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海疆卷】海外华人与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章 中西交通开辟与华侨缘起

　　第一节 移民传说

　　海外华人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即已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海上交通和人员往来，产生了最早的海外移民和文化输出，并留下箕子入朝、徐福东渡等美丽传说。

　　一、箕子入朝

　　箕子本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爵为子，故称箕子。箕子性耿直，有才能，在商纣朝内任太师辅朝政。箕子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甚为奢侈，乃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后纣愈发奢靡，旦夕酒池肉林不理朝政，箕子屡谏不果。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为也。”于是箕子便披发佯狂而为奴，随隐而鼓琴以自悲。纣王见状，以为箕子真疯而囚禁之。关于箕子入朝的故事，《尚书大传·洪范》是这样记载的：“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史籍《三国遗事》中记载：“箕子都平壤城（今西京）。”旧时，平壤门玉兔山曾遗留有箕子陵，惜于1959年春被毁掉。据《太原鲜于氏世谱》记载，朝鲜的鲜于氏即为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箕子朝鲜历史延续千年，一共经历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时期为燕国人卫满所灭，继之以卫满朝鲜。

　　传说箕子入朝鲜时，把中土的诗书礼乐、医药卜筮，都带到那里，教化臣民，使之习行殷商礼乐制度，其衙门官制、饮食衣服亦全随中国。箕子还教民八条化移其俗，以至于民众夜不闭户，无为盗者；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无买卖婚姻；人民节俭敬睦，无争讼私斗，被誉为“君子之国”。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箕子朝鲜可谓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据说今之朝鲜民族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这似可看作中国向外成功输出文化的最早案例吧！

　　二、徐福东渡

　　秦代的徐福东渡，是继箕子入朝后中国海外移民的另一个重大事件。

　　徐福，又称徐市，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朝著名方士，传说为鬼谷子关门弟子。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在泰山封禅刻石后前往渤海，登芝罘岛时偶遇海市蜃楼，大为惊奇。徐福趁机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可以求得长生不老仙药。秦始皇御览后大悦，便派遣他出海求取仙药。不久，徐福空手而归，告称见到海神，但海神以礼物太薄，拒绝给予仙药。秦始皇深信不疑，令徐福再度出海。逾三月，仍不见徐福消息，秦始皇方怅然离去。九年后，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再次来到琅瑯，当即派人传召徐福。徐福率众出海数年，耗费巨大却未果、担心遭到重责，便奏告秦始皇说，蓬莱仙山确有仙药，无奈出海时常遇大蛟鱼阻拦，因故不能到达。请派弓箭手一同前往，见到大蛟鱼时用连弩射击。秦始皇应允，派遣射手随其入海。海船由琅琊起程，航行数十里，经过荣成角，再前行到芝罘时，果然见到了大蛟鱼，射手当即连弩齐发，大蛟鱼中箭后沉入海底。兹后，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再度率众出海，不仅增派童男童女3000人以及已经预备的三年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工匠，还携带了谷种，并有百工随行。遗憾的是，秦始皇这次再也等不到徐福音讯了。当年，秦始皇病死于巨鹿郡沙丘宫（今河北邢台）；而徐福东渡后则“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一去再也不回了。

　　关于徐福东渡的具体去向，有种种说法。徐福所要寻访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史记》“封禅书”只是说在渤海中，并未确定其具体位置（但有传说指其在当地之山——“崂山”，留下了不少后代，其后人改姓“崂”或“劳”）。而平原广泽究竟在何处，更是难以详考。《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后汉书·东夷列传》也有提及徐福东渡之事。《三国志》提到了徐福到达亶洲（一作澶洲）并滞留不归。在《三国志》的记载中，亶洲与夷洲同在中国外海的东南方向，相距不远。有人认为夷洲就是中国台湾，亶洲就是日本，亶洲与倭国是一个地方的两个名字。有学者认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国，至今日本还保存着50余处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九州佐贺市一带，确有可称平原广泽的地形地貌，大船可入河口。和歌山县新宫市至今还有徐福墓及1071字的墓碑，还有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乃祭祀徐福的日子。在速玉神社内，陈列着徐福所用过的鞍、蹬等物。新宫蓬莱山内还有“徐福神龛”，被称为“徐福之宫”，每年都有“御船祭”“灯祭”等祭祀徐福的活动。新宫市内更有制作和销售“徐福天台乌药”“徐福寿司”“徐福酒”等商品。

　　日本山梨县富士吉田市宫下义孝先生家藏20余万字的《宫下富士古文书》（又名《徐福古问场》），对徐福家世记之颇详，这是一部记述包括“徐福渡来”在内的弥生时代历史的日本最古老的典籍。根据该典籍所载徐福七世裔孙秦福寿之著文，徐福于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之时渡来日本列岛，先后抵达筑紫（九州）、南岛（四国）和不二山（富士山）。他把7个儿子的姓改为日本姓氏：长子姓福冈，次子姓福岛，三子姓福山，四子姓福田，五子姓福畑，六子姓福海，七子姓福住，然后将其分派7个地方。从此，徐福的子孙遍及日本各地，逐渐繁衍起来。后代秦姓或者带有福、羽田、波田、波多、畑、畠等字的姓氏和地名，皆与徐福的子孙或与徐福一起东渡的秦人子孙有关。而在日本关于徐福的传说中，均认为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对日本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有趣的是，由宇多天皇到龟山天皇，日本天皇主祭徐福竟达80多次，直到明治维新才终止。徐福二渡日本，不仅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还促成了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当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农耕。徐福给日本带去了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因此成为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和“医神”。近年来，在日本福冈县板付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米粒遗存，经碳十四测定，与在朝鲜半岛釜山金海地区发现的碳化米为同一类型。这说明在同一历史时期，日本人民开始了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的种植。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铁制生产工具以及丝织品等，而且开始有了和汉字相似的文字。所有这些，都与此前的日本绳纹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日本学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

　　所谓“弥生文化”，是指日本绳纹文化之后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因其遗址最先是在日本东京都弥生町出土而定名。它大约起自公元前三世纪，止于公元三世纪，恰好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及秦汉时期。在弥生文化遗址中，除了陶器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剑、铜铎等。铜铎以中央日本为多，铜剑等则大多在九州。日本学界认为，加工这些器物的原料和技术来自中国，中国山东省即有类似铜剑等的器物出土。此外，在弥生町遗址中，还出土了中国古钺、古镜、秦式匕首和带有汉字的物品等。日本人很喜欢葫芦，这应与中国入海的方士有关。

　　日本学者村新太郎曾著文盛赞中国稻米传入日本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稻米拯救了日本列岛饥饿的人们。无论如何稻米要比其他一切都值得感谢。米与牲畜、贝类不同，可以长久贮藏。不久，村落形成了国家”。水稻的传入，结束了日本的渔猎生活，开启了农耕时代。由此看来，日本始终把徐福奉为“农神”和“医神”，当在情理之中。

　　无论如何，徐福作为秦代著名方士、著名航海家和中国文化的杰出使者，率领3000童男童女自山东或江苏沿海东渡，足迹遍及韩国南部与日本，成为历史上中日韩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仍是先秦史、秦汉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

　　黄晓坚，1961年8月生于福建建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本科生（1979-1983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1988-1991年）。曾任职于中共福建省直属机关委员会、福州大学、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现为韩山师范学院研究员、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添华纪实》《从森林中走来——马拉西亚美里华人口述历史》等。

　　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与边疆史地。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构建者、是国内较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等。

　　《海外华人与中外文化交流》是个纵贯数千年、横跨五大洲的宏大叙事，系作者在对海外华侨及归国华侨长期潜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赴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田野考察心得，系统整理、编撰而成。

　　本书基于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外文化交流中主流倾向的理解和判断，全书分为古代篇、近现代篇和当代篇，分别论述在华侨和归侨的媒介下，古代中国文化输出、外国文化输入，近现代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当代中外文化的双向影响和强弱转换，充分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概貌，展示了海外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古代篇

第一章 中西交通开辟与华侨缘起

第一节  移民传说

第二节陆海丝绸之路开通与华侨出国

第三节 海丝东拓与海商住番

第二章 明清时期海外华人移民群体的活跃

第一节 海禁政策下的东南海商武装集团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文化交流意义及其对中国海外移民的影响

第三节 清代海外华人移民群体

第三章 海外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第一节 物产流通

第二节 农作物及栽培技术

第三节 工艺原料与技术

第四节 文化传播

近现代篇

第四章 华工出国与中西文化冲突

第一节 华工出国

第二节 海外排华运动

第三节 排华运动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负面作用

第五章 中国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节 容闳及清末留美幼童

第二节 留日热潮与中国革命

第三节 “庚款留美”与现代中国

第四节 旅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其影响

第六章 海外华人与中国沿海侨乡的繁荣

第一节 支持洋务新政

第二节 投资实业建设

第三节 举办公益事业

第四节 侨汇与侨批(银信)

第七章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科技教育

第二节 语言、习俗、宗教与社会思潮

第三节 绘画、音乐艺术和建筑艺术

第四节 体育运动

当代篇

第八章 归国华侨留学生献身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第一节 当代归侨群体的壮大

第二节 科学技术

第三节 教育医疗

第四节 涉外工作

第五节 文化艺术与体育运动

第九章 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节 归难侨及归国留学生创业

第二节 改革开放及中美科技文化交流

第三节 投资、捐赠与侨属企业的发展

第四节 侨乡传统文化的复兴

第十章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及影响

第一节 华文教育的勃兴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升华与互动

第三节 中医文化的弘扬

第四节 中餐业的普及

结语

本书后记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