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令我着迷的书
在东吴大学学习期间，有一门课程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外籍教员泰斯克（Tasker）所讲授的“进化遗传与优生学”课。当时的泰斯克老师还只是一位硕士生。他同时还开了另一门课程：比较解剖学。
在我一生阅读过的书籍中，没有一本书像《进化遗传与优生学》这么令我着迷，令我如此专注和投入。
可以这么说，这本书，这门课程，对我毕生致力于遗传进化论和优生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前前后后，我把这本书的原文版精读了几遍。在这本我保存至今的书里，可以看到70多年前我在每一页上所做的注，其中有我对许多问题提出的疑问，也有我的心得体会，甚至有我当时身临其境发出的由衷的感慨。我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书页，可见我确实是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的。
而且，我还结合这本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大批关于进化论、遗传学和优生学等方面的书籍。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读完了达尔文的原版嚷物种起源》。一时间，我豁然开朗，长期以来悬而未解的“人是谁创造的”这一问题，终于在这些书中找到了科学的答案。
我进而想到，如果有朝一日，能用遗传方法釆改变人种“基因”，那么，我们国人的体质和遗传素质就将得到很大的提高，那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也就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心中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其实，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已经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以及《民报》上介绍进化论的文章。我接受生物学界进化发展、世界万物都在变化中进步的观点，这些文章为我否定“创世说”中造物主创造万物的观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可以这样说，我选择生物专业并将之作为自己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首先正是缘自对进化论的浓厚兴趣。在我的科学生涯中，进化论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包括其后以瓢虫、果蝇为材料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在内，都是为了论证和发展综合进化理论。在我成为一名遗传学工作者之前，我首先是一位进化论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当年接触的有关文章和小册子中’还有两本书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本是刘雄所著的《遗传与优生》，另一本是陈寿凡著的《人种改良学》。
我和费孝通的一段往事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我和费孝通先生之间的一段颇有趣味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我大学毕业前夕。经同学们的一致推选，我接受了编辑193。届年刊的任务。编辑年刊，工作量大而繁琐。其时，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在苏州，法学院在上海。为搜集材料和进行组织协调，我不时地奔波于两地，此外，为筹资金，还需跑厂商，拉广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为之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很多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件有益于学校、有益于同学的社会工作。通过年刊，同学们四年的成长经历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学校的教育实绩也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当然，我个人的组织能力也从中得到了培养和锻炼。
不到一年时间，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出版，年刊问世了，得来确实不易。
遗憾的是，在当年的这份年刊上，唯独缺少预科二年级费孝通所在的一班同学的照片和材料。
原来，时为东吴大学医预科二年级学生的费孝通，是一位热血青年，也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同学中颇有威信。根据他后来的自述，他是1928年由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的。他想学成医业，为人治病。或许，在当时费孝通的心目中，搞年刊既浪费时间又转移了学生运动的视线，于是，在他的带头抵制下，他所在的那个年级的学生都没有参与年刊工作。1930年春，我兼任东吴大学普通生物学实验课的助教，费孝通就在这个班上，我们的师生关系便由此而来。
后来，读完了两年医预科，费孝通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去学社会科学。他认为，学好医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科学才能治万人之病。于是，他没有像其他医预科的同学一样去投考协和，而转学到燕京大学，进了社会学系，拜在吴文藻老师的门下。吴文藻老师的夫人，就是著名作家冰心女士。
6。多年后，费孝通已是名满天下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从2。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担任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为国事而操劳奔波。但他跟我见面时，总是十分谦虚地称呼我“老师”。
后来，东吴大学9。周年校庆时，我和费老都作为老校友应邀参加校庆盛会。交谈中，费老不知何故，想起当年往事。他风趣地说：
“虽然那时与谈老师唱反调，但是谈老师没有为此而计较。如果谈老师要报复我，给我生物学课打个不及格，我也就没法毕业了！”
恩师李汝祺
大学阶段，我用三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四年的学分。1930年夏，我在东吴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我的愿望是继续深造。直接一点说，就是想升人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那时，东吴大学每年挑选出有培养前途的学生，让他们直接进燕京深造。从1921年到1933年间，燕京大学生物系培养了22名硕士，其中有9名是来自东吴大学的学生。
不久，东吴大学决定把我保送到燕京大学继续深造。
在前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和东吴大学生物系的创始人、洛氏基金会驻华代表祈天锡等人的帮助下，我还获得了洛氏基金会的资助。
我到达燕京大学后，首先拜访了胡经甫教授，其吋胡经甫已是国内知名昆虫学权威。在我表达了决心从事遗传学研究的愿望后，胡经甫把我引荐给李汝祺教授，要我在李汝祺的门下攻读硕士学位。
李汝祺，早年毕业于当时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1919年至1923年，李汝祺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Univetity）完成大学学业，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研究院摩尔根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在著名的细胞学家和胚胎学家威尔逊（E．B．WilSon）教授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典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T．H．Morgan）教授的共同指导下，从事果蝇的发生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哥伦比亚摩尔根实验室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1926年，李汝祺学成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和燕京大学担任生物系教授。我进入燕京大学时，李汝祺是当时该校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授。
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所做的研究课题是由胡经甫提出的。胡经甫希望我从事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的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这可能跟胡经甫毕业所从事的昆虫学研究有关，李汝祺表示同意。我的研究课题一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1983年，在李汝祺90寿辰时，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曾经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谈家桢先生是我一生所带过的研究生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这是我一生中感到珍惜的一件事。”
我给老师的献词是：
“淳厚朴实，德智体全面发展；六十年如一日，堪为师表。”
在我身上，李汝祺沿用了摩尔根实验室培养人才的那套教学方法，这套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教而不包”。当然，施行这套教学方法的前提是“因材施教”，在有自学能力的学生身上施行这套方法特别行之有效，而且，特别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几年以后，当我到达大洋彼岸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习时，我才发现，原来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摩尔根是一脉相承的。
“教而不包”充分地调动了我的创造潜力。
在李汝棋老师的指导下，我一头扎进了课题研究之中，其乐无穷。白天，我跋涉在北京西山区的田野和森林里，为瓢虫捕捉饲料——蚜虫；晚上进入实验室喂养瓢虫，对瓢虫进行杂交实验，观察其后代性状变异性情况，一天常常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天地万物，生命奥秘无穷无尽。有同学见我对研究瓢虫如此专注，不免打趣说：“你是想当个中国的摩尔根吧？”
我笑而不答。
是否能成为中国的摩尔根？我不敢作太多的奢望。但是，摩尔根的道路，我是要毫不动摇地走下去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学位。1932年，在李汝棋老师的建议下，我将硕士论文分解为各自独立成篇的三篇文章，其中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两篇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发表，作为论文核心部分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李老师推荐，寄往大洋彼岸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
作者简介：
谈家桢，国际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为我国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内容简介：
能够起到激发青少年一代奋发学习、献身科学的作用。搞科教兴国，搞知识经济，一个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而未来跨世纪的人才，正是今天承担着学习任务的青少年一代。书是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的谈家桢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和事例，阐述植物资源与生态的知识。
目录：
写在前面
我的童年
“人是谁创造的？”
情钟达尔文
令我着迷的书
我和费孝通的一段往事
恩师李汝祺
瓢虫与果蝇
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
“蝇室”
麦克林托克女士与嵌镶遗传现象
美国一中国友好会
烽火浙大
唐家祠堂的追求
母爱
我的第一代学生
国家事、师生谊
李森科和“八月会议”
“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青岛会议
“二龙抢珠”和“三八线”
西湖佳话
急起直追
难忘广州会议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张泗洲的蓖麻棉
王震将军带来的口信
相濡以沫的慰藉
一次重要的补课
中国遗传学的春天
宝岛之行
重晤蒋纬国
台岛人民的心声
Next Stop——Where？———北京
“两论”使我受用不尽
对教育改革进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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