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

　　《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
　　4.从体制改革到传媒制度现代化的挑战
　　审批制、主管主办制、行业管理制和属地管理制构成了我国传统媒体管理的四大制度。在严格的审批制下，学术期刊“一号难求”，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导致从布局、结构到评价的极不合理。另外，学术期刊只要不踩政治红线，办得再平庸也“只生不死”，退出机制形同虚设。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体制病”也给媒体融合带来严峻的挑战：第一，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而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以致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是，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并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有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第二，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第三，“双重管理体制”的弊端。在学术传播领域，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平台型媒体”尽管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仍然拿不到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身份，因此那些仅在互联网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说一千道一万，媒体融合的关键是传媒制度的现代化。传媒制度是实现政治理念的根本保障，只有不断深化党管媒体的内涵，丰富领导和管理媒体的途径、方法，才能形成有利于媒体融合发展的体制环境。～是解放思想，树立由“传统媒体+”到“互联网+”的治理理念。传统媒体的融合多半是在原有的发展逻辑上进行的改良式的融合，以自己为原点在互联网上画延长线，延伸产品、延伸价值、延伸影响力，所以鲜有做强做大的范例。互联网媒体融合是一种更加深度的融合，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各个层面的融合，在互联互通中创造价值并形成新的社会功能。所以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了媒体融合的力度；思想认识的高度，决定了媒体融合的深度。二是从战略高度谋篇布局，整体推进传媒体制改革。媒体融合的过程，本身就是改革的过程，不能仅仅止步于技术创新，更深层的问题还是制度创新。“融合由慢到快、由小到大，引爆于技术产品，碰撞于产业组织，结果于政策制度，最终触动社会文化的转型。言及融合，人们习惯紧盯技术领域，其实，依循效率最优的技术融合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两个力量的参与，一是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再是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如果主导力量出自行政，那么这场融合势必会将规制重置和组织扩张放在首位；如果主导力量来源于市场，那么资源把控、利益优先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主导者是谁，目的何在，决定了融合方向、性质，乃至融合之后的组织架构以及文化体系。”有新媒体学者主张由BAT等互联网公司来融合中国传统媒体，认为只有这样的高起点，高举高打，才能多快好省地有效地推进媒体融合，补强网络强国的重要一翼。然而，在深入研究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时，就会察觉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这些互联网新兴科技公司虽然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媒体平台，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由于受体制的庇护，传统学术期刊虽然仍处学术传媒的主流地位，但其根本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导权。首先，多数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其次，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再次，传统媒体虽然进行了多种融合尝试，但总体来说，都不具备改天换地的潜质。局面令人尴尬，选择必然纠结，这或许是学术新媒体难产的宿命。三是坚持分类指导，形成定位明确、各具特色的传媒体制。2003年以来，我国传统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进入快车道，其本质是“分类改革”，即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视台实行事业体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随着全国580家出版社改制的完成，新闻出版总署又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按照总署制定的“路线图”，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和高校学报都将“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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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耀铭，曾用名张跃铭，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出版《中国历代奏议大典》（与丁守和、陈有进等合编）、《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中国十二笑星》等著作，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曾获中宣部第五属“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策划、编辑《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与梁彬责编），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任总编辑期间，《新华文摘》曾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期刊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近年来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在《清华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澳门理工学报》《西北大学学报》《济南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共分为上、中、下三编，收文凡35篇，大致是近10年发表的新作。其中上编主要围绕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媒体融合、期刊评价、学术使命，中编涉及当前学界比较关注的热门话题学术评价、学术创新、人工智能、数字人文，下编则收录了近年所作的序言、书评、随笔、评论，从中或可窥见耀铭兄退休前后十年学术之路的点滴印记。

上编 学术期刊
“媒介融合”：学术期刊转型发展的新趋势
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的关键与进路
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新模式与新问题研究
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困境与出路
关于学术期刊生存发展的几个问题
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和职责
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启示
一本期刊与其崇尚的“海纳百川”——《澳门理工学报》现象分析

中编 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的几个问题
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
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
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
新媒体时代青年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兼论新技术与青年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大湾区青年发展
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型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风险与对策
数字人文的价值与悖论
数字人文的张力与困境——兼论“数字”内涵
……

下编 学术随笔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