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史记》的记事，虽然从黄帝开始，历经夏、商、周三代，最后落脚到汉武帝当朝，然而数千年历史毕于一册，一定会有详略分配，不会无的放矢。司马迁就讲，神农氏以前的人世太久远了，太久远就无法详谈，必定要简略些。既然如此，黄帝是取而代之的新君主，黄帝以后的人世是不是就要详细写了？他又说，殷朝以前的故事也很久远，这样一来，五帝和夏、殷两朝的事都没法详谈，就只能从周朝开始多写点了。司马迁写到周厉王（前904—前828）时，“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所以停下来感慨万千，就在于周秦之变正要从周厉王和周幽王（？—前771）算起，而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前的往事太久远了，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后呢？“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周厉王出逃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执掌朝政，即周召共和（《十二诸侯年表》正是从周召共和写起，收束于孔子）；周幽王被犬戎杀害之后，周朝都城东迁，“秦始列为诸侯”（《史记·宋微子世家》）。

最后，铺垫了那么久，司马迁终于坦白，五帝、三王的事都太久远了，那重点显然就是秦、汉两朝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写作五帝、三王之事？对于司马迁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铺垫提供了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政治规范，如果不记，就意味着忘记了这个规范，没有规范的政治那还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写五帝、三王，又要写秦、汉两朝，所以要有一个贯通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两大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

这两大古今之变，贯穿着立朝与立教两条线索。其中，黄帝是五帝之首，即立朝事业之首；继之而起的第二帝颛顼是黄帝之孙，“治气以教化”，即立教事业之首。司马迁关心立朝，则以黄帝为首，关心立教，则能卒章明志（《太史公自序》一开篇就从颛顼谈起）。《史记》中秦汉之际尤其是汉朝立朝以来六十余年的叙事，皆由立朝与立教贯穿，散见于全书各处，“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周朝末年，王道衰微，“礼废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朝政与教化分离。纵然如子夏这般孔门高弟还会“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何况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记·礼书》）。秦朝终结战国时代，代周而起，以法术治国，但二世而亡，穷其智与力，竟不能捍卫国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频频有德性讨论，其实是在问立朝之后的立教问题，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如何真正立得起来？“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司马迁的《史记》是效法孔夫子的《春秋》。他曾提及，孔子编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成为了历史作品的典范，此后的《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和《吕氏春秋》都从《春秋》出发。荀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如此，汉朝的张苍、董仲舒也是从《春秋》中推演大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马迁还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续这种致敬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传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别开生面，另立新说——否则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此外，孔子也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既然司马迁以《尚书·尧典》为原型，依据改制学说，开创了“八书”的体例，“关键在于汉家改制”，那么，司马迁的立教之意可见一斑。司马迁也讲到开创国朝基业的“受命帝王”和稳固壮大国朝的“继体守文之君”（《史记·外戚世家》），前者就是立朝者，后者是在国朝的有机体内绵延不绝的立教者，“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董仲舒也有类似的考虑，他说道“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也是在说“受命帝王”和“继体守文”这两种君主。

立朝是建立新政权，立教则是确立新的社会和新的人，论定是非，立教时刻来临之前的国朝实际处在是非未定或悬而未决的时刻。论定是非，貌似容易，因为做抉择似乎并不难，但艰难的是要决策者承担抉择之后的后果，所以杨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杨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由此出发而来的当代中国，可能要回到这两个原型。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在位期间，王吉提到当时仍然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风易俗，让“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看来立教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事业。

……

董成龙，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纪之后的立国与立教。主编“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 《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共和与君主》、《梁漱溟的“建国运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等论文，《排他性共和主义与非君主制共和国》等译文。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阅读和思考，作者董成龙在多年潜心阅读经典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条贯穿三皇五帝至汉朝的立朝与立教线索，根据这条线索，又反观司马迁的史家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汉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之际），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关系）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

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刘小枫）

第一章 引言：阅读司马迁

第二章 黄帝为首：纪元与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汉兴：秦制与黄老

一、周秦之际：文敝峻法

二、汉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吕顺守：黄老之术

第四章 黄老之学：人世与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论

二、黄老的刑名说

三、阴谋：修德与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无为而有为

一、汉家重定

二、改德变法

三、德位之辩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

一、文学风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禅改德

第七章 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

一、欲与仁义

二、时与世

三、复古更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