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第一章

圣天子的违法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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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讲过，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起自孟子。孟子以性善立论，仿佛变成了一只靶子，不管谁看见他都想拉弓射上一箭。（《子思论》，《苏轼文集》卷三）当然，孟子有着和他的勇气颇相称的口才，所以不那么容易被人射中要害。

在先秦诸子当中，最善辩的人恐怕非孟子莫属了。在他迎击过的所有箭矢里边，我以为最刁钻的一支并非出自任何一名论敌之手，却是他的学生桃应射过来的。

桃应的箭矢是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儒家传统里，舜是理想型的天子，皋陶是理想型的法官，舜的父亲瞽瞍则是一个理想型的坏分子。瞽瞍和那个同样卑鄙恶劣却占有自己的全部父爱的小儿子象一起，三番五次地安排毒计，大有不把舜害死誓不罢休的势头。尽管瞽瞍是一个坏到令人发指且坏得完全不可思议的父亲，舜却始终是一个无怨无艾、一心尽孝的好儿子。那么，对桃应的问题我们便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天子是完美的，法官也是完美的，如果天子的坏父亲杀了人，应该怎样处理才是对的？

对这个貌似需要长篇大论来反复论证的问题，孟子只给了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回答：“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仿佛在孟子看来，桃应的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在孟子的直截简略面前，桃应不免错愕，于是追问道：“难道舜就不加阻止吗？”

这个追问看来正在孟子的意料之中，而孟子继续给出了一个直截简略得近乎过分的回答：“舜怎么能去阻止呢？瞽瞍杀了人，当然应该被捕。”

桃应更加困惑了：“难道舜就这样任由父亲被捕不成？”

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太能够理解桃应的困惑。在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想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皇亲国戚或任何特权阶级肆意作奸犯科而不受法律制裁，这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在法理上毫无疑问是大大不该的。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儒家认为国家法理是家族伦理的自然拓展，孝道处于毋庸置疑的核心位置。桃应的问题便关乎法理，其言下之意是，舜如果听任父亲被捕服法，作为儿子显然有违孝道，那么以儒家的标准来看就很不合适了。

亲情与国法似乎不可兼得，换言之，对于此时的大舜而言，天子的身份与儿子的身份哪一个才应该是第一位的？桃应问题的刁钻之处正在于此，而孟子自然晓得其中的关键，所以最终还是给出了一个似乎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就像丢掉旧鞋子一样。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逃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度过快乐的后半生，快乐得忘记天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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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把孟子的意见做一番粗略的整理：天子的父亲杀人，在这件事上，完美法官和完美天子分别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法官的行为标准是正常执法，绝不因违法者的特殊身份而法外开恩；天子的行为标准则有两条：

（1）作为天子，履行天子职责，不去阻挠正常执法，听任父亲接受最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裁。

（2）作为儿子，偷偷把父亲救走，一同逃离国境，在避世隐居中尽孝道以享天伦之乐。

“逃离国境”在这里是有显著意义的，它既意味着主动放弃天子的职务，也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子民的身份。于是，大舜对于他原先治理过的天下而言，既无天子之责，亦无臣民之义，而唯一余下的责任关系就是父子之道。这也就意味着，在孟子的理想规范里，血缘伦理优先于政治伦理，家庭亲情优先于社会责任。明代学者马明衡言简意赅地归结过这个道理：“皋陶但知有法，舜但知有父。”（《尚书疑义》卷一）

孟子的解决方案至少透露出两条主要原则：

（1）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

（2）家事重于国事，家里的一口人重于全国其他所有人。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第一点完全不难接受，第二点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孟子似乎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也最原始的正义原则：加害者理应对受害者做出相应的补偿。那么，假如在瞽瞍杀人案中，受害者的妻儿老小来找孟子理论，孟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应付裕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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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是一部奇特的书，书中的内容尽管充斥着看似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作者干宝却显然是以严肃的史家姿态加以撰述的。在他看来，书中的这些事情哪怕再如何离奇古怪，读者都不应该以奇谈视之。所以，对于以下这则超乎常理的故事，至少干宝本人是笃信不疑的：

嘉兴有一个叫徐泰的人，自幼父母双亡。叔父徐隗将他抚养成人，待他比待亲生儿子还好。后来叔父生了病，徐泰很尽心地照料他。一天晚上，徐泰梦见两个人乘船而来，走上自己的床头，然后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一本簿子对自己说：“你叔父的死期到了。”徐泰在梦里连连向这两人叩头哀求，后者终于心生恻隐，便问他道：“这县里面还有没有和你叔父同名同姓的人？”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自然知道这两个人要做什么：徐隗固然难逃一死，但可以找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代他死。也就是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将一个名叫徐隗的人带到阴司，至于这个人究竟是此徐隗抑或彼徐隗，那倒完全可以通融。这就等于抛给了徐泰一个道德难题：叔父当然是最亲的亲人，但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来挽救叔父，可以这样做吗？

最后亲情战胜了一切。故事的后文是，徐泰确实想找这样一个替死鬼出来，却实在想不出本县还有谁和叔父同名同姓，搜肠刮肚之下，只想到有一个叫张隗的，与叔父同名而不同姓。那两个人答道：“这也可以，姓名差不多就行。念在你苦心侍奉叔父的分上，我们就成全你的孝心。”言讫，两人消失不见，待徐泰醒来，叔父的疾病果然痊愈了。（《搜神记》卷十）

从故事讲述者的态度来看，徐隗、徐泰这两叔侄的感情是最令人动容的。他们虽然不是父子关系，但徐隗待徐泰如亲子，徐泰也事徐隗如生父。故事的讲述者显然相当赞同这种伦理关系，对孝道的认同超越了血缘局限。于是，讲述者的难题就是怎样处理那个张隗的结局——如果在表彰徐泰之孝道的同时加给他一个枉杀无辜的罪名，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索性就避而不谈好了。读者当然晓得张隗肯定是做了徐隗的替死鬼，但故事毕竟不曾明白地交代这一点。看来，在故事讲述者的道德权衡里，虽然认为徐泰枉杀张隗的做法不甚妥当，但终于还是褒扬其大体而不去深究细节了。

倘若我们给这则故事增添一点内容：假设张隗也有一个事亲至孝的儿子，其人还清楚知道了父亲的死因，他又该何去何从呢？——遗憾的是，在瞽瞍案件中被孟子回避的那个问题在《搜神记》里同样地被回避了。

熊逸

中国当代一位重要的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熊逸坚持用这个笔名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古人所面临的伦理上的两难困境，其中不乏一些相当有趣的问题。诸如亲情与国法孰先孰后；法律条文是否应该向全社会公开；敌人阵营里的起义者是否应该受到我们的热情接纳；一切的侵略战争是否都是非正义的；在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见利忘义是否才是weiyi合乎道德的选择……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必要，然而古人的深思熟虑往往能使我们大吃一惊，而在我们认真听过他们的理由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这些看似荒诞的理由之中确实饱含着真知灼见。古人的观念的确与现代人隔阂太大，以至于我们必须先从观念上懂得他们，然后才能够妥当地理解他们的言谈与举止，憧憬与顾虑，乃至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全书以学贯中西古今的现代视角反观古代中国社会，叙述旁征博引却流畅自然，直抵观念核心而不晦涩难懂。即便是最普通的读者也能看懂全书，在妙趣横生的文字中寻踪索迹，从中洞悉真知灼见，体会到智慧与思辨的趣味。

第1章．圣天子的违法逃亡  

第2章．特权的道德依据  

第3章．叛徒·正义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