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全4册）

前言

中华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是一条源远流长、奔流不息的文明长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勤劳的品格和智慧的心灵，以其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开榛辟莽，艰苦奋斗，持续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以丰富的内涵、卓越的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世界文化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这个伟大的文化创造不仅是中华民族独立思考、独立劳作的结晶，还是中华民族积极而主动与其他民族开展文化交流，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其他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就的结晶。独立地思考与劳作，积极地引进和吸收，是中华文化创造性的两个互相刺激、互相补充的方面，因而才有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 “博大”，包含着引进和吸收而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其“源流”，包含着不断从域外涌

进的涓涓文化细流。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视野来认识中华文化，认识中华文化史，那么，我们就会寻找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广博之源，寻找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众多汇合的 “源流”，因而也就会看到一番广阔的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大图景，更清楚地认识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和意义。

所以，中外文化交流史是中华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全球史的视野所认识和描述的中华文化史；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中华文化史的视野所认识和所描述的世界文化史。

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叙述，虽然早就有过断代的、局部的、分国别的研究，有过对这个过程的历史线索的勾勒，但所缺少的是宏观的、长时段的、全景式的、大历史观的全面梳理和系统论述，特别是缺少从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两个角度来说明中外文化交流史，缺少对外来文化 “内化”于中华文化历史过程的了解和认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给中华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也使中国的文化人开始认真反省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众说纷纭，

流派纷呈，但更多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所以“中西文化观”的论战此起彼伏。“中西文化观”的论战影响深远，还在影响着我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认识，影响着我们对外来文化的认知和态度。

这些看法和论战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并不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认识的全部。时代变化了，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也要变化，也要有新的认知方式，也要有新的对这个伟大历史图景的重新描绘。本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在全球史的视野下，通过对中国接受、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历史的重构，挖掘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揭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从而，也就揭示出世界文化史上各民族的交流与互动、东西方的对话与激励的绚烂多彩的景观。也许这样，我们对中华文化属性和特质的认识就更深刻、更全面，对全球文化史的面貌也就了解得更全面、更丰富。

我们对中华文化起源的认知，首先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原生性和原创性，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在少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独自创造出来的，因而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几大发祥地之一。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合适的。但是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实际上是一片极为广袤的大地，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从蒙古草原到南海诸岛，纵横几万里，包含着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而学术界共同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共生的。这样就使得中华文化在起源上蕴含了开放性和多种文化样式融合的基因，形成了宏阔博大的基质。二是在文化起源阶段，就是考古学上说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带已经与中亚、西亚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带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考古学已经提出了大量的证据，来说明这种文化联系可能是很早就发生了。这样，在起源上来说，中华文化就不是完全封闭的，不是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的。在那个遥远的年代，起源于中亚、西亚的物种、物产、生产生活用品以及艺术品，已经在中原有所传播，并对中华民族先民的文化创造有所影响和启发。

到了秦汉时代，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现了文化上的统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同时积极对外开拓和拓展，寻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现在的历史学家对张骞的通西域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张骞代表着汉王朝与西域地方交通的正式开通，意味着“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虽然在此之前作为欧亚大陆交通的大通道 “丝绸之路”已经商旅往来不断。与此同时，海上的交通也已经开辟。这样，中外交流就进入到一个崭新时代，出现了第一个大高潮。本书对此有详细的叙述，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西域、印度的物产、物种、技术等物质文明成果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艺术，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并且在很大范围内得到流传和推广，同时也刺激了中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佛教在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宏阔、气象万千的大时代，也是积极对外开放的大时代。唐都长安是当时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人员往来极为频繁，形成一个世界文化交汇的大景观。元代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为中西交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到了明代晚期，也就是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商船已经可以直达中国的港口，中西贸易十分繁荣，而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大批东来，他们不仅向中国传播了天主教，而且也把西方的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和艺术带到中国，在明末清初的宫廷和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举例子说，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在清宫廷服务数十年，开创了中国美术史上的 “郎世宁画风”。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就是传教士汤若望把 《崇祯历书》删改成 《西洋新法历书》，于清初颁行，称为 《时宪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东亚、西亚的范围，对欧洲有了比较多的了解。这是世界眼

光的扩大，也是中国人初步具有了世界意识。中国与欧洲，也就是东方与西方，开始了直接的交流。

以上所说的这些时代，虽然也有对外来文化的抵制、抗拒和否定，也曾因外来文化的传播引起文化冲突和震荡，但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是抱着积极的欢迎态度。不仅是有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利玛窦那些传教士，自觉地为这种文化传播作出了贡献，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对外来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从事大量的引进和吸收工作。比如佛教，有许多像法显、玄奘那样的僧人不远万里，赴印度取经求法，还有许多在国内的僧人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努力对这种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吸收，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文化传播，也得到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合作。正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融合，使其本土化，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才使得中华文化更为丰富，更为生机勃勃，更为辉煌灿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融入中华文化大海的，既有中华民族自身创造的大江大河，也有来自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涓涓细流。无论是大江大河，还是涓涓细流，汇入到一片大海之中，共同造就了大海的广阔。

以上是对清代前期以前，即近代以前中国接受和引进外来文化历史的简略概述。回顾历史，不仅要重绘那幅历史画卷，更要在这种重绘、叙述和解读中，总结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成就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历史经验，获得对历史的新认知，寻求历史的智慧，并以历史赋予我们的知识、智慧和营养来面对今天的文化和时代。笔者得出的认知和结论，是面对历史的新体会和新感受，本书均有展开。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上，在中外文化交流激荡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的广阔的文化胸怀、积极的开放精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将世界一切先进文化成果融入中华文化中的强大文化能力，是在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继承、要发扬的。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故宫学与沈阳故宫》《丝绸之路全史》《孔子西游记》等。

本套书共4卷，是一套展现中华文化接受、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学术通史著作。以时间为轴，从中华文化源起到19世纪中期，分四个时期来全面系统叙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接受和吸收多民族文化的基本史实。各个不同时期分卷中，涵盖了该时期物产、宗教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思潮等的文明互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海外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完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