一天我见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妻子。那天，沃特福德小姐举办茶话会，来客比平时多，将她的小屋子塞得满满的。客人们似乎都在高谈阔论，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很窘——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自己的事，我不好意思挤进他们的小圈子。沃特福德小姐是个很体贴的女主人，注意到我有些尴尬，便走到了我跟前。

“我想让你去同斯特里克兰夫人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极了。”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觉得如果斯特里克夫人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之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罗丝·沃特福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郑重考虑的样子，然后才徐徐说道：

“她专门请人吃饭。你只要海阔天空地说几句，她准会请你的。”

罗丝·沃特福德有点玩世不恭，总把生活看作是她写小说的材料，而芸芸众生则是小说的素材。如果众生中有谁欣赏她的才华，对她表现出应有的敬重，她有时也会投桃报李，请这样的人来家里做客。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热让她心里感到又好笑又不屑，但面子上却应酬得当，表现出了一个知名文学家的风范。

我被带到斯特里克兰夫人面前，同她谈了十来分钟的话。除了她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在威斯敏斯特市[英国英格兰大伦敦下属一个拥有城市地位的伦敦自治市。威斯敏斯特市是英国的行政中心所在地，英国国会威斯敏斯特宫就位于威斯敏斯特市境内。]有一套单元房，从那儿可以眺望到那座尚未竣工的大教堂。由于我们同住在一个地区，彼此之间便有了亲近感。对于所有住在泰晤士河同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就是一条感情的纽带，把他们联结了起来。斯特里克兰夫人要了我的住址，过了几天我便收到了她的一份赴午宴的请柬。

我应酬极少，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到了那里，我担心自己来得太早，于是就绕着大教堂走了三圈，结果进她家门时稍微晚了点。我发现客人已经到齐，其中包括沃特福德小姐，以及杰伊夫人、理查德·特文宁和乔治·罗德。来客都是清一色的作家。适逢早春，天气晴暖，大家都兴致勃勃的，天南地北地乱扯。沃特福德小姐年轻时赴宴，总是一副光彩照人的装束，身着淡绿衣服，手拿一支水仙花，而今到了成熟年纪，便打扮得具有成熟的风韵，脚蹬高跟鞋，身披巴黎款式的上衣。这次，她踌躇万分，不知是该打扮得年轻些好还是成熟些好。末了她选择了后者，只是戴了一顶新帽子。正是这顶帽子使得她情绪高涨——我以前从未听她用如此刻薄的语言议论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杰伊夫人知道出格的话语是机巧的灵魂，于是便发表了一番阔论，虽声调并不比耳语高多少，但足以令雪白的台布听了都泛起红晕。理查德·特文宁则更是呶呶不休，说的净是些荒唐离奇的话。乔治·罗德觉得自己不必显摆口才，因为他的口才几乎已尽人皆知，此刻张口只是要往里面填饭菜。斯特里克兰夫人说话不多，然而却有一套高超的本事能叫谈话顺利进行，一但出现冷场，就插几句恰当的话，使得谈话继续下去。斯特里克兰夫人三十七岁，身材高挑，体态丰腴而不肥胖，虽然并不漂亮，但一张脸生却得挺招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和蔼可亲的眼睛。）她肤色有点黄，一头黑发梳理得很是精心。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涂脂粉的人，与另两位相比，倒显得朴素和自然。

餐厅布置得很潮、很有品位、很庄重——白色护墙板高高的，绿色的壁纸上挂着一幅嵌在精致黑框里的惠斯勒[美国蚀刻画家，长期定居英国。]的蚀刻画；绿色窗帘印着孔雀图案，高悬在窗户上，每个线条都直直的；地毯也是绿颜色的，印着小白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画面，其风格显然是受到了威廉·莫利斯[ 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自学成才的工匠。他设计、监制或亲手制造的家具、纺织品、花窗玻璃、壁纸以及其他各类装饰品引发了工艺美术运动，一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品味。]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在当时的伦敦，以跟这一模一样风格布置的餐厅，数量恐怕不下五百，朴实无华，很有艺术味，只是有些沉闷。

离开那里时，我是同沃特福德小姐一同走的。由于天气好，再加上她那顶新帽子使我们余兴不减，于是二人就决定散散步，从圣詹姆斯公园穿过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饭菜很可口？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这条建议可圈可点。”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想同作家来往呢？”

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呗，想进入这个圈子呗。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啊，她认为咱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她喜欢请咱们吃饭，而咱们对吃饭也并不反感。就这一点，我倒是挺喜欢她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追星族一遇到名人雅士就穷追不舍，从高高在上的汉普斯特德[ 伦敦中北部保护得最好的古城区之一。诗圣拜伦、著名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侦探小说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及马克思一家都曾在这儿居住过（马克思在这儿完成了《资本论》的写作，因而此处也被称为《资本论》的诞生地）。]至夏纳步道[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上的一条街道。]极其寒碜的画室，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在这些人当中，斯特里克兰夫人要算心地最单纯的了。她年轻的时候住在乡下，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她常从穆迪图书馆借书看，不仅读到了许多浪漫故事，也了解了不少伦敦的罗曼史。她可是真正喜欢读书（这在追星族中是罕见的，因为这个族群里的大多数成员关注作家甚于他的书，关注画家甚于他的画）。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生活于其中，享受着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取的自由。自从结识了作家圈子里的人，她觉得自己仿佛登上了舞台（此前，她只能隔着脚灯从下边看台上的表演）。看着这些人登台演出，她感到自己生活的天地也变得开阔了——她设宴招待他们，并到他们密不透风的圈子里看望他们。她接受这些人对人生游戏的规则，但从未想到过要让自己适应这样的规则。这些人的伦理观极为怪异，就跟他们身上的衣服一样，言论狂放不羁，这叫她觉得有趣，但这些对她本人的修身立命没有丝毫的影响。

“有斯特里克兰先生其人吗？”我问。

“哦，有的，他在城里工作，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那是个很乏味的人。”

“他们俩感情好吗？”

“他们相敬如宾，是恩爱夫妻。你要是到他们家吃晚饭就能见到他。不过，斯特里克兰夫人很少请人吃晚饭。他少言寡语，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呢？”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话锋一转，问斯特里克兰夫人有没有孩子。

“有，一男一女，两个都在上学。”

至此，这个题目再没有别的可说的了，于是我们便聊起了别的事情。

作者简介：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年1月25日一1965年12月16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戏剧《圈子》，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阿金》等。

译者简介：

方华文，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著名文学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发表、出版的著、译作品一千余万字。主要翻译作品有《刀锋》《巴黎圣母院》《少年维特之烦恼》《傲慢与偏见》等。

本书系“外国文学经典”系列丛书的一本。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描述了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放弃了旁人看来优裕美满的生活，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灿烂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