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导读

《谋攻篇》的篇题，武经七书本和十一家注本都是一样的，只樱田本作《攻》，和诸本不同。之所以用“谋攻”作为篇题，曹操说得好：“欲攻敌，必先谋。” 谋攻即谋求攻敌之策，是《谋攻篇》讨论的主题。

孙子“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乃谋之理想境界，故此他所希望达成的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如果无法达成“全胜”，则努力求得“战胜”，所以作者进而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一系列战法，将“全胜”的战略思想系统化和具体化了，实现了“全胜”策与“战胜”策的浑然天成、水乳交融。

《孙子兵法》通篇基本是讨论战争谋略，但是，仅就篇题来看，仅仅这一篇以“谋”字名之，顾名思义，该篇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谋划战争。所谓“谋攻”，仅从字面理解，其着力点就是“以谋攻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武经汇解?孙子》说：“攻，围其城而攻之也。前言作战则不欲战，此言谋攻则不欲攻，是孙子立言主意。”这种解释固然有新意，但恐怕也是对孙子的一种误解。《谋攻篇》和《作战篇》一样，同属于论述筹划战争的篇章，它集中讨论的是“全胜之法”，还论及用兵之道、君将关系、“知胜”理论等。

一、“全”和“破”

孙子在《谋攻篇》的开篇便对战争所要达成的目标进行了划分，这就是“全”和“破”两个层次，并将“全”作为争取达成的首要目标，故此，他提出了“五上五次”的主张：

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全”和“破”是一组相对的范畴，“全”指完好无损，“破”指残破和损毁，其语义不难理解。有意思的是，这种“全”和“破”究竟是对谁而言——“全谁”和“破谁”，这似乎值得作一番探讨。仅仅从字面上看，孙子似乎没有特指专对敌方而言，抑或专对己方而言。但是，我们从古今的注释可以看出，大多将这种“全”和“破”的对象指向敌方。比如，对“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一句，曹操注曰“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杜牧注曰“敌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为次”，何氏注曰“以方略气势，令敌人以国降，上策也”。从以上所举注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 “全”和“破”的对象指向了敌方。曹操是首倡者，后世注家纷纷响应。

当然，也有稍微不同的声音，比如对上述同样语句，贾林的注释为：“全得其国，我国也全，乃为上。”相较前面所举注释家，贾林的注语显得更为周全一些，既考虑到了敌方的完整，也考虑到己方的完整。然而，不幸的是，贾林的这番解释在台湾学者钮先钟眼里，却是画蛇添足之举。在钮先钟看来：“既能使对方自动屈服而又获得保全，则我方本身也会获得保全乃自然之理，似乎无再作说明之必要。”钮先钟对贾林的批评似乎有点苛刻。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使对方屈服而且获得保全，不付出些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纵使是派出说客进行游说，怕是也要费掉不少“宾客之用”，有些时候还需要在军事上作出些行动，比如消耗一些枪炮子弹，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吧，怎么能说自动获得保全呢？

孙子所谓的“全”和“破”，究竟是对敌方而言，还是对我方而言，其实是个无厘头的问题，怕是只能找到孙子本人询问才有答案。当然，孙子这种“全”和“破”，无论专指向敌方，还是专指我方，甚而是像贾林所说，是包含了敌我双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需要在战略态势上做足文章，或者是在外交斡旋上费尽周折，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贾林的注语，在阐发孙子兵学思想的同时，也对其有所发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作战篇》所说的劳师远征的情形来看，孙子这种“全”和“破”似乎是专指敌方而言。

二、“不战”为上

在孙子看来，发动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敌人的城池打得残破不堪，把敌军打得七零八落，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是争取获得最大的利益。而所谓最大之利益，就是将敌军的城池和队伍等，完完整整地收为己有，那就需要保全对手的城池和队伍，而不是“破”。正是基于此种需求，孙子才提 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其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千百年来一直流传。

其实，我们要想正确理解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要与孙子前面的“五全五破”联系在一起。很显然，“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和前面的“五全五破”，不仅句式相似，而且语义基本保持一致，实则是在“五全五破”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的一种境界观。在孙子眼中，这种不战而胜，是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表现，试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分析这种思想的来源，一方面它是基于贯彻十三篇始终的功利思想——相关内容我们将在《军争篇》作更进一步解析，另一方面，孙子作为一名军事家，并不喜欢穷兵黩武，并不主张将一切都诉诸武力，其中所体现的也是一种进步的民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孙子对战争创伤有着深切体会，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孙子的心目中，善于用兵的将领，应该能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努力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孙子的“以全争于天下”的理论。

应该看到，孙子这种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成果的思想，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不仅需要超凡的谋略，还需要一定的实力用以威慑敌方。几位孙子学权威对此各执一词。比如郭化若认为，只有在战争进行到后期即大势已定，局部的敌军才有可能不战而降，除此则显得“不现实”；吴如嵩则持与之相反观点，认为通过“观兵耀武”或“大兵压境”等，可以实现使敌人“称臣纳贡，不战而降”的战略目的，并进一步认为，孙子的“不战说”是依靠实力来作为背景的；陶汉章则用“烛之武退秦师”的战例来证明，孙子之达成“不战”不一定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

孙子的“不战说”其实是以实力为背景的。孙子认为，当己方兵力十倍于敌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围困之术，迫使敌人屈服，当己方兵力五倍于敌的时候，就可以布置进攻战术；相反，如果兵力不如敌人之时，则需择机逃跑。由此可以看出，孙子的战法和战术运用大多是基于军事实力提出的，“不战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只有当己方具备了雄厚的实力，才有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说”的源头，我们认为，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实践，尤其是以齐桓公为代表的争霸谋略。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多以军事威慑为主。用军事威慑和政治谋略来迫使对方屈服，进而接受自己所开出的条件，“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孔子对桓管霸业所作出的高度凝练的概括。“不以兵车之力”虽有夸张的一面，但也从侧面证明齐桓公争霸是尽量追求“不战”的。

正因为齐桓公和管仲善于运用这种“不以兵车之力”使得对手屈服，所以我们在《管子》中也能看到这种“至善不战”的主张，和孙子的“不战说”非常相似：

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 罢（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 之。

钮先钟在探讨孙子军事思想的源头时说：“孙子齐人也。他的书虽未提到管仲的大名，但可以暗示其伐谋、伐交的观念很可能是以管仲的经验为范式。”他在比较孔子与孙子军事思想的异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看法，说道：“他们的思想都与管仲有相当微妙的渊源。在《论语》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在十三篇中虽无直接证据，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暗示。”

《管子》的“不战说”与孙子的“不战说”有着很多的趋同性。《管子》不赞成付出巨大代价来换取胜利，反对“以兵独攻而取”；重视“伐谋”，强调“慎谋保国”；追求“全胜”，希望实现“全胜而无害”；如此等等。《管子》的“至善不战”说，几乎可视作《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的一个翻版。

当时的许多军事家都不约而同地主张“不战”，其实也是基于对战争危害的认识。尉缭子说“兵者，凶器也”，吕不韦也说“凡兵，天下之凶器”，管仲学派也说“兵事者，危物也”，这些都像是老子“不祥之器”说的翻版。在《谋攻篇》中，孙子就曾对攻城战争的危害性进行过具体描述：“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在孙子看来，攻城战争之前，一定要做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准备攻城器械需要花费三个月，再需要堆三个月的小土山，以便布置攻城器械，打击守城士兵，即便这样，在攻城之战中还会有大量的士兵死去。在遭遇大量伤亡之后，城池未必能攻打下来，攻城的灾难便会凸显。正是因为战争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坏力，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

德国著名思想家康德说过：“在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里，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战争可能会对文化发展文明进步起到推动作用，但一般而言，战争终究因其高危害而普遍遭到抵制和谴责。在现代社会，当各国展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发展军备，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当大批核武器出现，更像是在人类社会安放了一颗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创伤。因此，即便是认为战争能够带动文化前进的康德也看到了战争的巨大危害性：“文明民族所承担的最大灾难就是被卷入战争。”

如何规避种种高危害呢？孙子在《谋攻篇》告诉我们，首先是慎战。孙子是“慎战”决非“不战”，孙子的“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慎重发起战争；其二则是谨慎地谋划战争。既然曰“谋”，自然需要谋划出高超的谋略，再力图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白了，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应，这用现代企业家的话来说，就是极力追求“高效应”。孙子的主张三种情况如下：

高成本→久拖不决（包括草率应战）→高危害

高成本→速战速决（使用战争谋略）→次高效应

低成本→不战而胜（通过伐谋和伐交）→高效应（全胜）

在《作战篇》中，孙子谈第一种和第二种主张多一些，到了《谋攻篇》，孙子的思考主要集中在第二种和第三种的主张，将二者进行了对比，这样便更加突出了第三种主张，力图以谋略之术来追求战争的最大效应，也就是“全胜”，即“兵不顿而利可全”。

需要注意的是，孙子的“不战说”需客观看待，既不要把它当成孙子兵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更不要由此出发，认为孙子主张“反战”与和平。孙子的“不战说”，其核心是后 面几个字——“屈人之兵”。如果敌人不屈服，那这个仗就 还是要打。因此，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能一刀两截，只抓住前面的“不战”二字，进而断章取义得出所谓“和平主义”的结论。比如，日本学者佐藤坚司基于日本“二战”失败的教训，重新打量《孙子兵法》，提出《孙子兵法》是讲完全主义与和平主义。日本另外一位学者服部千春也认为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主张不战主义，而非教唆侵略。这显然是对《孙子兵法》的曲解。日本人擅长运用《孙子兵法》，甚至在侵华战争中也曾大肆运用诡诈的兵法，等战争结束仓皇败北之后，却忽然对《孙子兵法》作这样的曲解，并到处兜售，和中国人讲起了和平，甚至把《孙子兵法》也打扮成和平使者的模样，真是咄咄怪事。

在我们看来，《孙子兵法》十三篇说到底还是一部指导战争的兵法，根本不是讲和平或和谐的书。这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孙子努力试图达到的战争的理想境界。历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模式也不是一种常态，在孙子的兵学体系中，“也不是占据主导地位”。基于此，我们不能抓住“不战”二字对孙子的这一思想作夸大和拔高，更不能作肆意的歪曲和曲解。

三、如何达成“不战而胜”

孙子要追求“不战而胜”的最大战争效应，追求“全胜”，他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是什么呢？孙子简单将其概括为“伐谋”和“伐交”。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前面孙子在讨论战争目标的时候，只提出了“全”和“破”两个层次，在讨论战争谋略和手段的时候，提出的是“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这四个层次，四和二表面上看并不能求得对应。那么，这是不是孙子的逻辑发生混乱呢？当然不是。其实，按照孙子相关战争目标和战争手段的描述，我们可以大致对应如下：

伐谋、伐交→全胜 

伐兵、攻城→破胜

何为“伐谋”？即未战之前以谋胜敌。比如说春秋末期，智襄子联合韩、魏两家进攻赵氏，赵氏被迫退守晋阳。就在总攻即将发起、赵襄子准备献城投降之际，张孟谈挺身而出，赶赴韩、魏营寨，暗中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联赵反智。由于张孟谈机智善辩，准确地抓住了韩、魏与智襄子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最终成功地说服了韩、魏两家联合反智，最终获得韩、魏、赵三家联手灭智襄子的重大成果，在巩固和保卫了赵氏政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这便是一次非常典型的“伐谋”。

何为“伐交”？曹操注曰“交，将合也”，该注语过于简略，人们对“伐交”一词终究还是不好把握，唐宋注家许多都对这个词语产生误解。从李筌到杜牧再到孟氏，大多把“伐交”解释为“外交战”，这其实是不对的。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人们大多望文生义，把“交”解释为“外交”。其实，“交”的本意应该是“两军对峙示威”。孙子认为，可以通过军事威慑迫使敌人就范，这其实也是一种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的方法。

何为“伐兵”？即两军对垒，以战决胜负，真正开战了，刺刀见红，谁的军事实力更强大，谁的装备更精良，哪一方的士兵更有勇气，都会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这样的直接交战就是要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但与此同时也会给己方带来巨大伤亡，所以，这已经算是下策了。

何为“攻城”？这个也很好理解。在这里，孙子粗略描述了攻城的准备工作，意在突出攻城的代价，进而阐述攻城之灾。一队一队的士兵攀爬云梯攻城，眼看就要到达城墙顶，忽然箭矢飞来，或者云梯直接被掀翻，攻城的士卒因此纷纷坠地而亡，孙子认为这种攻城之法最不足取。

在上述诸项中，孙子对“攻城之法”论述最详，却最为鄙薄，因为他所关注的是“全胜”，所以接下来继续就如何达成“全胜”展开论述。在进行对比之后，孙子顺而总结出他所谓的“谋攻之法”：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我们要看到，孙子的“谋攻之法”所讨论的其实还是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使用的是排比的修辞格，使得句式更富有气势。这个排比句的核心是“非战”，另外，“非战、非攻、非久”的句式，其实运用了最简单的“排除法”，告诉人们“不是什么”，其实就给了人们“是什么”的答案。在前面，孙子运用了“两选一”的模式，比如“破”和“全”。即使是“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表面看是四个层次，其实也是“两选一”的模式，简单明了地把“谋攻之法”的态度和原则表达出来。

四、“十围五攻”：优势原则

如果说孙子的“谋攻之法”还只是讨论原则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用兵之法”则相对具体：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上述“十围五攻”之法，既体现了实力原则，也体现了集中兵力和机动原则。“十”和“五”似乎不能确指，只可当大约的数字。孙子的意思是，当己方的兵力是敌人的十倍时，可以实施包围之术，五倍时可以发起攻击，一倍时可以通过分割对方，形成兵力优势。如果双方兵力相当，则能够抗击对手，不如对方时就需要及时逃避。

“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一句，清人于鬯认为此“逃”当训为“挑”，意思是采取扰乱敌人的战法。这种解说固然巧妙，但“逃”大多还是作为“逃跑”之意。关键是“不若”和“少”的意思非常相近，而战法上却有不同，所以将“逃”训为“挑”貌似有理，实则不通。总体上看，后一句几乎是前面一句的翻版，意思太过相近。联系上下文，感觉“不若则能避之”更像是旁注文字衍入。遗憾的是，在简本中，这一大段文字刚好漫漶不清，故此只能存疑，不敢判定它就是衍文。总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两句，意思稍犯复，主要是告诉我们：打不赢就跑，而且一定要能跑掉，而不是被敌人包围，被敌人歼灭。

“十围五攻”之法，红军在早期的反“围剿”战争中运用得最为精妙。国民党军队“围剿”苏区的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面对这种危险局面，红军灵活机动，极力与敌军周旋，进而寻找机会分割对手，再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围歼对手，成功取得前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个过程中，兵力机动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说白了，就是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正确处理进攻和防御的关系。这里的“走”不是被动逃跑，而是通过积极的兵力调动，诱敌深入，或者寻机分割敌军；这里的防御也不是保守和消极，而是要在防御的过程中寻找反击的机会，伺机消灭敌人。1930 年，国民党第 18 师张辉瓒率领十万兵马浩浩荡荡开进，苏区的红军加在一起也仅仅十万人马，能参加作战的也只有四万人马，而且装备也无法和国民党军队相提并论。但是红军通过积极的兵力调动，把张辉瓒的“围剿”部队逐渐拉开，最终形成包围切割的机会。所谓兵力调动，既是“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同时也是寻找机会实施反击。最终，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人形成孤军深入之势，钻进红军布置的“口袋阵”，被团团包围。这个时候双方作战的兵力对比约为五比一，正好可以实施“五则攻之”。战斗中，张辉瓒被活捉，九千兵马无一漏网，这次声势浩大的“围剿”行动宣告失败。

真正运用好“十围五攻”的用兵之法，其关键在于正确认清敌情，做好“五事七计”等分析工作。前面几次反“围剿”战争都是因为通过兵力机动寻找到合适的反击机会，在形成局部的优势后取得战争的胜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由于缺少正确的指挥，以劣势的兵马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火拼，最终招致惨败，被迫进行长征。这也正应孙子所总结的“小敌之坚，大敌之擒”。我们可以从红军几次反“围剿”战争的不同结果，看出孙子“十围五攻”用兵之法的价值。

五、君将之协同

仗需要带兵的将领来指挥，为了达成“全胜”，处理好君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在《计篇》中，孙子列举了影响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即“五事”），“将”被列为其中之一。不仅如此，十三篇中数次论及君将关系，《谋攻篇》《九变篇》等都对此有所讨论。在《谋攻篇》中，孙子对“将”的作用和地位有如下定位：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把将作为国君的辅佐者，这并不是要肆意抬高将帅的地位，而是冷峻地道出了将帅的作用：将帅如果辅佐周全，国家就会强盛；将帅如果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会虚弱。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帅为什么重要，因为是将帅领导着军队，而军队是保家卫国的最重要工具。这个工具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将帅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此外，在战场上披坚执锐、指挥作战的也是将帅。所以，孙子必须要很认真很严肃地讨论君将关系。那么，如何处理好君将关系呢？孙子依然提供了“二选一”的选择模式，告诉我们“非”，由此得出“是”：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为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这段话中，孙子告诉我们何为“患”，其实也从侧面提供了如何“不患”，也就是告诉了人们处理君将关系的原则。其中，“患于军”，简本作“患军”，似乎更加简洁。“引”是“失去”的意思。《礼记》郑玄注“引，却也”，意指因为军队混乱而失去胜利的机会。很多人将“引”理解为“招引、招来”，那就把意思搞反了：既然“乱军”，怎么能招来胜利呢？

此外，本段第一句中的“三”字，钮先钟认为当是“二”字之误。因为这段话中，以“是为”“是谓”为标志，谈了一个“縻军”，谈了一个“乱军引胜”。孙子认为，作为国君，如果不知道三军不可前进却下令军队前进，不知道军队不可后退却命令其后退，这就是“縻军”；如果因为胡乱指挥，干预军务，造成“三军既惑且疑”，那么其他诸侯就会趁机发难，这就是“乱军引胜”。从这个角度分析，“三”确实更像是“二”。

当然，银雀山出土的汉简本《谋攻篇》中有太多损毁，相关段落无可查对。笔者推测，此处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三”字本为衍字，系抄书之人不慎误抄进来，进而以讹传讹，一直流传至今。

六、“知胜”之道

孙子在《计篇》就花费大量笔墨谈论“庙算”，这是对战略情报进行分析，十三篇的最后一篇也是谈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完全达成“全胜”，当然更需要做好情报工作。所以，孙子在《谋攻篇》的最后一部分，再次强调了情报的重要性。这就是他的“知胜理论”：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这五条“知胜之道”其实在《计篇》中可以见到一些。说到底，它们其实都包含在“五事七计”之中，但在这里，孙子又换了一种说法，对“五事七计”的部分内容进行提炼和深化。比如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可视为“庙算”所得出的结论，“识众寡之用者胜”直接对应“兵众孰强”，“上下同欲者胜”则对应“主孰有道”，“以虞待不虞者胜”则是经《作战篇》和《谋攻篇》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至于“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则是论述君将关系精华版的结论。在作者眼中，上述五条是最为关键的内容，故此又在反复论证之后，予以特别强调。

需要注意的是，孙子所用字句不同，立意也悄悄发生改变和提升。孙子在前面讨论君将关系时，尚且没有针对将帅的能力展开讨论，但是在论述“知胜之道”时，已经关注到这一点。“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句话中，我们要注意这个“能”字，有能力的将帅，更不需要干预。遣词造句虽然仅仅是细微的差别，但立意已悄悄得到提升。

另外，“知胜之道”中有一个关键字眼——“知”。这也是从“庙算”开始的一贯思路，即重视情报工作。这一理念，在《谋攻篇》的末段也可看出大概。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武经七书本和曹注本都作“每战必败”。“败”和“殆”，意思是有区别的。“殆”即危险，尚未沦落到“败”。如果运气好，比如说部队士气正旺、作战环境正好有利等等，即便是遇到“不知彼不知己”的情况，也有可能在遭遇战中获得胜利，哪能说必败呢？武经七书本等用“败”字取代“殆”字，表面上看似乎语气得到了加强，也避免了与前一个“殆”的犯复，但在实际上却是曲解了孙子的意思。这种误书不知何时出现，但它应该是好事者肆意妄改所致。钮先钟在考察相关字句之后，也认为十一家注本的“每战必殆”更加合理。

熊剑平，男，出生于安徽巢湖，现居南京。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军事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和《孙子兵法》。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个，参加guojia级项目多个。著作有《<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研究》、《<孙子兵法>史话》、《<孙子兵法>精解》（与黄朴民合作）、《权力的掌控：军机处》、《暗影：中国古代的刺客与间谍》、《中国古代情报史》（与储道立合作）、《古代谍战史话》、《古代情报史话》、《锦衣卫》等十余种，其中《权力的掌控：军机处》、《暗影：中国古代的刺客与间谍》分别由台湾联经和香港中和再版。

王敏，女，生于鲁、长于鲁，现居北京。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以书为业，读书、编书、著书，调词遣字笔耕方寸，寻章觅句编辑人生。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zuizhu名的军事著述，蕴涵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本书与原著一样分十三篇，每篇包含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导读五个部分。以十一家注本为底本，参照流传的各主要版本和银雀山汉简本，辨析历代研究者的注解，择善而从。既注重各篇的深入解读，又抓住主要思想理念，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导读解析精彩，字里行间不乏真知灼见，言浅意深。特别对孙子的情报思想，逐利和慎战原则，既注重实力又强调谋略的战略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导言   

不朽的传奇，难解的谜团——《孙子兵法》的思想价值和深远影响 / 001

计篇——细致而周密的谋划 / 001

作战篇——全方位的准备工作 / 024

谋攻篇——将损失降到最低 / 044

形篇——培植坚强的实力 / 066

势篇——学会借势用势 / 084

虚实篇——全力争取主动权 / 101

军争篇——争夺有利态势 / 120

九变篇——不拘常法 / 136

行军篇——择地驻扎，慎察敌情 / 146

地形篇——善用地形 / 166

九地篇——向死求生 / 183

火攻篇——以火佐攻 / 206

用间篇——先知而后战 /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