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欧亚地区导弹防御政策研究

美国欧亚地区导弹防御政策研究第一章绪论第一章绪论〖1〗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导弹防御问题最早起源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战略博弈。由于核武器毁灭性打击能力和导弹快速突破地理空间限制能力的结合，彻底改变了传统战争的模式、性质，颠覆了各国对于领土安全的理解，作为有效应对和反制对手的手段，导弹防御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关注，相关政策制定始终是一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部分。美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技术。本书研究的对象是美国地区导弹防御政策，目的是通过比较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欧洲和亚太两个地区所采取的导弹防御政策的异同，分析美国地区导弹防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而结合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导弹防御政策在欧亚两个地区产生的影响和实施效果，预测未来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导弹防御政策的调整方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美国导弹防御政策是由美国政府制定的，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发展方向，装备部署的类别、数量和位置，以及所要实现的目标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做出的规定和说明。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伴随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的演变而不断调整，美国地区导弹防御政策就是美国政府专门针对其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部署和目标的规定和说明。“地区导弹防御系统” 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经历了近60年的发展演变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正式形成的，该系统既有对以前导弹防御系统构成的传承延续，也有新的变化发展。因此，厘清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过程，是准确认识美国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构成和本质的基础。（一）奥巴马政府以前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演变美国的导弹防御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首先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的刺激，美国萌发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想法。1956年，美国在已有的防空导弹基础上，决定发展一种以城市为主要防护对象的核拦截系统，即“奈基—宙斯”导弹防御系统（Nike-Zeus）。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决定对第一代反导系统进行改进，在全国25个主要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城市周围部署导弹拦截装置，建立全国性的导弹防御体系，并将其命名为“哨兵”系统（Sentinel）。尼克松上台后，将美国的战略空军基地和华盛顿作为首要防御目标，将人口和工业重心降为次要防御目标，并将新反导系统改为“卫兵”系统（Safeguard）。1983年，里根总统提出其导弹防御系统构想——“战略防御倡议”（SDI）。该倡议包括“五类技术”和“四层防御网”拦截模式。“五类技术”指：监视、捕获、跟踪和拦截技术，定向能技术，动能武器技术，系统分析及作战管理技术，抗毁和致毁技术；“四层防御网”指针对弹道导弹的四个飞行阶段（助推阶段、末助推段、中段和末段）分别部署相应装置进行拦截。该倡议标志着现代导弹防御系统的真正出现。此后美国所有的反导系统设计都以此为雏形。老布什执政初期继续推行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准备尽早部署全面导弹防御系统，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有必要斥巨资继续发展战略防御系统展开了论战，出现了“国际军控派”和“战略防御派”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前者强调美国应当谨慎地对待国家导弹防御，坚持军备控制优先原则，要求在国内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考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后者则主张美国应该积极发展和尽快部署全面、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不应该受国际条约的束缚。后者认为，美国在冷战后面临着复杂的安全环境，导弹及其扩散威胁给美国的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首先，俄罗斯意外发射或非授权发射可能性增大。冷战使美国面临“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但失去了强有力中央控制的苏联核武库可能带来新的危险。俄罗斯国内形势的不稳定必定削弱其军事力量的凝聚力，恐怖分子有可能因此控制远程导弹，使得意外发射和非授权发射的可能性增加。吴莼思在《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一书中指出，核导弹散落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成为国际安全领域新的不稳定来源。其次，美国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导弹威胁增加。美国国内保守派强调，导弹技术已经扩散到很多国家，其中许多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怀有敌意。 James M Lindsay, Defending America: The Case for Limite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3如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敲响了弹道导弹在第三世界扩散的警钟。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海湾战争不是第一次使用弹道导弹，更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使用，我们必须估计到将会有更多的国家获得弹道导弹并会在未来的冲突中使用，因此我们计划要求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从而避免美军在未来更先进的弹道导弹攻击面前束手无策。”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美国国防部报告：海湾战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国际军控派”对于“战略防御派”的观点有不同意见：首先，不应过高估计俄罗斯意外或非授权发射的可能性。意外发射远程弹道导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发射远程导弹需要几个独立的系统同时正确完成打开地下发射井门、发动机点火、弹头解除保险等工作。在高技术时代，没有统一指令，多个系统准确协调是不太可能的。 孙逊、潘远强：《冷战后美国核威慑政策与国际战略稳定》，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另一方面，未经授权发射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核大国都相当重视这类问题，对核武器都建立了电子锁等受到中央控制的保险系统。 朱强国：《美国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的动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其次，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本土构成导弹威胁并不现实。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马修·布恩认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发展的是近程或中程弹道导弹，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只需要战区导弹防御就可以对付；另一方面，制造威胁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需要十分复杂的技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巨额资金，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具备中国的基础。因此，至少在10年内，中国仍然是唯一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威胁美国的发展中国家。 Mathew Bunn,“Bush Announces New Star Wars Plan to Protect Against Limited Strikes，” Arms Control Today, March 1992, p21两派的辩论结果是1989年老布什总统提出对“战略防御倡议”进行新的评估，以适应正在出现的“世界新秩序”。1990年3月，美国驻日内瓦首席军控谈判代表亨利·库伯提交了《战略防御倡议评估报告》。报告认为：“未经授权的、恐怖分子持有的有限的导弹进攻是最大的导弹威胁；由于弹道导弹技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海外驻军面临的短程导弹威胁不断增长。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应该调整该倡议，集中发展针对有限打击的、而非苏联数以千计的导弹进攻的防御系统。” 孙逊、潘远强：《冷战后美国核威慑政策与国际战略稳定》，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基于此，1991年，老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家战略1991—1992》中将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重心从防范苏联大规模导弹攻击转向应对有限导弹攻击，提出“防御有限打击的全球保护系统”（GPALS）。该系统的最大变化就是将导弹防御的范围从美国本土延伸到海外。GPALS由陆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陆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天基全球防御系统（GD）三部分构成。其中TMD就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前身。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由TMD和NMD构成，前者用来保护美国海外驻军及其盟友，后者用来保护美国本土。克林顿政府认为，当时的美国本土不会面临来自他国的弹道导弹攻击，因此以TMD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的重点。1993年9月，美国国防部《防务全面审查报告》指出：“尽管弹道导弹正在向更多的国家扩散，但威胁主要来自针对美国海外驻军和盟友的战区导弹，美国本土面临的导弹袭击降至次要地位。这是因为远程导弹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有三大类：一是俄罗斯或中国主动攻击，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二是这两个国家意外或未经授权发射的导弹，由于这两个国家看起来都保持着有效控制核武器的手段，可以避免这样的事件发生，这也是不可能的；三是从潜在的敌对国家出现的新增远程导弹威胁，而几年内没有哪一个对手会获得这一能力。” 朱强国：《美国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的动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5页。在这一防务思想指导下，1991年2月2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在提交新政府第一份国防预算时提出，将把发展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列为“最优先项目”，把国家陆基导弹防御系统列为第二位，并指示战略防御局（SDIO）削减GPALS中某些项目的预算经费。 Dunbar Lockwood,“Clinton Provides Outline of Defense Spending Cuts，” Arms Control Today, March 1993, p221993年5月13日，阿斯平正式宣布结束SDI计划，将其改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BMD），并将战略防御局更名为弹道导弹防御局（BMDO）。新计划将NMD降格为“技术准备阶段”，即只发展相关技术而不实际部署，目的是保持技术储备。虽然小布什时期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在继续调整，但是在名称上BMD被此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所沿用，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自此进入BMD发展阶段。小布什总统认为，美国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已经不是传统的军事进攻，而是恐怖分子与“无赖国家”用新技术手段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发动的不对称袭击。他还表示，为了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建立NMD的成本是值得付出的，而《反导条约》阻碍了美国在这方面的选择。孙逊、潘远强：《冷战后美国核威慑政策与国际战略稳定》，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因此他上台后不久就废除了《反导条约》，并对BMD的构成实施改革，不再对导弹防御系统的防御范围进行人为区分，TMD和NMD被整合为“一体化分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调整使得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部分地恢复了“星球大战计划”，再次进入全方位、多层次、迅速发展的阶段，只不过这次调整有了前期的充足技术支撑和资金保障，势必在反导系统的实际部署和政策落实上有一个质的突破。（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地区导弹防御系统与相应政策自小布什取消对TMD和NMD的区分之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统称为BMD。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仍然对二者进行区分。原来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美国本土，主要使用战略反导装备，用以拦截攻击本土的远程和洲际导弹；原来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海外，主要使用战术反导装备，用以拦截攻击美国在海外各战区范围内的短程和中程导弹。按照新的组织结构运行后，美国用以拦截攻击其海外目标的导弹防御系统本质上就是原来的TMD。2010年，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用以阐述其弹道导弹防御政策最重要的官方文件《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BMDR）。报告将美国面临的导弹威胁分为国土威胁（the Threat to the Homeland）和地区威胁（Regional Threat），并分别给出了具体的导弹防御能力建设安排。其中地区威胁指美国在欧洲、亚太和中东三个地区的海外驻军、盟国和伙伴国所面临的导弹威胁。由此可见，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在海外的部分正式由防御六个战区 美军将全球分为六大战区，分别是北方战区、南方战区、太平洋战区、欧洲战区、中央战区和非洲战区。的TMD过渡到防御三个地区的“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由于沿用了小布什的“一体化”反导系统建设思路，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对BMD进行明确划分，因而该系统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只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独立于美国本土的反导系统而存在。BMDR在阐述美国下一阶段在上述三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思路时，提出了“分阶段适应性方案”（PAA）。该方案就是奥巴马政府的地区导弹防御政策纲领。（三）本书对奥巴马政府地区导弹防御政策研究的意义在核禁忌条件下，一国直接使用战略核导弹打击对方领土而引发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可能发生的国家冲突中，一国有可能使用短程或中程导弹打击美国的海外驻军及其盟友。因此，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地区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对奥巴马政府的导弹防御政策，特别是地区导弹防御政策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从研究的现实意义上看，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萨德”入韩事件已经明显暴露出美国试图通过反导系统建设，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军事力量的政策目标。而在欧洲，奥巴马执政期间，尽管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存在博弈，但相对于小布什政府的反导政策，表现得更加缓和。美国政府对地区导弹防御政策的调整说明其对全球战略威胁的判断正在发生改变。（一旦美国将其全球主要战略威胁的矛头对准亚太，我国将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受到全面遏制。作为美国加强地区导弹防御体系的主要对手之一，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地展开研究，才能知己知彼，做好应对。此外，奥巴马任期已经结束，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将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分别执行什么样的地区导弹防御政策还有待观望。本书将尝试对其进行预测。）从研究的理论意义上看，本书创造性地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美国地区导弹防御政策展开分析，为其他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政策存在着大量的异同点。通过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此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军事技术的革新，一些经典军控理论可能不再适用于目前更为现实的常规武器威慑和局部军事冲突。本书吸收借鉴了多种国际政治和军控理论，并在运用过程中探讨了其现实价值和缺陷不足，丰富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目前国内外缺乏有关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地区导弹防御政策成因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类似研究主要零星地分散在某一相关的具体事件的研究中。但是，有关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可观，其中的许多分析方法和经典理论对于本书的研究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下面分别从国外和国内两个层面对有关美国导弹防御政策问题的研究进行文献总结和分析述评。（一）国外研究现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军控和安全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大量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专著先后问世。其中与导弹防御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战略稳定性理论和威慑理论。战略稳定性理论是冷战期间指导美苏处理彼此战略武器关系的军控理论，又称经典军备控制理论，其理论核心是通过调整相关各方的军备格局来调整发动战争的收益和成本，由此降低相关各方发动战争的意愿。相关研究代表成果有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谢林从博弈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冲突的策略》和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格拉泽从攻防角度出发撰写的论文《什么是攻防平衡以及我们可否对其进行测量》。谢林指出,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的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可以增强其谈判的地位，而拥有更多相继决策权却可能伤害其利益。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8-34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放弃或削弱自己的防御能力有时会比寻求攻防兼备的实力更有利于一国的安全利益。从攻防角度研究战略稳定性的军控理论被称作“一般性攻防理论”，主要用来研究武器格局对战略稳定性的影响，其与导弹防御问题之间的关系在本书第二章会有更加详细的阐述。 有关“一般性攻防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Charles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1988, pp44-83迪恩·威尔金从各类反导系统的性能出发，在《弹道导弹防御与战略稳定性》中研究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对战略稳定性的影响，其结论是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对其安全环境弊大于利。 Dean A Wilkening,“Ballistic-Missile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Adelphi Paper, Vol331,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71-74总的来说，战略稳定性理论认为,通过军控来实现安全是可能的，一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会诱发“军备竞赛”，从而降低战略稳定性。 参见Steven Miller, “The Flawed Case for Missile Defense,” Survival, Autumn 2001, Vol43, No3, pp95-109; Mc George Bundy, etal,“The Presidents Choice: Star Wars or Arms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4/1985, Vol63, No3, pp264-278威慑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展示本国的军事力量，使对手放弃采取对自己不利的行为。威慑按防御范围可以分为“中央威慑”和“延伸威慑”。后者指威慑实施方将其用来保护本土的威慑承诺延伸到第三国。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就是为该地区的盟国提供延伸威慑。经典威慑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利弊给出过定论：即核对抗任何一方的战略防卫体系是导致核威慑崩溃的一大不稳定因素。 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第51页。这是因为如果一国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就会降低该地区对手的威慑能力而打破相互确保摧毁的平衡，进而诱使双方发动针对彼此的“第一次打击”，致使地区稳定性下降。迈克尔·英特里盖托在《避免世界末日的军备竞赛出路》一文中指出，“加强了防御能力的一方将更加敢于冒险，促使对方也铤而走险谋求先机”。 Michael Intriligator,“Non-Armageddon Solution to the Arm Race,” UCL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Strategic Affairs Reprints, No1, 1985, p9斯蒂芬·埃弗拉在《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中认为，延伸威慑战略的成功取决于进攻性战略，而着眼于防御将使威慑变得消极而无效。 Stephen Van Evera,“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1998, pp5-44冷战结束后，有美国学者开始借助“条件威慑理论”（Conditional Deterrence）质疑经典威慑理论和战略稳定性理论中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消极评价。条件威慑理论最初由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在1980年提出，冷战后该理论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并不断完善发展。 相关研究可参见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470-506; Ronald L Ta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John Gibilterra,“Conditional Deterrence and Missile Defens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34, No1, 2015格伦·斯耐德在《威慑与防御：国家安全理论》一文中认为，有限地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增强拒止威慑能力，使对手放弃“第一次打击”而提升地区危机稳定性。 威慑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报复性威慑”和 “拒止威慑”。后者指通过展示抗打击能力使对手意识到其攻击行为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放弃不利于己方的行动。参见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3-16约翰·吉比尔特拉在《条件威慑和导弹防御》一文中提出，有效的导弹防御能力还可以通过增加他国发展弹道导弹技术的成本，降低其他国家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的兴趣，提升该地区的军备竞赛稳定性。 John Gibilterra,“Conditional Deterrence and Missile Defens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34, No1, pp64-73该理论的反对者，即经典威慑理论的支持者主要从两方面对其加以反驳：一是以迈克尔·梅耶尔为代表，他在《美国导弹防御战略：参……

孙逊，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授、博士。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大国战略、中美关系、军备控制与裁军。曾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法国高等防务学院访问学者。出版专著《冷战后美国核威慑政策与国际战略稳定》《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

韩略，毕业于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职于军内某单位。研究方向是美国军事战略和军控理论，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为了寻求绝对安全，除了对威胁本土的导弹进行战略防御，美国将防御对象延伸至海外，不断加强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本书采用比较研究的视角，系统梳理并深度剖析了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政策调整，探索其政策调整背后的理论逻辑和特点规律，不仅是一本军备控制领域的理论专著，也是一份美国安全战略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