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时代—— 一部富有烟火气息的唐代生活史

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朝  

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谈一谈唐代的历史或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和汉王朝并称的朝代，我们似乎对唐代知之甚多:雄才大略的君主、封侯拜相的名臣、春风拂槛的美人以及讳莫如深的宫闱秘闻。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深入到政治和名人之后，会发现我们熟悉的唐代其实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朝代：我们会背数首唐诗，却不了解唐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口口声声说“长安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却不知道它是如何存在，如何运转，又如何消失的；我们沉迷于唐代的外来文明，却不知道它是如何从遥远的国度来到中国的；我们赞叹于唐代的武力强盛，却对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知之甚少。

唐代是一个被“标签化”的朝代。身处媒体化时代的我们习惯于将我们认为的事物定型化，从而归入某一类集体感受中,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再加上影视剧的推波助澜，唐朝最终成了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乌托邦”。 

一

一千四百年前的公元618年6月18日（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二十日），出身北周贵族的唐王李渊逼隋炀帝的孙子隋恭帝杨侑禅位，取代隋朝，建国号为唐，尊称大唐。

这个初生的国家刚建立的时候风雨飘摇。隋文帝留下的丰厚财富，被隋炀帝迁都洛阳、开凿运河和三征高句丽消耗殆尽，战乱则将人口从890余万户骤降到200余万户[1]，几乎5个人中只有1个能够在隋末的战乱中活下来。

北部的游牧民族东突厥空前强大，是当时东亚的霸主：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尚未被唐帝国征服的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也都臣服于突厥。彼时，突厥人想效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

直到十年后的唐太宗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元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才统一全国。两年后，公元630年，我们熟悉的唐初大将：李靖、徐世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等人率领唐军主力倾巢而出，东突厥灭亡。

自此开始，从公元7世纪到9世纪，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始出现在东亚大陆，这个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因为国君姓李，故又称李唐。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都对这个叫“唐”的王朝倾心不已。它的繁华如锦，它的菊花宝剑和酒，它的长恨歌，它的《霓裳羽衣曲》……唐朝以宏伟壮丽的都城长安、满壁风动的敦煌飞天、脍炙人口的唐诗乐章、绚丽多姿的三彩陶俑和神秘瑰丽的外来文明流传千古。

英国学者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初唐、盛唐的差异时说：“中国国家之隆盛，都市之文雅，文化之蒸腾，威力之远被，与西方之腐败、混乱、分裂相较，判然不同。”[2]

梦回唐朝，似乎并非一个梦那么简单，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种理想。

可惜的是，这种对唐朝的观感更多和帝王将相有关，大量面目模糊的唐代人生活的细节无从考证、查找，比如朱温如何拆毁长安使得这座伟大城市消失的过程，《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仅有寥寥数语，《新唐书》则完全不记载。

历来国人修史，重史记而轻细节，重人而轻物，重考据而轻整合，这也使得唐代的生活史散落于史书的各个角落，没有完整的呈现，这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二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稳定了唐帝国的国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贤明君主之一。高宗李治和则天女皇“二圣”继承了唐太宗的政治遗产，励精图治半个世纪之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唐代最传奇的皇帝李隆基接受父亲李旦的禅位，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大唐帝国迎来了“开天盛世”。

开天盛世,是指以“开元之治”为基础,以玄宗的开元、天宝两个年号时期为时空范围的大盛世,其包括了整个唐玄宗时代。这是大唐帝国的最高峰，到处洋溢着一种蓬勃的少年气息。

在极具文艺气质的唐玄宗的推动下，中国文化迎来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岑参漫游于帝国的吴越和塞北，写下了永垂不朽的诗篇；大量的士子绝域从军，前往遥远的西域博取功名；佛教在玄奘、义净在内的求法僧人东归后，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画家吴道子，雕塑家杨惠之，舞蹈家公孙大娘，音乐家李龟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 

这是一个崇文尚礼的时代。唐玄宗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雠（chóu）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开元二十年编订的《大唐开元礼》，成为历史上最完备的礼制建设；《唐六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据统计，仅开元年间官方整理的藏书，就达到89000卷。[3]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帝国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成为独立的大唐帝国最高等的教育机构。到了开元初，唐玄宗特许百姓可以根据需求开设私立学校。《旧唐书》载：“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qiè）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历史学者葛承雍先生曾经总结出唐朝世界性的十个标志：允许外国人入境居住；允许外族参政做官；重用蕃将统军；外国人和汉人法律地位平等；保护通商贸易；允许异族或异国居民通婚；文化开放、互融；衣食住行混杂；允许外国僧侣传教；留学人员云集。[4]

大唐盛时疆域东至安东，西达中亚咸海的安西。唐朝周围的异族很多，为了有效管理突厥、回纥[5]、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北印度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日本的“大化改新”正在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

美国博物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 

三

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公元725年），唐玄宗东临泰山为唐帝国祈福，他向昊天上帝祷告，然后将玉帛、供奉物品置于积柴上点燃，“群臣称万岁，传呼自山顶至岳下，震动山谷。”唐玄宗成为秦皇、汉武 、汉光武、唐高宗之后第五位登封泰山的帝王。

泰山封禅在唐人看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预示着国家即将进入一个茂盛发展的时期，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旧唐书》记载了封禅之后唐人的生活：“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即便东都洛阳的米比其他地方的米贵，也仅仅只要10文钱。要知道，唐太宗贞观初年，关中大旱的时候，一斗米要卖到1000文以上。

唐帝国于此进入到一个四时有序，万物轮回的秩序中。

冬至，又名“一阳生”，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在唐代，冬季还是一个颇为凶险的岁时。从古代农事信仰来看，冬至时分，阴阳交割，农事终结，万物亡寂，大自然的一切都处于由死转生的微妙节点之上，人类应小心谨慎地度过。每年的冬至，大唐的皇帝都会由帝国的正宫太极宫出发，到城南的圆丘进行国家的祭天仪式——冬至祀，祈求上天佑护明年风调雨顺，这个祭坛就在今天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的校园内。

立春，皇帝在城东郊祭祀春之神及百花之神青帝。到了三月三的“上巳节”，皇帝还会在长安城南的曲江池泛舟踏春。贵族仕女们穿着用金银线镶绣图案的绣罗衣服，戴着翠羽簪，仪态万千。对于宫女们来说，三月三是一年中最祈盼的日子，五代南唐的史官尉迟偓在记载唐代旧事的《中朝故事》里讲了这么一件事：每年的三月三上巳节，皇帝都会允许宫女在兴庆宫内的大同殿前与自己的父母亲人相见。这一日之内，有数万人熙熙攘攘，运气好的人初到便能找到亲戚家人，有的人到日暮了还在苦苦喊着家人姓名，但是家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来，哭着离去的人比比皆是，岁岁如此。[6]

夏至，南方的唐人有吃粽子和烤鹅的习俗，北方的唐人则吃“槐叶冷淘”。唐制规定，夏日朝会燕飨，皇家御厨大官所供应给官员的食物中，就有这种凉面。其制法大致为：采青槐嫩叶捣汁和入面粉，做成细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中浸漂，其色鲜碧，然后捞起，以熟油浇拌，放入井中或冰窖中冷藏。食用时再加佐料调味，成为令人爽心适口的消暑佳食。今天 西安有一种面馆常年供应的“菠菜面”，和槐叶冷淘做法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不是冷面而已。

秋天，帝国南北山上郁郁葱葱的森林开始变深，贵族们便会飞骑相驰前去郊野狩猎，有钱的贵族带的狩猎侍从往往是胡人，因为他们非常善于架鹰携鹞，载猎豹。狩猎是唐帝国的传统，也是选拔勇武者的竞技场。《旧唐书·王毛仲传》就记载，唐太宗贞观时期，太宗选拔了一批少年骁勇的胡人少年，著虎纹衣，跨豹纹鞯，每次游猎都会让他们持弓矢在御马前射猎禽兽，号称“百骑”“千骑”，后来成为羽林禁军的一部分。

对于普通的唐人来说，秋天则是个思念的季节。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在唐代是比中秋节还要重要的节日，唐朝人把农历二月一日的“中和节”、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合称“三令节”，是唐朝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从皇帝到百姓，人们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登高望远，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到了今天，重阳节成了我们的老年节。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重阳节，一位十七岁的少年郎远离家乡在长安游学，他在这天登上了长安城乐游原或是曲江之北的青龙岗，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思念亲人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位少年，就是王维。 

四

如此这般的四季交替变换，花开花落年复年的安详生活场景，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关于唐朝的追忆，时间似乎凝固在了这个时代。然而，大盛则伴随着大衰亡。这样的盛世只维持了四十年左右。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久居长安数代之久的皇帝李隆基第一次因为战争抛弃了伟大的都城长安，这似乎成了一个不祥的预兆。至此以后直至唐亡，有4位皇帝9次抛弃都城逃亡，大唐帝国开始分崩离析，开始惶惶度日，开始满目疮痍，直至化为尘埃落地。

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唐朝的夜有着不可分担的寂寞。兴庆宫和太极宫甘露殿，处处萧条，秋草丛生。宫内落叶满台阶，长久不见有人扫。夜半无人私语时，秋雨滴落在梧桐叶上，声声作响。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到公元907年唐帝国灭亡，唐朝在安史后还有一百五十年国祚。但很多人把安史之乱作为唐代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甚至于认为其超过了黄巢之乱对于帝国的影响。安史之乱根本上属于雇佣军作乱，对于帝国根基伤害有限。但是，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全盛之时，加上此前恒罗斯对大食及南征南诏的失利，其对于唐人的精神和文化自信带来了巨大打击，从此以后，唐人开始怀疑异族。再加上吐蕃的崛起，大气包容的唐人开始走向人人自危的自保。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在此前的一年玄宗、肃宗先后去世，继位的唐代宗无力消灭安史之乱的全部军事力量，只能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至此“藩镇割据”成了中晚唐几代皇帝寝食难安的难题。代宗之后，唐德宗李适（kuò）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数个节度藩镇的叛乱，德宗被迫逃离长安，发生了持续5年的奉天之难战争。经历数次的变乱之后，唐德宗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宦官掌握军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德宗之后，经过了唐顺宗的过渡阶段，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经过十五年的削藩战争，他战胜了所有藩镇，重新把唐帝国纳入到统一帝国的轨道中，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被史书称为“元和中兴”。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唐帝国要迎来第二个“开元天宝盛世”的时候，唐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却越演越烈，牛、李两党轮番执政，史称“牛李党争”，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历经6位皇帝，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这使得皇帝只能又依托宦官的禁军来维持自己的安全感，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宪宗的继承者唐文宗与李训、郑注等大臣发动甘露之变，试图集体诛杀宦官，但却因为执行密谋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心理素质不过关而使得计谋失败。事变后受株连被宦官集团杀死的大臣及家人多达一千多人，宦官自此左右了唐帝国剩余的国运。

唐文宗死后，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唐武宗李炎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登基，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全国清算佛教——当时僧侣的数量几乎占到了全国的1/16，大量的青壮年已经不事生产，国家上下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氛围。武宗下令拆掉全国4600余所大型寺庙，拆掉招堤、兰若这样的佛教场所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把依附于佛教的15万奴婢释放成为纳税的两税户，还把佛教掌控的数千万顷田地收归国有，同时驱逐了超过10万的游惰不业之徒。[7]武宗还在西域击败了回鹘，唐朝一度出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但对于佛教徒来说，会昌中兴则是个灾难，因此他们也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会昌法难”。

武宗之后，宦官们拥立了唐宪宗的儿子李忱，被后人称为唐宣宗。我们注意到宣宗虽然是宪宗的儿子，但他父亲死后，唐帝国已经换了4位皇帝，平均在位时间不到8年，中晚唐政治格局之混乱，可见一斑。而且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宣宗是晚唐最值得称道的皇帝，后人称他为“小太宗”，认为他和他的祖先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相像，他在位的13年里，重新征服了西域，使唐朝在他父亲宪宗后再次起死回生。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称赞他：“（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自是而后，唐衰矣！”

由于宣宗在位时之年号为大中，故后世的历史学家以“大中之治”称之，并且将大中之治比作汉朝的文景之治，我个人倒是觉得唐宣宗和西汉的汉宣帝十分相似：在汉武帝之后，经汉宣帝治理，国势达到西汉极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使汉朝再度迎来了盛世。

只不过汉宣帝成功让西汉帝国登顶，而对于唐宣宗来说，一切只是幻觉。 

五

宣宗之后，唐懿宗成为唐朝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继位的唐僖宗是著名的逃跑皇帝，他在位15年里，3次逃离长安。

在唐僖宗的时代，发生了“王仙芝、黄巢之乱”。《资治通鉴》记载了僖宗在黄巢死后的献俘仪式。唐僖宗中和四年秋七月，僖宗在成都大玄楼举行献俘仪式。大玄楼，是成都罗城正南门楼。武宁节度使时溥献上黄巢首级，另有黄巢姬妾二三十人。僖宗问这些女子：“你们都是勋贵的女儿，世受国恩，为什么从了黄巢这个叛贼呢？”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女子说：“国家凭借百万军队却失守社稷和国都，现在陛下责怪一个女子不能抵抗贼军，那些公卿将帅又该置于何地呢?” 僖宗难堪至极，不再发问，命令将她们斩首。临刑前，执法人员可怜这些女子，让她们喝醉后再执刑，女孩们边哭边喝，不久在醉卧中受死。只有质问唐僖宗的女子不哭亦不醉，从容就死。[8]

帝国的冬天降临了，大唐盛世和长安城也走到了最后的尽头，长安城中仅余的人，已经不流行胡旋舞而是流行唱挽歌。据唐代笔记小说集《北里志》记载，德宗时期长安平康里歌妓颜令宾卒后，坊中乐工刘驼驼，从众多士人挽词中选择数篇，制为曲子词，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后来，有四首挽歌流传下来，其中一首写道：“昨日寻仙子，辆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竞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

这些挽歌“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 。学者王晓鹃女士在其《唐末长安民俗生活论》中哀婉的写道：“歌妓颜令宾的挽歌，逐渐演变为长安城的哀伤，美人凋零与士子心绪在此契合，末世情怀与时代哀音合二为一。”

公元904年的正月， “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的长安遍地是瓦砾、灰烬，仅剩的残垣断壁和民居中，一灯如豆。宗室及长安士民们，扶老携幼迁往开封，渭河里漂浮着长安的躯壳，在汴梁，朱温要建造属于自己的宫室。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八月十一日，朱温弑杀了唐朝第十九位皇帝唐昭宗。天佑二年(公元905年)，朱温的谋士、祖籍撒马尔罕安国的李振，同时也是一位连续不第的士子，对朱温说：“（贵族门阀）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于滑州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一夕尽杀左仆射裴枢、右仆射裴贽（zhì）、右仆射崔远、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吏部尚书陆扆（yǐ）、工部尚书王溥6位宰辅及衣冠清流30余人，投尸于黄河，史称“白马之祸”，士族门阀的辉煌时代也随着大唐王朝的消亡逐渐式微。

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唐宋时代的概观》中说“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开天辟地至东汉），中世（中古，从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日本东洋史学大家（日本学界把中国史称为东洋史）宫崎市定则在内藤的基础上把中国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范畴中，他说：“追踪唐王朝的起源，可发现他来自异族王朝北魏设置在边境上的边防军，即所谓的武川镇军阀。如果要在西洋史中寻找类似的例子，那便是出身自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9]

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认为，以唐朝为代表的中国中世纪最大的特点在于贵族门阀制度，而唐朝的灭亡也是从汉代延续到唐末近千年的贵族门阀制度的消亡。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枭雄朱温在汴梁逼末代皇帝唐哀帝李柷（zhù）禅位，次年哀帝被鸩杀。连杀两位皇帝的朱温建国号为梁，唐朝灭亡，享国290年。大唐帝国，最终汇成一滴苍凉的眼泪，悬挂在历史的眼睑下。

今天，当我们回望唐朝的时候，会愕然发现，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留余世上的实物，除了帝陵和博物馆的文物，仅有几处寺庙、佛窟、摩崖、经幢和郁郁葱葱的千年古树而已。

好在，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习惯，让我们能够在官修历史、唐诗典章、唐人笔记、唐传奇、敦煌遗书和文物中，打捞起散落在浩瀚历史中的唐人日常生活的碎片。在这个中国人最愿意穿越的朝代里，唐代闪烁着精细的光芒，有一种烟霞瑰丽之气。而我们的视界则或许可以延伸得更远，这不是历史的可能性，而是历史的想象力。

师永涛，陕西凤县人，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业余写作，客居杭州。出版作品有历史随笔集《回望的目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唐代生活史专著《唐代的乡愁：一部万花筒式的唐代生活史》（简体版，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繁体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6）。担任央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历史顾问、《跟着唐诗去旅行》撰文。

这是“一部富有烟火气息的唐代日常生活史”，完整再现了一千四百年前唐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本书尝试抛弃当下生活史写作中对于衣食住行等分门别类写作的方式，试图从基础史料、唐人笔记、唐传奇、敦煌遗书和文物中，打捞起散落在浩瀚历史中日常生活的碎片，以学者的修养，辅以通俗的笔法通过外来文明、衣冠、贵族与平民、食物、城市、婚姻、科举、艺术等话题来展开对唐代生活的还原。

这种尝试不但使得文本极具可读性，而且全书通过对比式的写作，更加能够让读者在一个平行的时代了解唐代的社会，使今人也能完成一次对唐人社会与生活全貌令人着迷的考察。

前言：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唐朝 

第一章：火珠与紫米 

第二章：大唐衣冠 

第三章：极乐之宴 

第四章：田居 

第五章：粟与稻 

第六章：南方的气味和感觉 

第七章：骑鹤下扬州 

第八章：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第九章：神童 

第十章：金器、银器与巨像时代 

第十一章：最后的士族 

第十二章：长安城的生与死 

附录：公元7～9世纪的唐代和世界 

后记：一种生活史写作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