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38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十五日，正是元宵佳节，大明四川省重庆府城的演武场上却是一片肃杀景象。演武场上早已建起一高坛，坛上并设天地、日月、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先圣、先贤之神位，一面“李”字帅旗飘在空中虎虎生威，四川总兵、司、道及大小文武官员俱已到场，坛下官兵均身披戎装、荷戈持戟肃穆而立——显然这事极为重要。这时一位中年人缓缓登坛，掏出早已写就的敬天盟书高声念道：“春秋之义，人臣无将。汉法所诛，大逆不道。逆贼杨应龙，本以夷种，世厕汉官，被我冠裳，守彼疆土，辄敢忘天朝豢养之恩，恣鬼国凶残之性……夫神护国佑民以食其报者也。神不明则士不奋、贼不灭、民不安，不能充礼于神，亦有不利焉。惟明神实图利之！”

这位主持敬天告神之事的正是时任川湖贵三省总督兼四川巡抚的李化龙，本已在家休养的他，前一年即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突然收到朝廷旨意起复，令其速速前往四川处置杨应龙叛乱一事。李化龙岂敢怠慢，当即启程赴川，于六月初到达成都。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面对杨应龙的十余万军队，李化龙调动了全帝国24万大军进行平叛。正月十五日这天，李化龙于重庆府城演武场登坛誓师，并定于二月十二日，大军兵分八路一齐出兵剿杀。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征——播州之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役。这场大战直接宣告了统治播州725年的杨氏土司的败亡。

建功播州

播州即现在贵州遵义，明人王士性评价播州“东通思南，西接泸，北走綦江，南距贵州，万山一水，抱绕萦回”，简直是“天生巢穴”。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了杨氏家族割据更为优越的条件。在西南地区也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思播田杨，两广岑黄。”这四个家族俱是西南地区实力强劲的大土司。

关于播州杨氏族源，史学界多有争论。按照明初大文学家宋濂所著《杨氏家传》及清官修《明史》等著作所言，播州杨氏土司始祖杨端是太原人，由此观之似乎属汉族。不过不仅明朝皇帝把杨氏看作夷人，“故有杨氏为夷长”（《明神宗实录》卷355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平播督臣李化龙亦如是，说“贼杨应龙，本以夷种，世厕汉官”（《明神宗实录》卷345万历二十八年三月），并不把他们看作是汉人。谭其骧先生认为杨氏应该是罗族（今彝族，也有称其为杨保族的）人，其后学界又产生了土家族、仡佬族、苗族等多种说法。所以杨氏到底是何族属，史学界并无统一意见。

最早在播州裂土世袭的并非杨氏一族，而是罗氏。唐大历年间，西南地区反叛，朝廷以罗荣为帅南征。罗荣剿抚并行，成功平叛，于是朝廷羁縻其地，命他世代镇守播州，“编户立差，厘然画一”（《道光遵义府志·土官》）。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入侵播州，水西闽族响应南诏攻陷播州。已经传了四世的罗氏家族当家罗太汪年少而孤，势力单薄不能抵御，只得遁走。

此时的唐朝已非当年，对于收复失地一事力不从心。中央政府不但无法有效控制地方藩镇，农民起义也正轰轰烈烈，去边疆收复失地确实困难。于是乾符三年（876年），唐僖宗下诏广募天下骁勇兵士前往收复失地，相传其中就有播州杨氏始祖太原人杨端应募而往。杨端携八姓①族人兴兵，自泸州合江入白锦堡（亦作“白绵堡”，位于今遵义市播州区），联结当地豪强庾、蒋、黄三氏，出奇兵大破敌军，逼罗族、闽族人①纳款结盟而退。此后杨氏世代盘踞于此地，并世袭其职，长达725年。当时随杨端平定播州的其余几个家族，也被朝廷允许世袭留守，罗氏也复居于播。此后，这几个家族和杨氏共同统治着播州一地。

播州长官传至杨端的五世孙杨昭时，遇到了绝嗣的大问题，于是选择了其叔父的孙子杨贵迁继承②。也是从杨昭开始，杨氏家族一度分裂内乱，杨昭的两个兄弟杨先和杨蚁分别自立。杨蚁纠集外族入侵，结果被打败，遁走。此后杨家分为“上下杨”两支，“上杨”居播州，“下杨”居白锦，两者以江水为界，《宋史》也称作大小播州（叶成勇《论唐宋时期播州“上下杨”与“前后杨”》）。大观二年（1108年），“下杨”杨光荣、“上杨”杨文贵争献地入宋，宋廷则分别改置为播州、遵义军。这种同室操戈的局面在播州持续了六世之久，直到杨轸执掌播州时，两家才和解。到杨轸之子杨粲当政时，“上杨”才收服了“下杨”，两家重归统一。而播州杨氏也正是从十三代杨粲开始，才逐渐强盛起来。（《道光遵义府志·土官》）

播州杨氏从杨选开始，到后来的杨轸杨轼兄弟、杨粲、杨价、杨文一直致力于推广儒家教育，接纳从蜀地来避难的汉人，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和技术。杨粲性孝友、安于俭素、治政宽简，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播州发展的政策，如建设学校培养人才，大兴文化教育事业等。同时杨粲作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侫，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以此严格规教杨氏子弟。在杨氏家族的治理下，播州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播州世俗大变。

杨选嗜读书，杨轼留心艺文，杨粲建学养士，杨价时期准许播州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极大地推动了播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内部百姓的文化素质。整个南宋时期，播州有八人中进士，大破“天荒”，这与杨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陈季君《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

杨价、杨文两任首领，积极响应南宋朝廷的征调，屡次参加南宋西线前方的抗蒙战事，后因有功，受赐“雄威军”之称，且屡次加官晋爵，更显荣贵。在宋蒙战争期间，播州人才冉琎、冉璞兄弟，还接受宋军大将余玠征辟，参与了抗蒙事业。

宋亡后，元世祖遣使者前往招降播州首领杨邦宪。杨邦宪捧诏而哭三日，最后遣使纳款，献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地以降。至元十四年（1277年），杨邦宪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故土，将五百年，今愿纳土内附。”元廷授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边宣抚使”，至此播州杨氏正式成为元朝统治下的一处土司。至元十八年（1281年），杨邦宪升任播州宣慰使。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杨邦宪之子杨汉英与其母亲田氏朝觐元世祖时，被元世祖夸赞“是儿真国器也，宜以父爵赐之”，于是赐蒙古名赛因不花给杨汉英。日后杨汉英凭“杨赛因不花”之名列入《元史》传记，是播州杨氏家族二十七世三十任首领中，唯一被列入正史传记的一位。

元朝针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唐宋的羁縻制上又有了创新，发展出了“土司制度”，形成了一些初步管制约束土官、土司的办法。如新老土官、土司亡故继承，必须要有朝廷批准，由朝廷正式授予官职，赐予诰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金（银）字圆符①等信物。

元朝首先在发展较好的地带设置军民总管府，其下设土府、土州、土县等。在边陲要冲地带，则设立宣慰司，其下设置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除军民总管府外，其他的权力机构均为明清所沿用。为西南地方的中上级权力机构选官任职时，实行“参用土人”之法，土、流并用，即一方面由蒙古人亲自坐镇驻守，一方面也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官辅佐管理。至于低级权力机构，则几乎全用当地土人为官。

元廷尽管规定了对土官、土司的惩罚原则，有功者升官，有罪者惩处，但《元史·刑法二》载有这么一条：“土官有罪，罚而不废”，对地方土司给予了一定照顾。对于扰乱地方者，一般只是“遣使谕之”而已。总而言之，朝廷管制措施并不是特别严苛。

地方土司要定期向朝廷朝贡纳赋。而对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正式确立租赋征收办法正是自元世祖始，为此元朝在相关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编户籍民工作。元朝所征赋税以金银、粮食、土特产等为主，对于欠发达地区如宋朝一样少征收甚至不征收。纳赋一事使得这些民族地区正式划入中央王朝的版籍，与此前的羁縻制不可同日而语，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此外，元朝在西南土司地区还组织了为数不少的土兵，以维护元朝在当地的统治。无论是对内平叛，还是对外征讨，这些土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解决这些土兵的粮饷问题，元朝政府在当地实行“屯田自给”政策。如果遇有战事，土官、土司们还要额外出资输出金银、粮草、牛马、民丁等以供军用。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内地实行行省制，在西南地区也沿袭了元朝首创的土司制度，选择了“不废土司，因俗而治，与之相安”的做法（《四川通志·卷四十三艺文》李化龙《平播疏》）。西南夷来归者，即以原官授之。洪武四年（1371年），傅友德等人平蜀后，明太祖遣使谕之。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继来附，交纳元朝所授金牌、银印、铜章等物，以示臣服。明廷也照旧管理，仍置播州宣慰司，隶四川。明朝播州宣慰司下设草塘、黄平二安抚司，以及播州、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长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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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回顾了中世纪阿尔巴尼亚诸公国的建立和联盟的形成，介绍了曾在奥斯曼军队服役的斯坎德培如何逃回阿尔巴尼亚，并组织起军队与奥斯曼帝国对抗。此外，本书讲述了“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征——播州之役，梳理了统治播州725年的杨氏土司兴盛、反叛及败亡的过程；记述了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和沙俄第一、第二太平洋舰队在海上的较量，以及第二太平洋舰队以前没有过的远征。

前言

阿尔巴尼亚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奥斯曼帝国鏖战25次的斯坎德培

万历三大征之荡平播州——七百年杨氏土司覆灭记

对马海峡上的国运豪赌——东乡平八郎与日俄大海战