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模式研究

    第一章  印度文化的一般考察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空间和历史环境下成长和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品格。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民族历史，总是记载在文化的形貌中，通过文化表达出来。因此，文化总是民族的文化，特定的群体的文化，极具空间的个性。当我们试图把握印度文化模式时，我们不可不对印度文化作一番追根寻源的考察，梳理印度文化的根源和脉络，探究影响印度文化的主要因素，进而总结出印度文化的一般特征。
    第一节  印度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今天印度的许多特点与古代印度一脉相承，经历了殖民统治，特别是半个世纪的独立后，印度变化巨大，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但是传统积淀的旧因素在许多方面仍与现实生活并存，在印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历史与现状就这样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印度的发现》中，尼赫鲁就历史与现在的关系做过这样的阐述：“我们之所以为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过去’而来的。我们是‘过去’的产物，而且我们是沉浸于‘过去’中来生活的。不了解‘过去’，不感觉到‘过去’是我们心灵中一种活的东西，就是不了解现在。将它和‘现在’结合起来并将它扩展到‘未来’去，在不能这样结合的时候，就和它截然脱离。”高善必在其著作中也指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过程。从过去认识现状，也意味着根据现状来了解过去……通过古今相互的联系来促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过去和现在。”知印度之古，可以有助于了解印度之今。我们不沉酣往昔，也不应使自己与过去割断联系，而是要认识和理解过去，将其作为认识现在的钥匙。从过去认识现状，也意味着根据现状来了解过去。因此，为了研究印度文化，我们探索的目光不得不转向古老的过去。
    纵观印度历史，可知印度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异民族征服的历史”，印度的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地接受异质文化挑战、不断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一次次异族的入侵带来了印度种族的混血以及文化上的对立、冲突、交流和融合，也给印度文化带来新的因素。按照刘建、朱明忠和葛维钧在《印度文明》一书中的观点，印度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史前至公元10世纪为古代文明阶段，公元10世纪至17世纪为中世纪文明阶段，17世纪至今为近现代文明阶段。对于在这数千年的历史中孕育的印度文化，圣雄甘地曾这样描述过：“印度文化只有三种要素，（一）耕田的犁；（二）手工的纺织机；（三）印度的哲学。”难道悠久、绵长的印度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印度文化可以如此简单概括吗？印度社会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耕田的犁”、“手工的纺织机”一直支撑着它经济的发展，成为物质基础，“印度的哲学”也千百年来哺育着它的人民，变成思想基础，这两方面支撑起了古老而神奇的印度。因此，甘地所总结的三要素的确一语道破了印度文化的本质，只有把握这一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印度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实质。循着这样的目光，我们去探究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化。
    一、印度古代文明
    （一）神秘自在的印度河文明
    印度文明的古代阶段是其发祥、孕育并臻于成熟与全盛的阶段。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在印度生活，并留下了史前文明的种种遗迹。大约一万年前，在印度河平原的西缘，出现了印度最早的村庄。随后，外来移民纷至沓来，他们或携带货物寻求商贸机会，或统辖军队以图占领土地；游牧部落驱赶着牲畜寻找肥美的水草，农耕部落则挈妇将雏，寻找宜农土地与栖息之所。到公元前3500年，农业文明已经遍布印度河平原。印度河流域农业和原始文化的发展，为随后出现的印度河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印度文明是古老的。日本学者中村元说：“印度河文明的发现，不仅使人们对印度史、印度思想史的传统观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使他们对世界史、人类文明史的观点也发生极大的改变，根据传统的观点，人们一向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但现在，就必须把印度河流域也算在内了。埃及的第一王朝据说是从公元前3100年左右开始的，印度河文明也大体开始于这一时代。仅据发掘所见，这个巨大的文明不仅显示出与埃及、特别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类似之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后者。”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地域辽阔，“这是一片比当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覆盖的面积合起来还要广袤得多的地区。整个地区达到很高的生活水准，它几乎反映到生活的每个领域。”它以城市文明为主要特征，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城市遗址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它不是一个初期的文明，而是一个在印度土地上的年代悠久的文明，里面蕴藏着几千几万年的人类努力”，其城市街道宽阔，布局合理，住房设施完善，街区排水系统良好，从城市建筑可以看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穷人和富人在生活上的明显区别。城市以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为主，更多的地区的居民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像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文明一样，农业是印度河流域经济的主要成分……最显著的农业成就是棉花栽培。”从考古中发现的用铜和青铜制造的各种工具和各种用具，我们可猜测印度河流域文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印度河流域人民具有高度发达的制作立体石雕的技艺。摩亨佐。达罗出土了引人注目的蓄须男子的皂石像，他被设想为一个祭司，向内注视的双目和宁静的表情显示出沉思冥想的神情。”棉纺织片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棉纺手工业已经发展：两河流域物品的发现证明海上贸易已相当的普遍；印度河流域艺人最擅长的是制作印章，从广泛使用印章推知“印度河流域的人民已经是识字的人。”“女子梳发和打扮自己有种种不同的方式，说明生活并不只是辛劳而已”。与印度河流域的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相应的是形形色色的宗教习俗，从出土的许多印章、赤陶塑像、石雕神、护身符等可推测，印度河流域居民似乎崇拜动物、植物、女神还有男女生殖器等很多神。可以说，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当时已经达到了辉煌的阶段。
    从公元前2000年起，印度河文明在二三百年之间冰消瓦解，原因众说纷纭。尽管印度河文明由盛而衰，但它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地留在了印度民族，为它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对后来印度文化的发展大有影响，它的许多成就通过后来文化的继承而流传下来。
    印度河流域文明没有因这个文明的毁灭而泯灭，它仍然在次大陆后来的文化中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中村元在《印度河文明》中就指出，从遗品推测出的印度河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手段，和今天印度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差异不大。就某些场合而言，甚至可以说非常类似（例如，如果把在这些遗址所发现的农具与车子同古代佛教雕刻所反映的农具与车子，以及现在印度农村所使用的农具与车子作一比较，它们之间差异之小是令人吃惊的）。《印度文明》一书中也认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阳物崇拜以及某些动植物的崇拜，都可能是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居民那里继承的；印度的某些风俗习惯也是从印度河文明继承而来。回首印度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每当印度河水泛滥，城市被淤泥埋没后，印度河文明各城市总是就在同一地点，在被埋没的城市上面又建设起几乎完全相同类型的新城市。”这种现象成为了印度历史上独特的景观，印度河文明这种惊人的持续性，至今仍是印度民族显著的特点。
    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印度文明史的起点，其流传下来的因素构成了印度文化的渊源，柴尔德教授写道：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表现出一种使人类生活适合于特殊环境的非常完备的安排，只有多年的、充满耐心的努力，才能有这种结果。而这种文明已经长久保持下来了。它既表现印度的特色，并且构成了近代印度文化的基础。尼赫鲁对这种文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印度历史的黎明时期，它不是以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的姿态出现，而是以一个多方面业已长大成人的姿态出现。并不忘怀生活，并不沉溺于模糊渺茫不能实现的超自然的世界的梦想里，而是造成艺术和人生乐趣上的重大的技术进步，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些引起美感的东西，而且也是现代文明中切于实用的而且更典型的象征——良好的浴室和排水系统。”
    （二）辉煌独特的雅利安文明
    历史上政权的分裂与统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许多国家历史的规律。涉及具体案例，情况迥然不同。印度数千年的历史虽然经历几次统一，但每次的统一时间很短，绝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地方割据和分裂局面，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著作《全球通史》中指出：“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度的全部历史“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是一个接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外来民族陆续进入印度次大陆，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北印度或南印度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相互征战不已，相互吞并。只有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可以说是统一的帝国，但即使在这短暂统一的年代里，各地方势力、各地的藩国也依然存在，因此，印度的历史是政权分裂与统一交错的历史。
    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北印度进入吠陀时代。“起初，他们（雅利安人）四处游荡，跨越旁遮普平原寻找牧场……最后他们作为一些小的村落共同体定居在森林中开辟出来的空地上，并逐渐从事农耕。”印度古代文明的又一辉煌篇章由此展开。吠陀时期雅利安人在其东进过程中，为谋求政治优势而进行的内部斗争经常发生．与土著居民的部落斗争也不断出现，到吠陀时代后期，印度社会仍旧处于多国并存的分裂之中。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至半岛边缘地带的这一辽阔区域一直处于不同国家的统治之下，北印度的16个强国彼此对立，互相攻伐，不断争雄，被史学家称为“列国时期”，这一时期是印度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公元前4世纪时，印度富庶的名声远播欧洲，亚历山大大帝挥师东征，饮马印度河边，却没敢贸然进犯实力强大的难陀王朝，很快退出了印度，但有一些人留在了旁遮普及西北边境，成为印度与西方文明的一次重要的接触和交流。公元前321年，在亚历山大撤离印度河后不久，月护王建立了孔雀王朝，统一了北印度。“在阿育王时代，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建立了，该体制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帝国思想在印度表现出来，这还是第一次。”孔雀帝国国力强盛，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实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统一。经过了孔雀王朝灭亡后五百年的战争和分裂，公元3世纪，摩揭陀国君主旃陀罗一世乘机兴起，夺取华氏城，建立了笈多王朝，印度再次得到了统一的机会。经过娑摩陀罗·笈多和超日王的统治，笈多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另一个辉煌的大帝国，其版图堪与孔雀王朝媲美。笈多帝国在厌哒人屡屡入侵和地方政权纷纷独立的冲击下崩溃后，一切小国在它的废墟上涌现出来，他们互争雄长，残酷厮杀，使印度又出现了历史上的黑暗的年代。
    纵观印度整个古代时期，小国之间的征战从未有过停止，即使是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的霸业也未达到整个印度。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使印度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多样的人种、众多的民族、繁杂的语言也使印度难以形成民族的认同，更难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凝聚力，农村公社的自给自足和封闭保守以及种姓制度的严格界限和束缚，这些都为印度的分裂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使印度“分裂与统一的交错”成为传统，“分裂多于统一”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这种“分裂的历史”也使印度文化保持了地区上的独立性、多元性、保守性。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与当地的达罗毗荼人不断交流融合，创立了吠陀教和吠陀文化，成为后来指导印度人民思想和生活的印度教文化的前身和基础；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沙门思潮”，促使以反对婆罗门的至高无上地位和种姓制度的两种宗教——佛教和耆那教诞生，使印度的古代文明出现了辉煌灿烂的局面。
    大约公元前20世纪开始，雅利安人陆续地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在这里定居下来，成了后来印度人的主体。“雅利安”（Aryan）意为高贵的人。这个词出现于吠陀经典，是他们的自称。雅利安人并非一个种族，过去欧洲学者把他们视做一个种族已被否定。他们有可能有不同的部落起源，并经历了多次部落的分化与融合，共同点是都属印欧语系。作为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首先占领印度河上游的五河流域，身材高大的雅利安人善骑马和驾驭马拉战车冲锋陷阵，战胜了装备比自己低劣的原住居民，他们的活动加速了印度河流域原本半干早的荒漠化进程。他们进入恒河流域，使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带从印度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恒河之滨。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是一个游牧民族，还处在部落社会后期，以畜牧为主，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也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征。雅利安人虽然是征服者，但他们原来的经济文化水平并没有土著人——达罗毗荼人发达。占领印度河流域后，雅利安人结束游牧生活，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懂得利用河水灌溉土地，并逐渐地吸收和接受了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雅利安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与当地原有的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影响，汇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高善必认为：“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印度各地，不仅先进移民影响了土著居民，而且新来者（在不宽容的穆斯林到来之前）还采用了他们的信仰与风俗习惯。”尼赫鲁曾把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进行过比较，他说：“古代印度，像古代中国一样，自成一个世界，它本身就是形成一切事物的一种文化和文明，外国的势力灌输进来常常影响了这个文化而又被它同化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的达罗毗荼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古代的婆罗门教文化。《梨俱吠陀》是初期婆罗门教的最重要的经典，其中显示出婆罗门教基本特点：其一是多神崇拜，其二是盛行祭祀之风，其三是“瓦尔那”制度开始确立。随着《耶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和梵书的形成，婆罗门教从幼年走向成熟，以祭祀为中心的早期婆罗门教，上升到一个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特征的新阶段。崇拜的神灵的数目增加和祭祀之风的更加盛行，吠陀时代婆罗门祭司的地位逐步上升，使他们不仅成为宗教的主宰者，而且也成为文化知识的垄断者，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婆罗门僧侣阶层，凌驾于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之上，俨然变成了“人间之神”。脱离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婆罗门阶层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古老的印度社会进一步的文化诉求奠定了物质基础。高善必对于这种状况做了一个精辟的也是很形象的解释，“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础都在于除了能满足实际粮食生产者的需要之外还能够提供过剩的粮食。”随着雅利安人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吠陀时代印度生产力水平不断地提高。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利安人占据印度土地已大大增多，印度一雅利安语言通用的范围也相应扩大。成为后期印度教文化核心精神的梵我同一、业报轮回、践行达摩、精神追求等思想开始形成，被婆罗门加以宗教化、神圣化的印度教文化主要特征的种姓制度业已建立。对此，巴沙姆在《印度文化史》的“绪论”中写道：“（至此）整个次大陆由一种共同的文化联合到一起。雅利安人是这一共同文化的初创者，而达罗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也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

    姜玉洪，男，1968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97年8月至1998年8月，受国家教委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进修学习；2003年8月至10月，在印度德里大学访学，现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主持、参与多项省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编著3部，曾获黑龙江省人文社科奖、省高校人文社科奖多项，是黑龙江省首批宣传文化系统优秀青年人才。

    在印度、中国以及西方，关于印度文化和传统的书籍为数不少，其中，给戢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当数A.L.巴沙姆的杰作《神奇印度》（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这本书完成于1954年，是为了迎合西方学者和读者的口味而作的。毫无疑问，巴沙姆的这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对古老印度的追思。然而，他对作为印度主流宗教的印度教表现出了不必要的苛刻。在中国，关于印度文化和历史的作品并不多。季羡林、金克木、林承节、黄心川、王树英等杰出的教授和学者的作品也被地理政治学的影响所掩盖。正因如此，姜玉洪教授的这本书适时地出现，并为中国的印度文化研究做出贡献。他的著作不仅尽力填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也充分展示出了他对印度文化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理解。他通过“梵我同一”（Brahmatmaikyam）、“解脱”（Moksha）和“达摩”（Dharma）等观点展示出印度精神、社会和文化规范，使我们窥见到了印度的过去。同时，他通过指出在全球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印度文化将不会丧失其独特的个性的观点来展望印度文化的未来发展。不仅如此，姜玉洪教授还观察到，印度文化将在面对外国文化挑战时加快反思和融合，使其更具合理性。
    这本书可以吸引更多的从未读过类似书籍或是有兴趣了解印度的中国读者。姜玉洪教授在印度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亲历了印度文化。若要触及一个有多个种姓、多种宗教信仰、多个民族、多样人种、使用多种语言的印度的每一个文化层面绝非易事。急剧的改变导致生活形态的均匀化以及个人特征和文化表达的模糊化，这一切又加大了这个任务的难度。然而，姜玉洪教授却公正地将印度的文化传统与今日印度的时事变更联系在一起。

序（中文）
序（英文）
绪论
第一节  印度文化的特殊性
第二节  国内外印度文化研究述评
第三节  文化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第四节  本书研究的思路
注释

第一章  印度文化的一般考察
第一节  印度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影响印度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印度文化的基本特征
注释

第二章  印度文化的核心精神
第一节  印度文化的定位
第二节  印度教文化的主体地位
第三节   印度文化的核心精神批判
注释

第三章  东西方比较视野中的印度文化
第一节  东西方文化之比较
第二节  中印文化之比较
注释

第四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印度文化
第一节  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第二节  全球化与印度本土文化
第三节  印度本土文化的现实命运
第四节  印度本土文化的未来展望
第五节  印度文化模式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启示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