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文学史

　　《中国戏剧文学史》：
　　高明的改编虽然带有“翻案”的性质，但其实也继承了原作维护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通过对主要情节的改写，特别是对主要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也就相应地改变了原作的美学风貌。
　　《琵琶记》首先改变了《赵贞女》谴责蔡伯喈的立场，重新构设了人物行动的语境，从而让悲剧故事的驱动因发生了重大变化。剧作的“三被强”与“三不从”之情节，解释了蔡伯喈对父母“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罪过：因为被父强迫，蔡伯喈不得不赴京应试，即“辞试不从”；因为被牛丞相强招为女婿，蔡伯喈辞婚，牛丞相不从；又因为被皇帝授以高官，蔡伯喈欲辞官回家，皇帝不从。“三被强”与“三不从”相辅相成、环环相扣，才导致了“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分离”，这是造成蔡伯喈家庭悲剧的直接原因。而所谓的“三被强”与“三不从”，就其矛盾实质而言，其实就是封建社会赖以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基石——纲常秩序和政治权利——与蔡伯喈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蔡伯喈虽然软弱，但毕竟还有一些个人意志，如他对新婚妻子的爱恋，对“夫妻和顺，父母康宁”家庭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清净闲适的田园生活的向往等，但是，这些本属人之常情的个人意志却违背了比他更尊贵、更有权势的人的意志，违背了纲常秩序和世俗权力的现实需求，因而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另外，即便蔡伯喈的软弱、妥协造成了“三被强”与“三不从”的发生，他的软弱和妥协也不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更主要是封建伦常的忠孝等思想驯化的结果，所以，蔡伯喈家庭悲剧最终的驱动因还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如此一来，剧作自觉不自觉地向接受者传达出一种观念：造成悲剧的原因并不是某一个人恶劣的思想品质（如《赵贞女》悲剧的原因只在于蔡二郎一人之负心），而是因为合理的个人意志无法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是当时的封建礼教体系造成了悲剧。
　　如果从“忠”“孝”角度看，蔡伯喈尽管被披上了“全忠全孝”的外衣，但蔡伯喈在剧作中实际上既未忠、也未孝，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驯化蔡伯喈的纲常伦理：忠孝难以两全的情况下，要舍孝之小而求忠之大。而这种纲常伦理的实质就是“子对父之孝”是有前提的，即先要在不影响“臣对君之忠”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也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所以说，剧作中蔡伯喈的家庭悲剧，其实也体现了忠孝对立，如果进一步升华、抽象的话，可以说，《琵琶记》深刻地折射出封建伦理纲常这些规则自身是有矛盾与相互抵牾之处的。即使是最后剧作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但就矛盾冲突而言，悲剧并没有因团圆而结束，表面的无限荣光无法抹去蔡伯喈“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的愧疚与自责。因此，剧作通过蔡伯喈这一不断自我谴责、自我反思的人物形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忠”“孝”这两个最基本的封建伦常观念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调和的矛盾。
　　如此分析的话，《琵琶记》的主旨大致可作如下理解：首先，从具体的封建伦常层面看，《琵琶记》通过蔡伯喈的家庭悲剧展现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忠”“孝”对立；其次，从更抽象的社会、人生层面看，《琵琶记》通过蔡伯喈的家庭悲剧展现了封建伦理纲常和强权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压制与扭曲。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琵琶记》视为一部渲染忠孝、贤义、贞烈等封建伦常观念的作品，这一文本所蕴含的思想倾向是相当复杂而矛盾的，其认识意义和审美效果也远远超越了作者的初衷。
　　《琵琶记》中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蔡伯喈和赵五娘。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欣赏吃苦耐劳、克己尽孝、忘我牺牲的赵五娘。作者集中笔墨书写了赵五娘在相当困难的处境中独立承担供养、照顾年迈公婆的责任，典尽首饰衣衫、乞求赈粮、独自吞糠咽菜、含屈不辩、剪发换钱以埋葬公公婆婆、乞讨寻夫等行为，力图将赵五娘塑造成一个“孝妇贤妻”。就其主观意图而言，未尝没有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道德训示色彩；但是，“赵五娘”形象所负载的思想意义，远远已非“孝”“贤”两个字所能概括。在“糟糠自厌”“代尝汤药”“断发求葬”“描容上路”等情节关目中，她的行动、情感可能早已超越了传统礼教对于一个儿媳妇提出的义务，即便以一个孝子对于父母的责任而言，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赵五娘对公婆的奉养，在作者那里也许只是“代夫行孝”，是一个儿媳妇对伦理道德和纲常秩序的坚定的信奉与力行，但在读者、观众看来，却是一种崇高的至善至美的人性境界。封建时代中下层的许多女性就像赵五娘一样，忍受着巨大的苦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换来了丈夫的成功以及家族的荣耀，但正史的书写者往往只是聚焦于男性早年的坎坷而不去记录他们背后无数女性的自我牺牲。可以说，在“赵五娘”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诸多美德，她的苦尽甘来、夫妻团圆在后世得到了无数读者和观众的认同。在广大普通民众看来，这样的女性，她有什么理由不重新获得丈夫的礼遇，有什么理由不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最高政权的嘉奖？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既未能尽全孝，又未能尽全忠，还置妻子于困境的蔡伯喈颇有微词，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蔡伯喈的形象或许更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更能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之困境与无奈。以今人的标准来衡量，蔡伯喈无疑是软弱、容易动摇的，但必须看到，蔡伯喈是生活在他所处的社会语境中的活生生的人，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和他所处的社会语境，决定了他必须孝且必须忠，必须按照外部的要求、规则、价值体系去行动，事实上，蔡伯喈也因此而内心无比痛苦与自责。所以，如果将蔡伯喈放置到他的时代与社会语境中，以他所接受的价值体系来衡量的话，蔡伯喈除了妥协而软弱，除了内心矛盾而动摇外，他其实别无选择。实质上，蔡伯喈的软弱动摇与无奈矛盾，恰恰是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自身矛盾的感性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人物所代表的道德品质这个层面跳离出来，从艺术人物与现实人生之关系看，软弱、动摇、无奈、矛盾的蔡伯喈，恰恰是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具体的个人的写照，因为生活在特定社会语境与价值体系中的个人，常常难以避免由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和价值体系自身的矛盾而产生人生困境与悖论。在这一点上，蔡伯喈与彷徨、犹豫、延宕阶段的哈姆雷特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然而，处在人文精神高扬时代的哈姆雷特最终“行动”了，与“命运”抗争了，而蔡伯喈所处的时代，或者说高明所处的时代，决定了蔡伯喈无法像哈姆雷特那样去“行动”、去“抗争”。总之，如果承认生活之复杂、人生之复杂、重大选择之艰难等存在的话，那么，蔡伯喈形象就具备很强的现实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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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类型的划分向来是一个人言人殊的话题，不同的观测角度导致不同类型的生成，这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灵活性。
　　《中国戏剧文学史》的基本策略是，悬置有争议的问题、论域，直接进入戏曲和话剧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戏剧形态，主要关注作为“文学类型史”之一种的戏曲文学史和话剧史，尤其重视对宋元以来我国戏剧文学类型的归类以及对有代表性文本的具体分析，以此为基础来系统梳理、探讨我国戏剧文学自宋元以来直至20世纪末期的主要特点、规律和成就。

绪言

上编
第一章 宋金戏曲文学
第一节 宋金杂剧与院本
第二节 宋代南戏的成熟
第三节 宋金戏曲文学的代表作
第二章 元代戏曲文学（一）
第一节 元代杂剧发展概况与基本体制
第二节 元代杂剧的文学类型
第三节 “关白马郑”与《西厢记》
第四节 其他重要杂剧作家作品
第三章 元代戏曲文学（二）
第一节 元代南戏发展概况与文学类型
第二节 “荆刘拜杀”四大南戏
第三节 高明的《琵琶记》
第四章 明初至清康熙年间杂剧的演化
第一节 杂剧形态的演变与文学类型
第二节 明前中期的主要作家作品
第三节 明后期和清前期的主要作家作品
第五章 明中叶至清康熙年间的传奇戏曲（一）
第一节 南曲戏文向传奇戏曲的演进
第二节 昆腔雅化与“新传奇”的盛行
第三节 传奇的剧本体制与文学类型
第六章 明中叶至清康熙年间的传奇戏曲（二）
第一节 明中叶至万历前期的名篇佳制
第二节 汤显祖与“临川派”
第三节 沈璟与“吴江派”
第四节 “苏州派”与李渔
第五节 《长生殿》与《桃花扇》
第七章 清代中后期的戏曲文学
第一节 清中后期戏曲发展概况
第二节 传奇杂剧的文学类型与代表性作家作品
第三节 花部的文学类型与代表性作家作品
第八章 清末民初戏曲文学的新变
第一节 戏曲改良运动与戏曲文学的新变
第二节 “报刊体”传奇杂剧
第三节 京剧及其他地方剧种的改良戏
第九章 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戏曲文学
……

下编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